策略心理治疗

更新于 2026年11月18日 版权声明
第一章 策略心理治疗

由治疗师来引导治疗过程,针对每个问题设计特有的解决方法,这种疗法就可以被称为策略心理治疗。通常,治疗师和患者在治疗中所发生的一切是由双方决定的,但是在策略心理治疗中,治疗师会掌握大部分主动权去引导治疗。治疗师要辨识待解决的问题、制定目标、设计干预方案、观察患者的反应并不断改进方法,最终还要检验治疗结果是否有效。治疗师必须对他的患者及其社会场域保持高度的敏感并予以回应,但接下来具体该如何处理则由治疗师自己决定。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心理治疗师接受的训练是回避对治疗的引导和安排,要先等待患者的表达和行动,然后治疗师才能有所反馈。在精神分析、罗杰斯学派以及精神动力学等治疗方法的影响下,治疗师只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偶尔对患者的言行给予解释或者回应,而那个一筹莫展、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来寻求帮助的患者,倒变成了需要决定在治疗中做什么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患者,无论患者带着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治疗师总是用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来应对治疗。如果哪位治疗师在治疗中关注症状、主动设立目标、干预患者的生活、检验治疗结果,他就会被诟病为过于“操控”。这种消极治疗让整个心理治疗领域错失了众多具有良好效果的治疗方法,而这些方法早在二十世纪之前就出现了。

策略心理治疗并不是某个独有的方法或理论,它只是一个名称:治疗师直接影响患者的那些治疗方法都可以被称为策略心理治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各种策略心理疗法开始蓬勃发展,随着“治疗师应该负责安排治疗进程”观念的传播,各种类型的家庭疗法和行为疗法也逐步成长起来。关于治疗师是否应该在治疗中主动采取行动去引导改变的这一争论持续过一段时间。但到今天,显而易见的是,有效的治疗的确需要治疗师提供方法,而大家的分歧不过是如何去实施这些方法。

虽然治疗师的工作从被动逐渐变为主动,但对那些使用催眠技术的治疗师来说,他们的治疗过程始终保持着与既往一致的主动性。催眠师必须引导整个治疗过程,这是催眠的本质。其实催眠对各种治疗方法的影响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可以说,大部分治疗手段都能够追溯到催眠这门艺术:条件作用疗法无论说自己是源于桑代克还是斯金纳,从根源上来讲还是来自巴甫洛夫,而巴甫洛夫正是催眠理论的拥趸;交互抑制行为疗法的创立者约瑟夫·沃尔普(Joseph Wolpe),其作为催眠治疗师的经历也为他这一疗法的出现做出了贡献;动力学疗法,特别是其精神分析的形式,正是诞生于十九世纪末期催眠实验最鼎盛的阶段。弗洛伊德的方法原本就植根于催眠,尽管他将对催眠状态的直接引导变成了一种比较间接的方式,但是他的治疗依然是基于催眠取向的。在所有心理疗法中,没有受到催眠影响的例外也许就是某些家庭治疗方法。有些试图引导家庭成员发生改变的治疗师,确实从催眠技术中吸收了诸多理论,并将其引入家庭治疗领域,但对另一些聚焦家庭成员之间互动过程或结果的治疗师而言,催眠技术似乎对他们影响不大。然而,后者中的一个例外就是米尔顿·艾瑞克森,他所使用的改变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治疗方法仍然脱胎于催眠理论。

艾瑞克森可被视为策略心理治疗大师,在医学催眠领域,他也早已广为人知。他毕生都致力于催眠疗法的实验,运用多种方式去实施催眠治疗。然而,由艾瑞克森医生所发展的针对个体、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策略心理治疗却没有太多人知道。这种疗法并没有使用催眠这种形式。多年来,艾瑞克森医生经营着一家繁忙的心理诊所,处理各种心理症状和各个阶段的家庭问题。这期间,即使在他没有使用催眠形式的治疗中,其治疗风格依然是基于催眠取向的,以至于无论他做什么,我们都能在催眠中追溯到源头。他在自己的治疗中引入了各种类型的催眠技术,也运用了更多观念去扩充催眠理论,使其从一种程序固定的仪式转变为一种形式特别的沟通活动。

将米尔顿·艾瑞克森疗法作为催眠技术逻辑上的一种延伸,这也是认识策略心理治疗的方式之一。治疗师从催眠训练中可以获得诸多技能:如何观察人们及其复杂的沟通方式,如何诱导人们去服从指令,如何用自己的话语、腔调以及肢体动作去影响他人。同时,通过催眠学习,治疗师能够认识到人是可被改变的,能够接受空间与时间对人的可塑性的影响,能够了解如何引导他人变得更具自主性。一名催眠治疗师不仅会思考如何缓解患者的严重症状或者缩短其病期,也会考虑如何将患者的人际问题转而为其所用。与大部分治疗师相比,经历过催眠技术训练的治疗师,会更容易理解关系的改变能够引发人们主观感受与认知的改变。合理使用催眠技术的核心就是在治疗中运用策略性的思考,而艾瑞克森将其用到了极致。他既是一位具有实验精神的催眠师,也是一位具有实验精神的心理治疗师,他出人意料地将催眠技术中最具价值的理念引入心理治疗。一旦接受了这些理念,每一位心理治疗师都会因此具有更清晰的治疗思路、更强大的治疗技术。

大部分人,包括许多接受过临床职业训练的心理治疗师,都把催眠当作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情境。因为没有接受过催眠技术训练,他们会把催眠当作一种程序化行为:催眠师说“放松”,患者就沉沉“睡去”,然后接受催眠师的各种暗示;或者催眠师要求患者盯着一盏灯或其他什么东西,告诉他会感觉到眼皮非常沉,马上就会睡着了。外行人会觉得必须要有这些固定程序,否则就不叫催眠。鉴于人们对催眠持有以上这些和“睡眠”相关的刻板印象,人们很难理解催眠还能和一种不用催眠话术甚至与一大家子进行访谈的心理疗法产生关联。

本书提及的“催眠”,指的并不是一套固定程序,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沟通模式。米尔顿·艾瑞克森就此进行了数不胜数的探索,以引导患者进入催眠的恍惚状态。对他和当代其他催眠师的工作方法进行研究之后,人们发现,在这些方法中,人们似乎很难清晰界定其中的哪些属于催眠治疗关系,哪些不属于。艾瑞克森会用一种程序化的方式去引导患者进入恍惚状态,但仅仅是对谈而已,甚至谈话中根本没有提及与“催眠”相关的词语。他可以在和一个人说话的同时把另一个人催眠了,也可以在演讲过程中通过强调某些特别的字将观众中的某个人催眠了,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经常在事后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被他催眠了(如果确实有的话)。通过这类形式的探索,艾瑞克森重新定义了经过催眠而进入的恍惚阶段,他认为这并不是某个人的个体状态,而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特殊交流形态。一旦从这个角度去重新理解催眠,你就可能接受对于催眠更宽泛的概念界定,理解在多种情境中所呈现的催眠形式,尤其是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强烈卷入状态。

临床心理治疗师对催眠的偏见会阻碍其对催眠技能的理解和使用。人们应该记住,催眠的“定义”可以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而变化。在心理治疗被当作一种宗教体验的时代,催眠是一种神秘仪式。当心理动力学理论发展壮大时,催眠又被认为是一种移情现象(作为心理治疗界派别斗争的产物,催眠也被精神分析师们贬低为肤浅的同情式疗法,或者被曲解为精神分析的一种特殊变体——催眠分析)。当下,催眠正在经历着一个被科学过度检验的阶段,大量研究正在试图阐明催眠并不存在,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催眠的恍惚状态与人们醒着的状态并无差别。在科学时代,催眠开始变得平平无奇。但是大部分这样的研究结论并非来自临床心理学家,因为研究状态下的催眠和治疗状态下的催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结构。无论有多少长篇累牍的调查报告声称“催眠”并不存在,作为一种针对患者症状进行工作的治疗方法,催眠还是会被继续使用下去。既然催眠能够在宗教时代活下来,它就能够在科学时代继续活下去。如果条件作用疗法能够进一步发展并得以普及的话,说不定催眠就会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条件反射现象,人们会用学习理论来解释催眠后的恍惚状态。

但是本书特别关注的是将催眠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互动形式,而不是一次宗教体验、一种移情状态,或者一段条件反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催眠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沟通方式,是一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通过艾瑞克森疗法,我们完全可以在人际关系框架中去理解催眠这一神秘现象。

通过对催眠师与治疗师各自除技术以外的共同之处加以概括,我们可以很好地阐释催眠与治疗的关联性。有效的催眠手段是具有策略性的,而这些策略与其他各种治疗方法中所呈现的策略是非常相似的,比如关于目标设置、步骤实施以及处理阻抗的具体技巧等。

目标

催眠师的最根本目标是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感受性反应以及意识,次要目标是去扩展患者的经验范围——为他提供新的思考模式、感受模式以及行为模式。催眠师和治疗师都是在通过利用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为其带来变化,拓展其能力范围。

步骤

从催眠的各个步骤以及艾瑞克森的各种诱导方法来看,我们会发现,无论形式有何不同,其实施对象和步骤都是一致的。催眠师“指导”患者“自发地”改变行为,然而如果患者的行为是服从指令,那他就不可能“自发地”给出反馈,这是催眠疗法的一个悖论所在。在这套机制里,催眠师所释放的信息同时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照我说的做”,另一层是在无声地说:“不要听我的,做你自己的。”患者要在其中经历一种改变,呈现出恍惚状态,来适应这样一套矛盾的指令。

这套自相矛盾的程序,其步骤可以分解为以下两步:(1)催眠师指导患者做一些能“有意识”进行的行为,比如盯着一处、关注自己的一只手、以一种特定的姿势坐着、想象一幅画面等;(2)催眠师指导患者,使其产生“被动”反应(或“潜意识”反应),比如要求患者感受到自己的手在动(虽然患者并没有想要它动)、感到眼皮很沉、感到肌肉放松、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体验某些身体通道的开启或关闭,或者感受一些其他非自主意识控制的反应。在一些非催眠形式的情境中,这些指令也常常被使用:治疗师先是要求患者放松,然后让他思考一个观点,注意一种新感受,浮现一个新想法,或者体验另外一些不知不觉产生的东西。比如,当一个医生告诉患者“这个药一天吃三次,你就会感觉好一些”时,这个医生就是在通过要求患者做一些有意识的事情(吃药),去获得一些非自主意识所控制的改变(感觉好一些)。同样,对于催眠师来说,他要的不只是一个有意识的回应,因为他并不想让患者仅仅像个机器人那样去执行命令,他既想让患者执行指令,还想让其完全潜意识地、自发地参与其中。

其他心理治疗方法也会使用上述步骤。治疗师指导患者去做那些有意识的主动行为,然后对其提出要求或与之沟通,帮助患者去呈现一个潜意识的自发性改变。不同流派的治疗方法在这一过程中会强调不同的方面,一些流派会弱化指令,强调患者的自发性;还有一些流派则强调引导,弱化自发性。

举例而言,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师会指导患者有意识地完成一些设置,比如按时出现、付费治疗、躺在沙发上。然后分析师会通过要求患者进行自由联想、提供可被分析的潜意识梦境,来帮助他获得潜意识的自发改变。分析师并不想让患者只是服从指令,而是想让患者通过自发而独立的反应去参与治疗。因此,精神分析疗法所关注的重点就是患者潜意识的自发性,而分析师的指令是被弱化的,是隐藏于治疗框架之中的。

在行为治疗中也存在相似步骤。治疗师先引导患者有意识地主动做某事,比如列出一个焦虑事件清单并将这些事件排序,再比如保持某个特定坐姿。接下来,治疗师会指导患者如何去“放松”,如何“不再焦虑”。尽管这些状态不会主动出现,但它们一定会发生。治疗师还会让患者在某些特定情境中“坚持”自己,他不想让患者只是服从指令,而是想让患者自发地改变,从而可以不再焦虑,轻松地坚持自己。

正向与负向强化的条件作用疗法也会使用这些步骤。治疗师对患者的某种恰当行为给予强化,会促使患者自发地将这种行为应用到其他同类情境中去。在治疗中,治疗师想要的是患者当下的反应,而不是已经习惯化了的机械反应,这样一来,患者以后依然在其他场合中可以独立地做出正确反应。在这一疗法中,治疗师强调其治疗过程的指令性,而弱化对自发性改变的关注。有时,应用这一疗法的治疗师会将这些自发性改变视为“学习”的结果。

阻抗

催眠和治疗更相似的地方在于,二者的工作都是在自愿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患者并不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上述指令和步骤,他们都是有求而来的。但是,患者也经常会抗拒治疗师给予他们的指令,尽管主动来接受催眠或者寻求治疗的也是他们。因此,催眠和治疗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需要去激发患者充分配合、服从指令的意愿,处理他们的阻抗。

虽然催眠和治疗的工作关系都是自愿形成的,但是在开始阶段,催眠师和治疗师都需要对患者进行一些引导,甚至要用一点儿“推销”手段。有时,催眠师或者治疗师会向患者强调,如果他能够配合,他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改善,否则他将一无所获,以此作为刺激,使其保持合作。但是有时,即使催眠师或治疗师百般鼓励,患者仍然会抗拒他们所提供的各种好处。

在催眠中,有两种类型的阻抗比较常见:不够配合和过于配合。当一个患者没有像他应该呈现的那样做出反应,而是很抗拒时,催眠师通常会有一套常规的方法来处理这种情况。与其他催眠师不同,米尔顿·艾瑞克森会改变他的治疗手法来处理患者的阻抗,以实现催眠目标。在对催眠中存在的阻抗进行探索的同时,米尔顿·艾瑞克森也在研究如何在治疗中处理患者的症状。他对患者的症状所采取的非催眠形式的治疗手段,与其处理催眠中的阻抗的方法是一样的。一旦理解了其中的相似性,你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艾瑞克森的很多治疗技术。

当一个人出现某种症状时,这意味着他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问题行为了,而那些问题行为往往是非自愿行为。那些患有恐怖症、强迫症的患者,以及那些酗酒的人,他们一直以来的痛苦就是一边抗拒自己的问题行为,一边又无法控制它们。主动来接受催眠的人也常常会不遵循指令,他不一定是在拒绝催眠,可能只是在用行动表示他做不到。或者,有时他们会做与催眠指令相反的事,但又表现出自己并不是故意要这么做的。例如,催眠师要求一个患者把手放在椅子扶手上,然后告诉他,手会越来越轻,他的手臂会慢慢抬起来,而他可能不会抬起手臂,他会说“手越来越重了”。催眠的艺术就在于要处理这类阻抗,然后使患者获得改变,心理治疗同样如此。

鼓励阻抗

当患者被告知他的手会越来越轻,但是他却说“手越来越重了”时,催眠师不会说“那砍掉它吧”,他会接受患者的这个反应,甚至鼓励这个反应,他会说:“好的,你的手还会越来越重。”这种接受的方式是非常典型的催眠技术,也是艾瑞克森进行心理治疗时经常使用的基本治疗手段。当治疗师或者催眠师接受甚至鼓励患者表达阻抗的时候,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患者试图抗拒的行为竟然变成了对催眠师或者治疗师的配合。患者发现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是对催眠师指令的服从,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被看成合作。而一旦他开始合作,治疗师就可以帮助他开启另一种新的行为模式。艾瑞克森将这个过程比喻为改变河道——如果靠堵塞去阻断河道,那么河水只会围着阻塞处打转,但如果他“接受”了河水的力量,将它引入一个新的流向,这股力量就会开辟出一条新河道。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因为莫名的头痛前来寻求帮助,艾瑞克森会在患者表达阻抗的时候“接受”他的头痛,关注患者头痛存在的必要性,而不是头痛的持续时间、频率或者程度(这些因素对于让头痛消失来说都是因人而异的)。

在艾瑞克森关于夫妻治疗与家庭治疗的大量案例中,我们都能够将他的各种治疗性干预追溯到催眠这个源头,尤其是他对患者在治疗中出现的阻抗的处理方式。在进行夫妻治疗或者家庭治疗时,艾瑞克森通常会让患者刻意做一些生活中已有的日常互动,然后使用一系列手段去促使患者产生自发性的改变,或者通过鼓励患者的这些行为来促使改变发生。他很少告诉一对夫妻不要做什么,如果一对夫妻争吵不休,对合理建议置之不理,艾瑞克森就会运用“接受”的方法去指导他们吵架,但是他会改变吵架的地点、时间或一些其他因素。在患者对此的反应中就蕴含着自发性的行为改变。

更坏的选项

治疗师希望患者可以自己开启一种新的行为模式、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但与此同时,他不希望患者脱离其有效的治疗框架。治疗师和催眠师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患者既能够服从指令,又可以获得一种自发性,能够独立地做出选择,开启新路径。

针对这个问题,艾瑞克森有一种非常典型的处理方式,那就是给患者提出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往往会激发患者做出另一个选择。如果艾瑞克森想让患者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他会先给出一个患者并不喜欢的指令,患者在抗拒之下往往会转向另一个他更能充分参与的选项。例如,艾瑞克森希望患者遗忘一些事情,他会先要求患者去忘记一些其原本更想记住的东西。这是患者不愿意做的选择。于是,与之相对,患者会彻底忘记另一些“他自己”选择忘记的东西,而这恰恰是艾瑞克森希望他做的。

艾瑞克森是这样解释此类方法的:“治疗师通过提出这类要求,为患者将要做的事情分了一个组,比如‘锻炼’组,然后从这一组中选出一个患者不太愿意去做的事情,诱导患者在潜意识中‘自发地’从该组其他事情里选出一个自己想做的。这种方法能够激发患者去自主发现那些对其深有裨益、又使其乐在其中并能取得成功的事情。”

尽管治疗师和催眠师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以和蔼可亲的鼓励为主的,但如果患者不配合,他们也并不总是和风细雨的。有时候,他们会策略性地给患者提供一个他并不喜欢的选项,从而诱导其选择另一个;有时候,他们则需要运用威胁或者一种特殊手段去促使患者发生改变,避免其陷入更糟糕的境地。举例来说,催眠师可能会这样问:“你是希望现在进入催眠,还是稍后再说?”这种方式可以让催眠师避开患者是否想进入催眠状态这个议题,而是给患者提供了一个更容易的解决之道:他可以选择“稍后”进入,以避开即刻就要被催眠的状态。同样,催眠师还可以问:“你想进入深度催眠,还是浅度催眠?”患者如果对催眠有阻抗,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选择浅度催眠,但如果没有深度催眠这个更可怕的选项作比较,他很可能连浅度催眠也不会选择。

艾瑞克森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能让患者发现与放弃症状相比,保持症状更难。有些方法堪称“仁心辣手”,比如在患者症状严重程度超过预期的日子里,让其凌晨两点起床锻炼。在另外一些案例中,艾瑞克森会结合使用“分心”技术,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催眠手段,通过使患者在症状出现时伴随产生另一些痛苦体验,来消除症状。

通过隐喻沟通促成改变

当患者对指令有阻抗时,催眠师可使用的另一种处理方式就是借助类比或者隐喻进行沟通。例如,如果患者对A有阻抗,催眠师可以谈论与A有隐喻性相关的B,患者就会在A和B之间产生一个“潜意识”的联系,从而做出合理反应。在复杂的催眠诱导方式中,催眠师可以用言语的方式,也可以用非言语的方式表达这种隐喻。比如,当患者被暗示手越来越轻、会渐渐抬起来的时候,催眠师自己通常会抬起头,提高声调,以某种隐秘的类比向患者暗示手的移动。如此,患者就会对催眠师的动作和声音变化产生反应。如果患者曾经接受过催眠,那么催眠师想要使其自发地进入催眠状态,就会和患者讨论当下这个房间或者这个情境与患者之前进入催眠时的状态有多么相似。患者对这种类比产生反应后,就会在当下这个房间或情境中产生一种与之前相似的行为。同样,如果在一个患者被催眠的过程中有其他人在场,催眠师会和旁观者进行与患者具有隐喻性相关的交谈,让患者在看起来丝毫没有被关注的情况下进入催眠状态。这种类比、隐喻式的催眠手段对具有阻抗的患者特别有效,因为他们很难抗拒一个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指令。

米尔顿·艾瑞克森是一位隐喻大师,他通过对患者的倾听、观察以及回应,去处理彼此之间持续交流过程中蕴含的多重隐喻信息。他使用隐喻就像大部分人进行有意识、有逻辑的交流那么得心应手。他对患者的指令通常并不是简单直接的,而是包含着与患者症状相关联的各种隐喻。在常规催眠不适用的情境中,他会使用隐喻技术。很显然,这与其在多年的催眠生涯中尝试对患者进行意识以外的隐喻性暗示有关。(https://www.daowen.com)

下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当艾瑞克森与一对性生活有障碍却又不愿正面讨论的夫妻进行工作时,他会使用隐喻来解决问题。他在这对夫妻的生活中选出一些与性关系类似的事件,像改变性行为那样去改变这些事件。比如,他可能会和这对夫妇聊聊关于共进晚餐这件事,根据他们各自的喜好循循善诱。他们会一起讨论妻子有多么喜欢那些正餐前的开胃菜,而丈夫更喜欢立即享用主菜中的肉和土豆;妻子更愿意享受安静闲适的晚餐,丈夫则希望可以速战速决,填饱肚子就行。如果这对夫妇意识到他们所谈论的上述内容和性行为有关联,艾瑞克森就会迅速转移到其他话题上,过会儿再回到这个隐秘的类比上。当讨论结束时,他会指导这对夫妇在某个特别的晚上安排一次愉快的晚餐,要让彼此都能够得到满足。如果这次晚餐圆满成功,夫妻俩就会从这顿令人愉悦的晚餐中获得一些方法,转而去建设一段令彼此愉悦的性关系。而在此期间,他们可能丝毫没有意识到治疗师其实是刻意谋之。

对于使用隐喻进行工作的治疗技术,艾瑞克森不仅将其应用在与患者的语言交流中,甚至扩展至患者的生活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艾瑞克森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本身所携带的重要信息就是隐喻。当艾瑞克森还在伍斯特州立医院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患者,称自己是耶稣。他整天裹着一层床单,像救世主那样到处巡视,宣扬教义。在医院的广场上,艾瑞克森慢慢靠近他,问道:“我想你以前做过木匠?”[1]这个患者只好回答是的。于是艾瑞克森让这个年轻人参加了一个制作书架的特别项目,将他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工人。

艾瑞克森在这家医院处理的另一个案例是关于一位有才干的企业家的,他因为破产而陷入抑郁。他在医院里哭个不停,双手在胸前反复地前后晃动。艾瑞克森告诉他:“你是一个经历过跌宕起伏的男人。”艾瑞克森还让他把双手从前后晃动改成上下晃动,然后带他去见职业治疗师。艾瑞克森指着这个男人晃动的手,说:“在他手里各放一张砂纸,在两张砂纸之间竖着固定一块粗糙的板子,这样他就可以打磨木板了。”这个男人开始有了些事情做,慢慢停止了哭泣。接下来,他不停地打磨木板,还把它们雕刻成象棋进行售卖。后来,他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尝试出院回家。出院后的第一年,他就在房地产领域赚了一万美金。

尽管艾瑞克森会使用隐喻和患者进行沟通,但他和其他治疗师之间仍存在显著的不同,他不愿向患者去“解释”那些隐喻的含义,也不会把“潜意识”的沟通内容翻译成意识层面的语言传递给患者。无论这个患者以隐喻的方式说了什么,艾瑞克森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应。他将隐喻融入寓言、人际互动、指令等,以不同的形式促成了患者的改变。艾瑞克森似乎觉得在与患者的交流中,对那些沟通内容的翻译,会阻碍其改变的深度与速度。

他不仅避免去解释患者表述的内容,也不对其肢体活动进行解读。艾瑞克森以对非言语行为的敏锐观察而闻名,但他对所接收到的信息仍保持着非言语的状态。例如,一位女患者曾经告诉她的治疗师说:“我喜欢我的丈夫。”她边说边用手挡住了自己的嘴巴。这位治疗师对她解释说,遮挡嘴巴这个行为表示她对自己所说的话是有所保留的。治疗师用这种解读来帮助女患者去认识自己那个“潜意识”的手势。艾瑞克森就从来不会做此评论,他会接纳女患者的这个手势,并将其作为一种完全合理的交流方式。艾瑞克森认为将女患者的这个非言语信息转化为另一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对治疗是一种破坏,对患者也是一种冒犯,是对原本非常复杂的表述内容过度的简单化,这尤其糟糕。对潜意识的沟通内容进行顿悟式的解读,就像把莎士比亚戏剧高度浓缩成一句话一样,是非常荒谬的简化。

艾瑞克森不仅会在其治疗操作中使用隐喻技术,还会在收集信息的时候使用隐喻。有一次,当艾瑞克森和一名因为幻肢痛而来求助的患者交谈时,有位访客也在场。患者是一位七十一岁的老人,从屋顶上掉下来摔坏了胳膊,不幸截肢。数月来,他感到那条已经不存在的胳膊疼痛难忍,无论采用任何治疗都无法缓解,最后他来到凤凰城找艾瑞克森。在谈话中,患者和艾瑞克森讨论了自己的恢复情况,还提到了自己的两位兄弟。事后,艾瑞克森在与访客讨论案例的时候,表示他只知道患者的一个兄弟,可能患者还有另外没提及的亲人。艾瑞克森还注意到患者非常含糊地表示过他好像有不止一段婚姻。访客询问艾瑞克森为什么不向患者问清楚他的其他亲人。艾瑞克森这样回答道:

“这个患者从事铺地板的工作已经二十七年了。大部分人做这一行可能都坚持不了十五年,但他干了几乎两倍于此的时间。如果我确实想多了解一些他的家庭背景,我会和他从驱车行驶在荒漠里开始聊起。我开车沿着公路疾驰,途经荒漠中的一处高地,绕着那处高地转。突然,我看到一棵非常寂寞的铁木树伫立在那里,它的一根枝干断了,也许是高地周围肆虐的狂风造成的。”

“我会用‘铁木树’这个意象,是因为患者之前的工作经历。一棵被折断了枝干的铁木树,可能是被高地周围的大风摧折的。接下来,我可能会和他聊聊铁木树周围的那些灌木丛,因为一棵树不会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由此,我就能了解他的家人。‘如果我能够是那棵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2]”

访客对这种收集信息的方法感到困惑,询问艾瑞克森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去了解患者的家人。艾瑞克森回答说:“因为当我问到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时,你会把他们放进一个与你的教育背景相称的社会框架中去介绍。而当我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去询问时,得到的信息就会迥然不同。那棵孤独的铁木树上有被折断的枝干。”艾瑞克森似乎很喜欢这个意象,联想到他与病魔斗争的艰辛,或许是因为其实他自己更像一棵荒漠中的铁木树。他继续说道:“当我提到看看四周那些低矮的蒿属灌木丛、高些的豆科灌木时,这位患者就会开始谈论自己的孙辈和其他家人了。”

鼓励旧症复发

有时候,当患者的症状有所改善,特别是改善过快时,艾瑞克森会要求其重返过去的状态。绝大部分治疗技术似乎都不会采用这种非常规手段,但如果仔细研究在催眠中出现的阻抗,我们就会从逻辑上理解这个方法。

催眠中的典型问题之一就是患者过于配合。有的患者会特别急切地听从催眠师的所有要求,甚至常常提前预测这些要求。这导致我们没办法判断究竟是谁在掌控治疗过程。但这类患者往往也会在某个时候忽然停止配合,表示:“我根本不相信这会管用。”催眠技术对这种“过于配合”的阻抗给出的处理方法就是——“挑战”他。催眠师通过挑战患者,激发其对催眠师的抗拒,也就是说,让患者极力不配合,从而无法执行催眠师的指令。比如,催眠师会说:“我想让你试着睁开眼睛,然后发现你做不到。”以一种或微妙或直接的方式对其进行挑战,迫使患者产生抗拒,继而承认自己做不到。

对于过于配合、恢复过快的患者,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师可能会把这种现象解读为阻抗,或者是患者在假装痊愈。他们持此观点是因为其治疗理论认为患者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所以他们会错把进展神速解释为过度配合。但从另一种角度来说,这种解释也像是对患者的一种挑战。

艾瑞克森经常用挑战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情况,但他会对患者提出要求而不是对其行为进行解读。如果一个患者过于配合,好像其症状改善得特别快,他就极有可能对治疗表示失望,然后旧症复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艾瑞克森会接受患者的症状改善,但要求患者来一次旧症复发。患者对此表示抗拒的唯一办法就是拒绝退回到从前的症状中,从而继续保持进步。在使用这种方法时,艾瑞克森会通过各种说辞来让患者觉得旧症复发是合理的。对此,他最精彩的说法之一就是告诉患者:“我想让你退回到过去,就像你第一次来见我时那么糟糕,因为我想让你看看是否从那时起,你就有什么是想要弥补和挽回的。”如果这个手段奏效,成功地激发了患者的阻抗,那么这种让其退回到从前的指令,就能够阻止其退回到从前,就像挑战会促成一个催眠反应的产生一样。

用抑制来刺激反应

处理阻抗和激发患者反应从而使其产生“自发性”行为的另一项技术,就是用抑制来刺激反应——这也是艾瑞克森在催眠治疗及家庭治疗中使用的典型技术。当一个患者对催眠师的指令没有给予足够充分的回应时,艾瑞克森会建议催眠师在这个时候抑制其反应。也就是说,催眠师本来要求患者以某种特定形式进行反应,当患者开始对此有所反应时,催眠师要叫停这个反应并且迅速发出其他指令,如此重复数次。等过后催眠师再次提出之前那个要求时,患者就会给出更积极的反应,因为此时他已经积累了相当充分的心理准备,而之前却遭到了阻挠。

艾瑞克森会将这个方法应用于家庭治疗。在有些案例中,在他与一家人进行面询时,某个家庭成员会缄默不语,无论如何鼓励也不回应,这和患者越被激发越不反应是同一种状况。在家庭治疗中处理这类问题时,艾瑞克森会先禁止这名家庭成员发言。

在另一个案例中,艾瑞克森就使用这种方法让一位原本不太配合的丈夫后来“自发”决定和妻子一起来进行治疗。艾瑞克森是这样处理的:当丈夫拒绝参与治疗时,艾瑞克森就单独会见妻子。在每次会谈中,艾瑞克森都会故意提到一些事情,他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丈夫不同意的,但他会对这位妻子说“我猜你丈夫一定同意这个”或者“我不确定你丈夫是如何理解这个事情的”。丈夫从妻子那里听到了治疗师对自己的这些误解,立刻坚持要妻子为自己预约去见治疗师,想当面跟艾瑞克森澄清那些误解,而治疗也得以展开。

空间与位置的运用

催眠中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对空间定向的利用。患者对空间和时间会产生错位感,这让催眠师意识到空间与时间其实都是人们的一种主观体验。患者可以坐在这个房间中,却相信自己是在另一个房间中;他也可以坐在房间某处,却看到自己在房间的对面;他可以觉得此时是彼时、催眠师是另外一个人。催眠师从患者的这些体验中认识到他们是依据视觉和听觉线索来确认自己的位置的,如果这些线索发生改变,患者的态度也会随之发生转变。

显然,就是上述背景让艾瑞克森意识到,在进行家庭会谈的时候,如果家庭成员的空间定向发生转移,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就可以发生变化。和大部分家庭治疗师相比,艾瑞克森更乐意在办公室中调换家庭成员的位置、形成不同组合。如他所说:“和一家人进行工作时,我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但我也会自由决定是让他们继续留在办公室还是暂时出去。当他们进入办公室时,我喜欢随机招呼父亲坐这张椅子,母亲坐那张椅子,姐姐坐这边,弟弟坐那边,这样先定下一个基调。用不同的方式安排好位置,我就对他们每个人有了一个空间上的定位,这样,在会谈中,所有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位置。与他们交谈时,我会对着某个特定的位置讲话,让其他人也可以听到。当某个人与我交谈时,其他人也可以旁听。空间的划分可以防止交谈被其他人打断,也可以使其他人保持更加冷静客观的态度。”

“如果我请某些家庭成员,比如母亲,先离开办公室,我会郑重地让父亲坐到母亲的椅子上;或者请孩子先离开办公室,我就让母亲坐在孩子的椅子上,至少坐一会儿。‘坐在妻子的椅子上,也许你会感受到一些她对我的看法。’我会这样说,‘坐在儿子的椅子上,你可能会对他有更清楚的认识。’通过与整个家庭进行一系列会谈,我不断地将他们打乱重组,原本是母亲的位置现在可能是父亲在坐着,家庭分组仍然保留,但会被重新排列。这就是在改变一个家庭的时候你要寻找的东西。”

这种空间定向不仅是看上去会让人联想起常规催眠,实际上,它与艾瑞克森的催眠步骤更是高度相关的。艾瑞克森将自己的家庭治疗步骤归纳为这样几步:首先界定每个家庭成员的位置,然后改变其位置,从而让这名成员发生改变。同样,在处理患者的阻抗时,他也会使用不同方式,通过确认患者的位置来接受并标示这些阻抗。例如,他会说:“你发现自己坐在那把椅子上的时候就变得非常抗拒。”然后他让这个人移到另一把椅子上,把抵触留在之前的位置上——那里是阻抗形成的地方。

强调积极力量

十九世纪末期,关于“潜意识”的概念,开始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分支流派。西蒙·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是一股邪恶力量,它试图冲破障碍进入意识层面。他的治疗方法建立在对意识和理性认知之外的那些概念持怀疑态度的基础之上。“潜意识”概念的另一个分支流派则是由大部分催眠师组成的,他们强调潜意识是一种积极力量,会让人们去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因此,催眠师们往往会建议人们在生活中要允许自己潜意识的自由表达。艾瑞克森倾向后者的观点,在其催眠和家庭治疗中,他更强调患者行为中的积极力量,这是因为他认为患者具有与生俱来的成长需求;同时,如果强调其积极的一面,患者就会对治疗给予更多配合。在这方面,他和精神动力学取向的治疗师迥然不同,后者的解读往往呈现的是患者的负面感受和对抗行为。艾瑞克森会把患者的行为重新贴上一个积极的标签,去鼓励其变化。他不会轻视困难,但他会在困难中发现可以被用来改善个人或者家庭功能的积极因素。他认定患者身上具有正面力量,这些力量需要被释放出来效力于人们的长远发展。他并不认同人们一定会在潜意识中释放敌意。进行夫妻或者家庭治疗时,他不会关注夫妻之间或者家庭成员之间不成功的相处方式,而是去发掘他们关系中有价值并且能够被发扬光大的那些地方。这种对积极因素的强调显然正是来自他的催眠经验。

播种观念

艾瑞克森喜欢在催眠引导中“播种观念”,就是先帮助患者确立起某些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工作。他会在沟通的初始阶段就特别强调某些观念,为以后让患者呈现某些回应做好准备。同样,在家庭治疗过程中,艾瑞克森会在信息收集阶段就向患者介绍某些观念。之后,如果情况合适,他就可以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工作。如此一来,艾瑞克森的催眠和治疗便有了连续性,虽然他在这个过程中会引入新的观念,但这一方法使得他的治疗始终保持在之前就已经确立的工作框架中。

放大改变

艾瑞克森催眠技术的重要特征是,他会在催眠中先去尝试获得一个小反应,然后以此为基础,不断放大这个反应,直到最终实现目标。他经常警告催眠师要避免那种冒进似的快速推进,应该接受患者当下的每一个微小反应,然后努力放大它。这也是艾瑞克森家庭治疗的典型特征,他会先寻找一个小变化,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展。在关键区域,一个看上去很微小的变化也会使整个系统发生转变。他有时会这样比喻:这就像堤坝上的一个洞,即使是一个小洞,也会影响整个堤坝的结构。

在家庭治疗领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家庭治疗师关注的是改变一种家庭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互动模式被不断地重复运行从而趋于稳定。通常,家庭治疗师会酌情使用两种方法来改变这个系统:(1)利用这个家庭系统引发一次危机,迫使整个家庭必须对其内部的互动模式做出改变;(2)从这个系统中选出某个互动模式,促使其发生改变,并通过强化和鼓励促使这种变化不断地发生,从而让整个系统失去稳定性,重新形成一系列新的互动模式。艾瑞克森可以通过引发一场危机去促成改变,但他更愿意对一个小变化不断施加影响,并以此为基础,促成更大的改变。这种治疗方法呈现了艾瑞克森在催眠中学到的放大患者反应的技术特征。

遗忘与信息控制

不同的家庭治疗流派有不同的理论前提,这些前提解释了患者在治疗中发生改变的原因,也是治疗师进行治疗工作的依据。例如,治疗师普遍认为表达感受、获得顿悟能够带来改变。所以这类治疗师往往会鼓励家庭成员互相表达情感,并帮助家庭成员去理解彼此的既往经历对其当下行为的影响。同时,治疗师常常会努力支持家庭成员之间保持开放的、流动的沟通,从而让每个人都可以和其他人畅所欲言。但艾瑞克森的家庭治疗不是这样的,虽然在某些特殊个案中,他也会强调表达感受或者相互理解的重要性,鼓励开放的交流,可在一般情况下,他不会这么做。他通常的做法是单独会见每个家庭成员,如果对整个家庭进行会谈,他会负责组织谈话内容、谈话方式,从而让家庭成员在其指导之下去实现治疗目标。有时,他会先与妻子会谈,向她提出某些要求,然后与丈夫会面,给他提一些不同的要求。他不鼓励、有时甚至会禁止他们讨论发生了什么。他一般会先进行单独指导,正是这些指导让夫妻接下来能够进行开放的交流。艾瑞克森通常在家庭治疗中依据的基本准则是:要对家庭成员一视同仁,不要只支持某个人或某一方而抵触其他人。无论如何,一旦他进入这个家庭系统,他就会投入系统的各个环节,注意控制治疗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信息对家庭成员的影响。

艾瑞克森的这种治疗方法与其他大部分家庭治疗师的方法截然不同,人们好奇其根源在哪里,我认为它脱胎于催眠技术。艾瑞克森作为催眠师的职业经历,让他在治疗过程中倾向于去负责、指导、掌控所发生的一切。而且就像很多催眠师一样,他也是一个控制患者意识与认知的高手。艾瑞克森对于个体的概念化分为两个部分,潜意识层面和意识层面,而他的工作就是指挥潜意识想法流向有意识的认知。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将既往潜意识的创伤性体验带到意识层面,这是他早期催眠工作的方法之一。他训练患者进入已经被遗忘的事件,然后对创伤唤醒过程进行系统性干预。通常情况下,患者的既往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会被唤醒或激活,但当他清醒过来时,这些回忆就会被遗忘,接下来,艾瑞克森会慢慢推进,或者使用某些特殊方式,将信息逐渐从患者的潜意识层面转向其有意识的认知。有时,这个过程中也会包含对(创伤)情境的顿悟,但患者清醒之后不会记得这种顿悟。这种顿悟只有在之后患者需要的时候才会被再次提取出来。在我看来,这个过程与艾瑞克森对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所进行的操纵过程非常相似,他允许其中一部分信息在家庭中继续流动,直到他所追求的目标得以实现。

唤醒和脱离

艾瑞克森和其他家庭治疗师一样,在强调家庭和谐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家庭成员的自主性。如果症状的表现者是儿童,他倾向于从与孩子过于亲密的父母那里寻找症结,然后进行干预,以提供更多的空间实现分离。如果问题是青春期分裂症,他会直接帮助年轻人从对家庭病理性的紧密纠缠中脱离出来,开启属于自己的生活。当家庭中两个人彼此的联结太过紧密,以至于他们与其他人完全隔绝时,这种强烈纠缠的二元关系会受到催眠师的关注。在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催眠师会专注于他的患者,争取使其对自己的指令做出充分反应,尽量不受其他刺激的干扰。当催眠师对整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进行观察时,他会对彼此强烈卷入的两个人迅速做出判断并进行干预。同时,我认为,对催眠师唤醒患者的过程的认知,与将人们的关系从过度卷入状态转移到比较随意状态的治疗性干预高度相关。我们常常认为,从一种催眠状态中被唤醒很简单,就是对一个信号进行回应,比如“醒过来”或者数“一二三”。但是当一个人真正观察催眠师和他的患者时,会发现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催眠师不仅要给出一个信号,还要用身体语言进行提醒。他的肢体动作会变化、音调会变化,他还常常会顾左右而言他。患者也会从恍惚状态逐渐变为更具社交性的交流状态。当患者不愿意醒来时,他会继续停留在恍惚状态中。这时,催眠师常常会夸大自己非催眠性的社交行为,从而要求患者以一种更放松的社交方式对他做出反应。在我看来,艾瑞克森利用了他在唤醒患者方面的丰富经验,并将其运用到干预方法中,以改变家庭成员中存在的过度紧密的二元关系。

回避自我探索

和执着于帮助人们搞清楚他们的交往模式出了什么问题相比,艾瑞克森更愿意给他们布置一项任务来改善他们的关系。对导致问题行为的可能性原因不做过多解释,这是艾瑞克森治疗方法的激进之处。尽管从未公开表达,但艾瑞克森在工作中确实认为,如果治疗师总是极力帮助人们去理解其行为的“原因”,那么他其实是在阻碍真正的治疗与改变。

精神动力学关于变化成因的最基本观点就是,如果一个人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动机,他就会从痛苦的症状中恢复过来。这个观念似乎是从十九世纪“理性人”理论中延续下来的。弗洛伊德认为,人是不够理性的,但是如果了解了自己潜意识中的力量,人们就会变得理性。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压抑被认为是精神病理学的基本成因,通过意识层面的顿悟解除压抑是治疗工作的基本关注点。这一治疗技术的核心就是对患者的言行进行解释,让他意识到自己由移情引发的对现实的扭曲理解。

随着精神病理学变得越来越“人际化”,心理治疗的焦点也发生了轻微转变。沙利文强调治疗师要帮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人际交往障碍,如果患者能够“明白”他在做什么,特别是能够将其当下与过去“联系”起来,他就会获得改变并逐渐康复。

随后,当治疗师开始与整个家庭展开工作,而不再只局限于个人时,大部分治疗师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工作理念,即有意识的觉察能够带来改变,而体验或情绪意识只是治疗主题的偶然变量,只要家庭成员能够理解他们的相处模式及其形成原因,那么整个家庭系统就会发生变化。有些时候,治疗师使用心理动力学的解释来帮助家庭成员发现他们内摄的既往意象,有时候他们用更“沙利文派”的解释方式去引导家庭成员探索他们的交往障碍和对彼此的激惹模式,某个家庭成员对治疗师的挑衅与移情也常常被治疗师拿来进行解读。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行为治疗师提出了关于改变的另一种理论。他们不认同一个人对自己行为原因的认知能够带来改变。在这些治疗师的工作中,交互抑制的治疗步骤和精心设计的行为强化,都是基于治疗师这样的认知:只有改变问题行为的强化模式,才能真正改变这个行为。其他家庭治疗流派也有着相同的看法,即治疗师对家庭系统的干预方式会带来变化,与参与者的认知无关。因此,如果患者在对其行为的意义或功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能够产生治疗性改变,这就更值得尊敬了。这种改变,相比帮助患者去了解他们行为原因之后产生的变化会持续更长时间。

然而,当今受过良好训练的普通临床心理治疗师仍然倾向于向患者做出解释,这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他可能会讨论人际行为、系统理论、行为强化或经验性事件,但他的治疗技术还是主要依赖于描述患者的行为,并帮助他们理解其行为的原因。大部分临床治疗师如果没有关注患者对其行为的“理解”,就会在治疗中觉得束手无策,其治疗手段也仅局限于一些冷僻的行为调节与矫正步骤。而艾瑞克森做了另一种选择,也就是本书所呈现的他的一般性治疗方法。

米尔顿·艾瑞克森作为一名受过多年正规训练的精神科医生,却另辟蹊径,走上了一条独创的道路。在他接受训练的时期,弗洛伊德对催眠的反对限制了几代年轻的精神病学家去使用这门治疗艺术。然而艾瑞克森学习了催眠,并将其广泛应用于自己的治疗工作中。但那时,使用催眠技术的临床工作者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内工作,他们通过催眠分析,把过去的创伤和潜意识的想法带进患者有意识的觉察中。艾瑞克森尝试过这种方法,但最终放弃了,转而发展出一套基于催眠技术的不同疗法,从帮助人们认识自己转向思考如何为他们带来治疗上的改变。随着这种转换,艾瑞克森离开了传统的心理治疗道路。他并不任性妄为,而是仔细检验自己的治疗结果,不断修正治疗步骤,以改善最终的治疗效果。他现在的治疗方法呈现的就是其数十年来使用各种方式收获治疗性改善的临床试验结果。

如果不看具体案例,那么我们更容易捕捉到艾瑞克森在治疗中经常回避的工作内容,比如他的治疗风格并没有基于对潜意识过程的洞察与理解,不涉及帮助人们理解其人际障碍,不诠释移情,不探索患者的动机,也不做表面修复。他关于改变的治疗理论更为复杂,看上去是基于治疗师在患者意识之外的人际影响的,包括提供指导去促成患者的行为改变、强调利用隐喻进行交流等。

家庭生命周期

如果不考虑治疗目标,艾瑞克森为缓解患者症状而设计的策略并不完善。和其他治疗师相比,他更关注人们那些“正常”或常规的人生进程。他对待婚龄二十年的夫妇与新婚夫妇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对待有青少年孩子的家庭和有年幼儿童的家庭也不相同。他的案例报告,到了收尾阶段往往看起来轻而易举,因为他的目标通常就很简单。在求爱阶段,收获婚姻就是目标;在婚姻早期阶段,孕育孩子就是目标。无论在家庭生活的哪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就是个体及其家庭发展的关键一步。家庭生命周期概括来说就是从求爱到老死的整个过程,艾瑞克森对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出现问题的解决策略在下面的案例中均有所介绍。人们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过渡阶段容易出现危机,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艾瑞克森的疗法是非常容易被理解的。


[1] 《圣经》中提及耶稣曾经是木匠。——译者注

[2] “如果我能够是那棵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出自美国十九世纪诗人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诗《最后一片叶子》。诗中,作者以一位年轻人“我”的视角观察一位重返故乡的老人。叶落归根,巷道依旧,却亲朋尽逝,物是人非。“我”感慨自己最终也会成为这位像“最后一片叶子”的老人。——译者注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