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命周期

更新于 2026年11月18日 版权声明
第二章 家庭生命周期

尽管人类释放激情的竞技场其实就是普通的家庭生活,但直到最近,这种看法才开始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也在经历着一个发展过程,当这一过程被中断时,家庭成员就会出现痛苦和精神症状。然而,我们很难让临床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郑重其事地致力于研究那些生活琐事。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中,那些身份认同、妄想形成、潜意识动力或者认知规律等研究内容,似乎比男女结合和养育孩子时出现的困境要更为深刻。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社会环境中的亲密关系对个体自然本性的巨大影响,接着我们就会发现,当社会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时,我们对这一变化过程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

如果说家庭治疗应该使用一种策略性疗法,这实际上也就指出了人们使用策略的目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对心理问题与症状所具有的功能有了更广泛的认识。症状曾被视为个体独立于其社会环境的一种表达,焦虑或抑郁发作都是一个人对自己状态的表达。后来,人们又认为症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它服务于亲密关系中某种策略性目的,例如,焦虑发作在婚姻、家庭、工作或治疗关系中都具有一定的功能。但现在,我们对此有了更广泛的认识,这隐含在米尔顿·艾瑞克森的治疗中:当一个家庭或其他因血缘关系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体的生命周期发生混乱或中断时,就会有个体出现症状。这种症状是一个信号,表明一个家庭在通过当下的发展阶段时遇到了困难。例如,母亲在生孩子时焦虑发作,是这个家庭在抚养孩子的发展阶段遇到困难的表现。艾瑞克森的治疗策略虽然非常注重症状,但其更大的目标是解决家庭问题,让生命周期回到它原有的轨迹。在对艾瑞克森精湛的技术表示钦佩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指导其策略疗法的这个基本假设,即家庭生命周期。

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家庭的内部发展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会发现,目前,我们关于家庭生命周期的信息少之又少。基于家庭观察的纵向研究尚未完成;基于自我报告的家庭调查(如针对一些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的调查)已被证明其结论并不可靠。我们所掌握的另一部分信息源于那些因陷入困境来接受治疗的家庭,因此我们只能观察到出现问题的那段家庭周期进程,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家庭之前发生了什么或之后会发生什么。治疗师希望了解家庭的自然发展过程,以指导其治疗策略,但发现自己对此基本上一无所知,并且还被各种家庭“应该如何”而不是“实际如何”的错误看法所困扰。

另一个问题是,随着文化更迭和新的家庭生活形式的出现,我们对家庭发展的理解也需要与时俱进。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离开他们的大家族独立居住,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变化;当我们开始去认识核心家庭时,我们又发现了群婚家庭之类的新模式。一个与年轻人打交道的治疗师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使用的家庭概念模型已经过时了。治疗师必须既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又要理解家庭的发展过程,以此作为识别其危机阶段的指南。

本书对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危机阶段的简要描述,尽管还远不够全面,且忽略了阶级和文化的差异,但仍可以为艾瑞克森的策略心理疗法提供一个理解背景。对一个家庭来说,任何一个特定时期都是非常复杂的,更不用说一个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了,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尝试进行更多的讨论。本章内容是对接下来几章内容的概述,介绍了艾瑞克森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尝试描述家庭生命周期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对这种治疗观点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比如,如果说治疗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度过危机、进入家庭生命周期的下一个阶段,那么一些治疗师会认为这种治疗就是一种“调整”手段,用来“调整”人们去适应家庭,适应社会的塑造。这种认知是稍显轻率的,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个人的自由与成长,恰恰取决于他与自己的血亲群体及其发展的相融程度。你当然可以认为社交隔绝比建立亲密关系或者投入工作更自由,但是如果考虑一下社交隔绝带来的那些桎梏,你就不会再持这种观点了。

倒是有两种方法能够“调整”个体,使之与他的环境相适应,但它们不能带来任何成长性的改变。一种方法是通过药物来稳定症状。如果一个年轻人已经成长到了家长应该放手的年纪,但这个家庭迟迟不能放手,那么这个年轻人就会出现症状。在此,药物治疗会控制症状,但也会阻碍变化,导致年轻人和家庭的问题情境长期存在。另一种调整方法是对个体进行长程治疗,其重点是帮助患者理解他的童年发展,纠正一些错误认知,而不会过多涉及他目前的生活状态。例如,许多妻子对枯燥的郊区生活感到不满,她们通过多年的密集的个人分析使病情逐渐稳定下来,但这种治疗并不是鼓励她们采取行动,去过上更丰富多彩的生活,而是告诉她们,问题来自她们的心境,而不是环境,从而阻止她们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改变。

如果人们认为治疗是为了给个体的生活带来更多更丰富的选择,那么治疗的目标就应该是将患者从社交困境的限制与藩篱中解脱出来,使之获得自由。通常,当人们处于难以忍受的境况并竭力想摆脱它的时候,症状就会出现。曾经有观点认为,聚焦于症状“仅仅”是为了缓解症状,使患者变得“适应”。持这种观点的是那些不了解如何治愈症状的临床医生,因此他们也意识不到,除非发生极特殊的情况,否则,当限制一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交情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时,个体的症状就不可能被治愈。例如,焦虑魔咒,就是受制于人际关系情境的产物,除非治疗师帮助患者在生活中找到更多可能性,否则患者的焦虑症状就无法缓解。

求偶期

我们对人类家庭的系统研究并没有太长的历史,这些研究和对其他动物社会系统的研究阶段基本一致。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研究者们就开始对人类、野兽和飞鸟在其各自的生态场域中进行观察。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相似之处与关键差异都有助于我们厘清人类困境的本质。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有求偶、交配、筑巢、抚养后代以及将其逐出家庭独立生活的发展进程,但由于人类的社会组织更复杂,其家庭生命周期中出现的问题就更为独特。

所有学习型的动物在适当的年龄都会经历求偶与交配,而且有着千奇百怪的求偶规则。有些物种的交配是随机的,它们会在适当的季节与碰巧路过的异性同类进行交配;而伴侣比较固定的物种,会在每年的交配季节与配偶见面,但在其他时间绝不交往;另外,许多物种会选择终身伴侣,与之定期生育后代并相互陪伴到老。例如,灰雁一旦交配便相伴终生,如果配偶死亡,生者会悲伤不已,可能永远不会再与其他灰雁交配。

人类凭借其复杂的能力,可以具有其他物种的任何交配习性。一个男人可以随便和身边的女人交媾,越随机就越刺激;他也可以偷偷摸摸搞些绯闻,和情人相处只为求欢,其他时间绝不见面;有些人还尝试了为一些物种所特有的多妻多夫制度。但最常见的还是一个人一生只选择一个伴侣并与之终生相伴,至少一夫一妻制是这样的形式,这也是我们所讨论的重点。

人类是唯一拥有姻亲的物种,这是人类和其他物种的一个重要区别。大家庭中的亲戚关系存在于人类家庭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但在其他物种中,代与代之间是不连续的:父母抚养他们的孩子,然后孩子离开父母去选择自己的配偶,不会再接受长辈的帮助。熊妈妈不会去告诉她的女儿应该嫁给谁,也不会指导她如何抚养幼崽,但是人类父母会为他们的孩子挑选未来的伴侣,并帮助他们抚养下一代。因此,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双方家庭用各自的影响,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子系统网络。

在区分人类和其他动物时,是否有对生拇指、是否能持续使用工具或有更大的脑容量,都不如与大家庭之间的联系更重要。事实上,人类更大的脑容量可能就是为了应对更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发展起来的。当然,也可能因为这样几代人紧密的共处,在人类身上产生了其他动物没有的心理问题。(动物的神经官能症或精神病似乎只有在人类干预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并不会自然产生。)

人类生活中很多重大困境都出现在年轻人从青少年向成年人转变的时期,该阶段发生的事件会对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产生终身影响。这是人生需要专业帮助的主要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进行干预,其效果比任何其他时期都要持久。

当人类或任何其他物种的动物进入青春期晚期时,就开始逐渐失去曾经拥有的成年个体对青少年个体的那种容忍,因为他们正在融入成年个体的群体。幸运的是,对于人类物种来说,这是一个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的特定阶段,足够让他们在人际关系与配偶选择中确立起自己的位置。在大多数物种中,若青少年个体未能在这个关键时期建立起自己版图的那一小部分,它们将在群体中处于劣势,无法获得交配的机会。它们会变得不重要,徘徊于其他个体领地的边缘,如果它们试图通过战斗来获得地盘和身份,又会遭遇领地的控制者在自己地盘上几乎战无不胜的丛林法则。这些被遗弃者会发现,雌性不愿意与没有地位的雄性交配,而没有被选为配偶的雌性反过来也会成为边缘动物,被雄性忽视,并会被那些获得配偶从而具有了地位的雌性刁难、欺负。大多数物种的边缘群体都是缺少保护、缺乏关爱的。它们是大自然的弃儿,更容易成为捕猎者的目标,这也间接地保护了自己的族群。它们的寿命相对较短,根本没有机会繁殖自己的后代。

而在人类这一物种中,处于边缘地位的被遗弃者通常都被扔给了救助行业:慈善、社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相关机构就是为他们服务的。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救助行业既是仁慈的帮助者,也是社会控制系统的代理人。他们竭力帮助社会脱轨者去获得一份工作、寻求一位伴侣,恢复其在社会群体中的功能,这是他们仁慈的一面;而作为控制者,他们试图将离经叛道者都驱赶进一个职业机构,这样就不会给那些拥有地盘并获得地位的人带来麻烦。有时候,这种控制还会被认为是对当事人的一种救助。

在求爱行为方面,虽然我们对人类青少年个体的了解要少于我们对其他物种的了解(人们对灰雁的求偶行为的研究已经开始了半个世纪),但我们确实明白这里面存在着时间因素和风险因素。在这样一个年龄阶段,年轻人都在学习追求异性并投身于其中。越晚进入这个进程,青少年就越可能被其社交圈子边缘化。二十多岁还没有恋爱经历的年轻人,在和同龄人打交道时很可能会被视为异类,因为其他伙伴在恋爱问题上可能已经“身经百战”。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年轻人不仅没有学到如何与异性相处,没有机会触发适当的身体反应,其社交行为也会不合时宜。他选择的那些求爱对象都已经开始进行后面的求婚过程了,而他还处在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

如果求爱是一个理性的过程,问题就不会那么复杂了,但这一过程显然不理性。年轻人迈入婚姻会有各种原因:为了逃离家庭,为了拯救对方,因为彼此相爱,因为想要孩子,或者因为其他什么理由。但一见钟情之后的结局却难以预料。人类在青少年阶段的一个特殊困扰,就是在这段时期里既要与家人和睦相处,又要开始与同龄人展开交往,而他为适应家庭采用的行为方式会阻碍他与同龄人发展正常的社交。本质上这是个断奶问题,这个过程要持续到年轻人走出家门、在家庭之外建立了亲密关系才算结束。人类发展所需要的漫长抚养期可以诱使年轻人一直待在家里,而不是为他今后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母熊会把幼崽送到树上,转身离开。人类的父母可以让他们的孩子脱离来自家庭的束缚,但也可以让孩子永久地陷于家庭关系的纠缠之中。

许多成为社会边缘人的青少年一直没有彻底脱离他们的原生家庭,这使得他们无法进入选择配偶、建立自己小家庭的必要阶段。在某些社会文化中,为孩子选择配偶是父母天经地义的权利,即使在对婚姻有更浪漫看法的文化中,子女也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异性伴侣。一旦一个男孩儿勇敢地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与一个姑娘认真交往,双方父母就共同参与了这段关系的决策过程。即使这个男孩儿的选择是反抗父母的阻挠,他也仍然受到父母潜在参与的影响,因为他的选择正是在受到家庭干扰的状态中产生的。曾经被认为是“神经症性的择偶”[1]行为,显然就和患者背后的家庭脱不了干系。

对许多青少年来说,一位专业治疗师的帮助就是一种启蒙仪式,因为它提供了一段与局外人的关系,而这个局外人的目标是帮助他实现成熟与独立。这种方式帮助年轻人脱离与他过分紧密的家庭组织,从而进入他自己的婚姻与家庭。

当治疗成功时,年轻人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在能力去开展他自己的生活;若治疗失败,他就会沦为一个社会边缘人,而治疗对这一结果也难辞其咎。治疗师的干预越激烈,例如强制其住院或坚持治疗多年,“与别人不一样”的病耻感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附着的时间就越持久。这时,治疗关系本身就在阻碍而不是促进这个年轻人的恢复。长程治疗会给年轻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带来脱离常规的偏差:父母不得不持续地对子女进行经济投入,让年轻人产生一种对付费关系的依赖;这种关系取代了其他更多正常的社会交往,并让他们格外关注自己所作所为的动机与原因。而且,治疗对其所采用的解释方式也非常有限。

随着治疗师水平的提高,治疗目标慢慢变得更加精确,治疗技术也开始更加有效。人们逐渐认识到:单一的治疗方法不可能适用于所有青少年的问题;每个人的背景都独一无二,治疗必须足够灵活,以适应特定情境的需要。大多数青少年前来治疗,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感到他们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去爱、去生活、去工作,所以他们会自己设定一些要治疗师帮助他们实现的目标。治疗师和患者往往会各自制定一个目标,但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第三种目标,就是治疗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目标。当一个专业治疗师对患者的生活进行干预时,其结果绝对难以预料。

对一个与年轻人打交道的治疗师来说,困扰之一就是他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来做一个引领者,但又不能过于刻板地“调整”年轻人去适应治疗师自己的观点——那些关于年轻人应该如何生活的观点。举例来说,年轻人结婚生子是很平常的事,然而许多不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也可以过上相当满意的生活。如果一个年轻人来寻求治疗,是因为他想结婚或希望事业有成,却求而不得,治疗师要知道如何帮助其实现目标;然而,如果一个年轻人并不想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治疗师仅仅因为这种生活是“被接受”的生活方式而将之强加于他,这也是不切实际的,也会让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幸运的是,目前文化的多元性尚能够允许人们以各种方式生活,未必都要符合住在郊区的中产核心家庭的“完美模式”。

如果治疗师相信治疗的目标之一是给患者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那么他就会专注于鼓励患者去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遵从某一种被社会接受的模式。问题是治疗师要先认识到,许多年轻人的生活领域之所以比较狭窄,往往是因为他们没能成功摆脱原生家庭的束缚。例如,一些年轻人过着离经叛道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在寻求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另一些年轻人偏离了社会轨道则是因为他们在原生家庭中的功能完全失败。如果后者最终选择了一种更加传统的路径,那并不是因为同龄人的影响,而是对其家庭的回应。因此,即使他们看上去做出了选择,其选择也只是也对其家庭过度纠缠所给予的无助反应。与这样的患者去谈论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无异于和一个囚犯谈论应该如何利用他的自由。临床医生的困难在于要明确究竟是哪些限制在阻碍年轻人获得更丰富、更有趣的生活。如果没有和整个家庭进行会谈,临床医生往往不可能了解到这些内容。

正如年轻人可能因为家庭原因而逃避婚姻一样,他们也可能为了摆脱不幸的家庭关系而过早地步入婚姻殿堂。临床医生的任务之一通常就是在年轻人认识到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之前,阻止他们过快地进入家庭生命周期的下一阶段。(艾瑞克森医生关于求爱期问题的解决方法,详见第三章。)

婚姻及其影响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举办婚礼,这却使得结婚仪式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对年轻夫妇而言如此,对整个家庭而言也是如此。在年轻人眼里似乎有些多余的结婚典礼,是划分他们生命阶段的重要标志,可以帮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转向新的关系模式。在大多数文化中,关于出生、性成熟、婚姻和死亡的仪式都被郑重以待,这是生命得以永恒的关键因素。

无论一对情侣在婚前的关系如何,仪式都将改变这种关系的性质。至于变成什么样,我们难以预测。对许多夫妇来说,蜜月期和有孩子之前的二人世界是最愉快的;可是对另一些夫妇来说,显然不是这样:琴瑟和鸣还没开始,令人困扰的压力就不请自来,于是婚姻关系受损,个体出现症状。

一些年轻人刚走进婚姻就陷入困境,究其原因是他们结婚的目的出现了问题。例如,那些结婚主要是为了逃离原生家庭的年轻人会发现,一旦他们进入婚姻,支撑他们结婚的动机就消失了。他们摆脱了家庭,却进入了一段再没有其他共同目标的婚姻,如果要让婚姻继续下去,就必须找到一些别的动力。幻想通过婚姻去实现什么,真相往往会令人大失所望。

虽然婚姻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但它首先是两个年轻人对彼此承诺终生的一份契约。在这个离婚变得容易的时代,人们可以有所保留地迈入婚姻,把它当作一种考验。然而,这毕竟是一份承诺。年轻人会发现,他们不得不用全新的方式开始与对方相处。在这份关系中,有时他们会感到被束缚,开始变得抗拒,会为谁说了算而争吵;有时他们会无所顾忌地“做自己”,行为及处事方式让配偶大跌眼镜。结婚之后,夫妻双方对彼此完全敞开心扉,不再有所隐瞒,这种毫无保留的亲密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但也可能会让人害怕。许多保守的年轻人仍然会等到婚后才开始性生活,而对这一冒险行为的不同观念,以及之前过高的期望值,都会导致婚后的失望和困惑。

一旦进入婚姻,他们就必须达成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对于在亲密关系中一起生活的夫妻非常必要,比如,如何对待他们的原生家庭、他们的朋友,如何面对朝夕相处过程中的各种现实问题,以及彼此之间那些或细微或显著的差异。这些问题不管是隐秘的还是显而易见的,都是摆在他们面前、需要他们共同解决的,其中一些是他们在婚前根本无法预见的。比如,谁来决定他们的小家要安置在哪里,妻子会对丈夫的职业有多大影响,他们是否能对彼此的朋友品头论足,妻子应该出去工作还是留在家里,数以百计的问题等在后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谁来整理刚洗完的衣服。他们关于婚姻的信息和他们的实际体验出自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体系。

当一对年轻夫妇开始努力经营一段新关系时,他们就需要想办法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刚步入婚姻的小夫妻通常会回避过于直接的争论或者指责,毕竟新婚宴尔,谁都不想伤害彼此的感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自己要忍耐的东西越来越多,双方总是处于吵架的边缘,可能莫名其妙就惹恼了对方,他们的婚姻开始有了不能讨论的禁区。在这个阶段,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一方略有微词,另一方立即针锋相对,于是争吵升级,他们原本忍下的那些积怨也藏不住了。这样的争吵往往会激起无法预料的强烈情绪,让人害怕,于是这对夫妇会很快和好,彼此发誓今后再也不吵架了。但渐渐地,他们不能触碰的问题越积越多,直到发生下一场争吵或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慢慢找出解决分歧和问题的办法。然而,有时这些办法本身并不令人满意,反而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不满,这种不满之后会在婚姻中随时出现。例如,这对夫妇可能会发现,只有当一方对另一方给予超出其底线的妥协时,冲突才能得到解决。在婚姻早期,年轻夫妇们还学会了利用无助和病痛去操纵对方,这和使用暴力进行控制是一样的。

新婚夫妇做出的大多数决定不仅受到他们在各自原生家庭中习得的经验的影响,还与他们的父母在当下的卷入程度有关。这在婚姻中是不可避免的。就个体而言,年轻人必须从对父母的依赖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成年人,用成熟的方式去对待父母。

但新婚夫妇所做的决定很难摆脱父母的影响。例如,妻子是否工作或年轻夫妇将住在哪里,都会受到父母观念的影响。年轻人要建立一个不太受父母影响的领地,而父母也必须在子女结婚后改变对待他们的方式。过多善意的支持对年轻夫妇来说,跟毫无帮助的斥责一样都是伤害。当父母继续提供经济支援时,他们就有意无意地认为自己有权去干涉这对年轻夫妇的生活方式。经济支持对年轻人的生活可能是有帮助的,但也具有潜在的危害,还会伴随一系列的问题:是给现金,还是送礼物?是给自己的孩子,还是给其配偶,或者送给小夫妻?它是不求回报的赠予,还是在暗示对他们的生活状态不满?由于父母的介入,一段刚刚开始的婚姻可能会产生罅隙,而身处其中的年轻夫妇却往往意识不到究竟是什么导致彼此产生不快的感受。当他们的婚姻陷入与大家庭的冲突时,症状就会出现。例如,如果丈夫不能阻止他的母亲干扰其婚姻,那么妻子应对这种情况的方式,可能就是出现症状。

一些夫妇试图通过切断与大家庭的联系来使他们自己的领地完全独立,但这种方式往往都以失败告终,而且会慢慢损害婚姻。婚姻的艺术就包括在获得独立性的同时仍能够与亲人保持着情感联系。(关于婚姻早期问题解决方案的案例,详见第四章。)

生育与抚养

婚姻是一种冒险,一部分指的是上个阶段的旧麻烦刚刚得到解决,下个阶段的新问题就已经来了。一对年轻夫妇在新婚阶段的磨合中刚刚努力建立起一种友好的相处方式,接着孩子就降临了。这不仅带来了新问题,也让老问题蠢蠢欲动。对很多夫妇来说,这是一段愉快的时光,他们共同期待和欢迎孩子的到来。但对另一些夫妇来说,这是一段体验个中凄楚滋味的时期,妻子在怀孕期间和怀孕前后可能会格外心烦意乱,先是各种莫名其妙的生理问题让她难以受孕,在孩子出生后,她又会立刻变得古怪不安;丈夫或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可能在孩子降临时感觉到压力重重。

在此期间出现的问题,我们很难轻易澄清其“原因”,因为家庭系统中太多既定的互动模式会随着孩子的到来而发生改变。此时,把婚姻当作一种考验的夫妻,似乎更不容易分手;而那些把婚姻视为一种承诺的夫妻,随着孩子的到来,会发现自己被套牢了,并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当初的海誓山盟是那么脆弱。

在孩子出生前,婚姻是二人世界的亲密游戏。他们学习如何与对方相处,寻找方法去解决问题。随着孩子的出生,家庭关系自动变成三角形,这与外人或者大家庭中的成员无关;当配偶一方觉得另一方对孩子比对他或她更依恋时,嫉妒就会油然而生。这对夫妇开始通过孩子来解决彼此面临的许多问题,于是孩子成了家庭新旧问题的替罪羊。那些处于分居边缘的夫妻会毫不犹豫地同意他们是为了孩子才必须在一起的,尽管他们本来也不会真正分开。积怨已久的妻子会把自己的不满归咎于孩子的出现,而不是和丈夫之间的那些陈年旧疾。例如,有一位十八岁出现精神症状的女儿,其母亲曾经抗议说,她的女儿总是夹在她和丈夫之间。在女儿几个月大时,这位母亲就写了一封控诉信,指责丈夫和女儿总是联合起来对付她。如果一个婴儿以这种方式成为核心家庭三角形中的一角,当她成长到可以离家时,这个家庭就会陷入危机,因为这对夫妇失去了孩子这个挡箭牌,而不得不直面二人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当孩子离开的时候,它们会被重新激活。

也有很多年轻夫妇是奉子成婚,他们从未体验过婚姻中的二人世界,就直接进入了三角形的家庭模式,一直持续到孩子离开家。通常,以这种方式被动进入婚姻的夫妻,其家庭也不一定会出现问题。但在有些个案中,孩子成为婚姻存续的理由,夫妻双方以及各自大家庭中的所有烦扰都会被归咎于这个孩子。

孩子的诞生意味着两个家庭将走得更近,会出现祖父母、姑姨、叔舅等新的身份。当孩子出生时,矛盾与冲突也会随之来临,探访时间可能会被改来改去,孩子要起什么名字、如何抚养和教育孩子、哪一方的家庭会影响孩子今后的发展等问题,都会成为两个家庭争吵的原因。双方家庭经常会等到孩子来临的那一刻,才意识到这对夫妇的婚姻是真的要继续走下去了。如果孩子可能有缺陷,或者确实有缺陷,那么这将引发家庭中所有成员潜在的猜忌,还会被用作家庭斗争的武器。

孩子的到来进一步拉大了这对年轻夫妇与其他家人的距离,但也加深了他们在家庭系统中的纠缠。作为父母,他们现在更像独立的成年人。他们不再把自己当成孩子,但是随着旧关系的改变、新关系的形成,孩子还是将他们一步步带入了被亲戚们包围的社交网络。

在此期间,当事人的痛苦往往表现为出现症状或者功能障碍。然而,看上去痛苦的人不一定就是治疗所关注的对象。一个妻子的心烦意乱,可能是因为其丈夫感觉自己要被即将出生的孩子套牢了,或者是因为妻子受困于其大家庭中的某场危机。

当一对年轻夫妇好不容易度过了怀孕与分娩阶段,接下来,他们就要在一段时间内全力以赴地照顾孩子。每一个新生儿,都会改变家庭局面的性质,引发新老问题。父母不断被迫卷入复杂问题之中,抚养孩子的乐趣往往会被这些问题带来的压力所抵消。他们必须学会主要依靠自己来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他们已经不太愿意使用自己父母抚养孩子的那些方法了。

正是在这个阶段,照顾幼儿的妻子容易出现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拥有孩子是女性期待自我实现的一种形式,但照顾婴儿可能会让她们感到挫败。她们从小接受教育,为长大成人做好了一切准备,当她们终于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大展拳脚时,却发现自己从成年人的世界再次被赶回孩子的世界。与此相反,丈夫却往往能够在成年人的世界中继续自己的事业,并享受着孩子作为他生活中新生事物所带来的快乐。妻子的日常交往大部分被局限于家庭的围墙之内,这让她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角色只剩下了“家庭主妇”和“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妻子渴望回到成年人的世界,并对丈夫的社会活动感到不满甚至嫉妒。当妻子要求丈夫更多地参与到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来,并且希望自己可以拥有更多成人世界的生活的时候,丈夫就会开始感觉到来自妻子和孩子的压力,以及这些压力对自己工作的干扰,于是,婚姻关系开始慢慢被侵蚀。有时,妻子会试图通过助长孩子的情绪问题来夸大养育孩子的重要性,然后她就可以将全副身心投入到孩子身上。治疗师的任务是通过帮助妻子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放松下来并找到属于她自己的更充实的生活,来解决孩子的问题。

尽管夫妻在抚育幼儿阶段会遇到困难,但婚姻最常出现危机的时期出现在孩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在过去,当一个孩子出现行为问题或者不愿上学时,人们通常的处理方式是让他留在家里进行个体治疗,直到他康复并最终愿意上学,但是这样一来,他的学业就会大大落后于同龄人。在以家庭为导向的治疗中,越来越普遍的方式是让孩子继续去上学,针对他的整体环境进行治疗,去了解问题可能出现在家里还是学校,或者二者兼有。学龄期孩子经常会出现问题的部分原因出自复杂的家庭系统,但也会受到他在家庭之外的越来越多的社交活动的影响。当孩子开始与外界互动时,父母之间关于教养孩子的冲突变得最为明显。孩子上学对父母来说也意味着他们将第一次面对孩子最终会离开这个家、他们只能彼此相伴这个事实。

正是在这个阶段,那些接待儿童患者的治疗师会尤其关注患者的家庭结构。这些家庭的沟通模式已成为其习惯,但其中某些模式无法让孩子适应家庭之外的社会交往。几种常见的失败的家庭结构,都与家庭内部的代际冲突有关。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父母中的一方(通常是母亲),总是站在孩子一边反对另一方(通常是父亲),抗议他对孩子太严厉,而父亲则抗议母亲对孩子太迁就。在这个三角关系中,父母试图把孩子从对方手中拯救出来,从而给了孩子一个机会,联合父母中的一方与另一方展开对抗。人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描述这个三角关系,其中一种比较有建设性的是认为父母中的一方与孩子的关系“过度卷入”。通常,母亲对孩子的照顾无微不至,但也很容易被孩子惹得怒不可遏。在对付孩子的过程里,母亲会频频受挫。相比之下,父亲更边缘化一些,如果他想干预一下,比如帮助母亲,母亲反而会转头攻击他,父亲只好退缩,留下母亲继续束手无策。这种模式无休止地重复着,阻碍了孩子的成长,也阻止了母亲脱离养育者的角色、追求属于自己的更有价值的生活。随着这种模式的继续,孩子会成为父母的工具,被用来表达他们之间不愿直接沟通的那些问题。例如,如果母亲在婚姻中觉得父亲不够有男子气概,又不能直接表达,可能就会转而质疑自己的儿子是否太女性化,而父亲会坚持认为自己的儿子足够男性化。孩子通过表现得足够女性化来给母亲提供证据,或者表现得足够男性化来支持父亲。这个孩子看起来似乎不太清楚自己究竟是哪种性别,因为他在这个三角形中表现得就像一个隐藏的象征物。当孩子开始与家庭以外的世界打交道时,这种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模式便会动摇。此时,孩子出现的症状就成了一个信号,暗示着这个家庭在度过当下这个阶段时出现了困难。

即使父母离婚,这种三角形模式也会出现,因为离婚不一定会改变这类问题。如果一位独自抚养孩子的母亲把孩子当成一个麻烦,一个警觉的治疗师会去寻求仍然参与抚养义务的丈夫来介入治疗。治疗师的目标是帮助某个家庭成员真正摆脱束缚,从而让这个家庭顺利度过这一阶段。

在单亲家庭中,这个阶段另一个典型的结构性问题是外婆总会站在孩子的一边反对母亲。如果这个母亲还比较年轻,外婆就会经常把自己的女儿与自己的孙辈当成兄弟姐妹看待,于是孩子就陷入了母亲和外婆的代际斗争中,这在生活比较贫困的家庭中尤为典型。[2]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当母亲与父亲为孩子而发生冲突后,他们常常会选择分开,祖母会代替母亲与父亲继续斗争。

只有当孩子的年龄到了要开始参与家庭以外的社会交往的时候,家庭内部的这些代际斗争才会变得明显。在这个阶段,之前尚可忍受的家庭模式彻底崩溃,治疗师被要求介入,帮助家庭进入下一个阶段。(艾瑞克森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方式,详见第五、七章。)

中年婚姻困境

在大多数动物种群中,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单位是短暂的。通常来说,父母每年都会生育后代,幼仔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快就会长大离家,繁衍它们的后代,而父母会开始哺育新的子女。但是人类父母要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承担着抚养孩子的职责,期间还要经历对孩子从幼儿到成年的态度转变。最终,随着父母渐渐变老,孩子们转而开始照顾他们。这种属于人类独一无二的安排,需要家庭成员适应多年来彼此关系的巨大变化。而随着家庭内部关系的改变,婚姻关系也在经历着持续的调整。

谈及某个问题属于“婚姻问题”,意味着把婚姻视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而忽略了婚姻这个围城以外能够影响它的所有因素。我们对已婚夫妇、核心家庭以及双方各自家族系统的界定,从讨论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比较随意的。看看福利金对一个贫困家庭的影响,以及身处中产阶级的企业高管的私人生活是如何被公司随意干涉的,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我们听到的已婚夫妇所描述的问题,显然只是聚焦于夫妻二人本身的那一部分,却忽略了他们婚姻以外的影响因素。如果丈夫失业,妻子正在接受福利救助,那么他们的“婚姻问题”就还要包括政府的干预方式。同样,婚姻问题的主要来源还可以是婆婆的侵扰、孩子们的问题行为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关键是我们要谨记,家庭是一个会因外界影响而持续变化的群体,成员之间有着习惯的行为模式,在一起经历着过去和未来,以及期间的各个发展阶段。

在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家庭中,结婚十年到十五年的夫妇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涉及个人、双方,或者整个家庭。此时,丈夫和妻子都刚刚步入中年,通常这是人生中比较好的时期之一,丈夫可以享受事业的成功,妻子能分享他们共同努力的成果。在这个阶段,妻子也更加自由,因为孩子们的需要变少,她开始有时间能够施展才华,在自己的事业方面有所提升。这对夫妇早期经历的一些困难随着时间推移也逐渐得到解决,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变得成熟了。这是婚姻关系得以深入与扩展的时期,也是夫妻二人与大家庭和朋友圈建立稳定关系的时期。抚养幼儿的艰辛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共同的快乐——孩子的成长与变化的过程令他们惊喜交加。

但临床医生在这个阶段看到的并不是那些生活顺遂的夫妻,而是陷入困境的家庭。对这些家庭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丈夫可能在职业生涯中进入了瓶颈期,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实现年轻时的抱负,这种失望会影响到整个家庭,尤其是他和妻子的关系。或者相反,丈夫可能比他预期的更成功,可是,尽管他在家庭以外功成名就,但是妻子仍把他当作过去那个一文不名的人来对待,于是在他们之间,怨恨与冲突持续不断。人类不可避免的窘境之一就是,当一个男人步入中年时,由于其获得了更高的身份与地位,其对年轻女性就有了更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妻子却感到自己的身体和外表对于男性的吸引力在降低。

当孩子们都进入学校后,妻子觉得她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例如,由于闲暇时间增多,她开始考虑自己早年的理想与抱负,但又对自己的能力不太有把握。当社会文化认为女性只承担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是不够的,而孩子对母亲的需要又越来越少时,妻子愈发感到自己出了问题。有时,她会觉得自己的人生被这种守在家里的主妇生活浪费了,她的地位一日不如一日,就像她的丈夫觉得他自己越来越重要一样。

人到中年,已婚夫妇已经历了诸多冲突,并形成了非常僵化和固定的相处方式。他们利用一些复杂的沟通模式去解决问题或者回避问题,以此来维持家庭的稳定。随着孩子的成长和家庭的变化,以前的模式不再有效,危机就可能出现。有时候是某一方的问题行为越来越多,超过了对方的容忍底线,比如酗酒或者家暴。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可能会觉得,若想让人生不这么悲惨,那就在变老之前果断分手吧。

这些中年婚姻的困境,可以迫使一对夫妇决定是继续维系婚姻还是分道扬镳。在这个阶段,孩子们可能会经常不在家,这也迫使父母意识到,孩子们最终都会离开,这个家中将只剩他们两个面对彼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为了孩子才同意保持婚姻的,然而,当孩子们彻底离开这个家的时间越来越近时,他们的婚姻也陷入越来越混乱的境地。

即使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渡过了重重难关,也不能阻止他们在中年阶段陷入严重的婚姻危机,甚至可能发展到离婚的地步。在家庭生命周期中,其他使家庭成员备感压力的阶段,往往发生在有成员进入或者离开的时候。而对于中年夫妻来说,家庭成员的阵容并没有发生改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是孩子们从童年向青年转变的时期。所谓的青春期骚动,也可以被看作家庭系统内部为了维持之前的等级设置而进行的斗争。例如,一个母亲已经与自己的女儿形成了一种母女之间的相处模式,同时,这位母亲与其他具有竞争性的成年女性有另一套相处模式,然而当她的女儿长大成为有竞争性的女性时,这位母亲就很难始终如一地用同一种方式对待女儿了。夹在她们中间的父亲会对这种状况困惑不已。类似的转变也会发生在儿子成长为小伙子时,父亲既要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儿子,也要像对待一个成年男性一样对待儿子。作为稳定家庭系统的一种方式,孩子或者父母都有可能出现症状,但婚姻痛苦是这个阶段比其他阶段更容易出现的问题。

中年夫妇去解决婚姻问题,通常比年轻夫妇更困难,因为对于后者来说,一切尚不稳定,他们尚在摸索和建立新的相处模式,而处于中年阶段的夫妻,他们的互动模式早就确立下来,并且彼此已经习惯了。他们会经常使用各种方法来调和分歧,然后还是回到旧的解决模式,痛苦依旧。中年夫妇用来稳定婚姻的一个典型模式就是通过孩子来进行沟通。一旦孩子离开家,夫妻二人只能再次面对彼此,遭遇危机。

给家长“断奶”

当孩子长大成人要离开家的时候,似乎每个家庭都会进入危机状态,但结果各异。最常见的就是父母的婚姻先陷入混乱。随着孩子的离开,父母建立起一种新的互动模式,混乱逐渐平息。父母成功地解决了他们的冲突,并设法帮助孩子们拥有伴侣和职业,于是他们顺利度过这一阶段,成为祖父母。在单亲家庭中,孩子的离开对于单亲家长来说就像是孤独晚年的开始,但他或她必须接受这种失去,并找到新的人生乐趣。家长能否顺利度过这个人生阶段、将其视为一个正常过程,取决于孩子的离去对他们影响的严重程度,以及他们身边是否有人可以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及其所提供帮助的有效程度。

在许多文化中,人们会通过举行仪式来帮助孩子与父母摆脱对彼此的依赖。这让孩子正式成为一个成年人,具有一个新的身份。父母从这一刻起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孩子。在美国中产阶级的文化中,没有这样的仪式去明确划定一个界限,没有人当众宣布这个孩子从此刻起就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了。学校的毕业仪式倒是可以部分满足人们的这个需要,但是孩子们往往在高中毕业后就进入了大学,还是需要家长的支持。即使孩子结婚了,如果父母继续援助这对小夫妻,那么对孩子而言,也不存在明确的独立,对双方来说,他们依然没有脱离对彼此的依赖。

在有些家庭中,当最大的孩子离开家时,父母之间就会出现矛盾;而在另一些家庭中,随着孩子一个一个地离开,父母之间的矛盾会逐渐升级;还有一些家庭,在这些家庭中,当最小的孩子离开时,父母之间的矛盾才会变得严重。在很多个案中,父母看着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这一过程非常顺利,唯独当某个孩子要离开时,父母会突然出现问题。这种情况中的孩子往往在父母的婚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可能承担着在父母之间进行沟通的任务,或者他是最让父母觉得有负担的孩子,父母必须联起手来关心和照顾他。

到了这个时候,常见的一个婚姻困境是父母发现他们彼此无话可说,也没什么可分享的。这么多年来,除了孩子们的事情,他们没有其他的交流欲望。有时候,这对夫妇会“翻旧账”,为孩子出生前两人之间的那些矛盾开始争吵。那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因为孩子的到来而被搁置,现在它们又冒出来了。这个阶段的冲突常会导致分居或离婚。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毕竟他们在婚姻里已经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如果冲突特别严重,婚姻中也会出现某一方威胁杀人或者企图自杀的情形。

人们最常在十八九岁和二十出头时发疯——变成精神分裂症——这似乎不是偶然事件。这个年龄的孩子,正是要离开家的时候,而家里往往一团乱麻。青少年精神分裂症和其他严重的精神障碍,可以被看作孩子在青春期阶段为解决家庭问题而使用的一种极端方式。当孩子和父母不能容忍即将到来的分离时,如果孩子恰好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他们就可以避免分开。孩子由于出现问题而无法正常步入社会,这样,这个孩子就可以继续留在家中,父母就可以继续把孩子作为共同关心的对象,当作彼此之间分歧的原因,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直面对方。孩子也可以继续与父母进行三角斗争,同时把他的“精神疾病”作为自己和父母所有困境的借口。

当父母将孩子作为家庭关系中的问题带到治疗师面前时,治疗师通常会关注这个孩子,对他进行个体治疗或留院诊治。如果治疗师这样做了,父母就会表现得更加正常并且忧心忡忡,孩子则会表现得更加极端。这位治疗师所做的就是通过给孩子贴上一个“患者”的标签来明确这个家庭仍处于当下这个发展阶段,父母不必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进入下一个阶段,孩子也不必走到家庭之外去寻找亲密关系。一旦家庭做出这种安排,他们的情况就会变得比较稳定,直到孩子的症状有所改善。孩子如果变得正常了一些,坚持要结婚或决定独立生活,这个家庭将会再次进入孩子要离家的阶段,冲突和纠纷会再次出现。父母对这次新危机的反应是让孩子停止治疗,或者以旧病复发为由将他重新送入医院。随后,这个家庭再次稳定下来。随着这个过程的循环往复,孩子就变得“难以治愈”。治疗师也常常会把问题看作孩子与父母所进行的对抗,而站在作为受害者的孩子一边,结果,这往往给家庭带来更多困扰。住院医生也持有相似观点,他们有时会建议年轻人离开家人,永远不要再见他们。这种方法常以失败告终:孩子彻底崩溃,陷于漫长的“无法治愈”的人生。

虽然我们并不非常了解一个孩子是如何脱离父母并最终离开家庭的,但是无论是与家庭决裂,还是一直依赖父母,当一个孩子走了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时,其结局都可能是失败的。如果一个孩子彻底脱离其家庭,发誓永不再见父母,他的人生往往不会很好;而在当下这种文化中,孩子如果与父母待在一起,被他们主宰自己的生活,那也很糟糕。他必须脱离与家人之间的纠缠,同时仍要与他们保持联系。这二者之间的平衡是大多数家庭勉力想要达到的,也是当代家庭治疗师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一位家庭治疗师面对一个青少年治疗个案时,他可能并不会简单地将这个孩子视为问题所在,而是会着眼于如何处理整个家庭的状况。那么他的目标就不是简单地让孩子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理解,一团和气,而是希望通过治疗,使这个家庭完成一个“成年仪式”——孩子能够进入成人世界,父母可以学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孩子和自己的配偶。如果治疗师让孩子慢慢地脱离家庭,并解决了围绕分离产生的冲突,孩子的症状就会消失,继而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开始成长。

随着年轻人离开其原生家庭,开始成立自己的小家,他的父母会经历生命中的一些重大变化,比如成为祖父母。有时,如果孩子们没有举行一些符合习俗的婚礼仪式,父母就可能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来体验人生的这个阶段。父母必须学会如何成为好的祖父母,清楚介入孩子们生活的那些规则,并努力经营好同一屋檐下只剩下夫妻彼此的人生。在这个时期,他们往往还得面对自己的父母过世以及随之而来的悲痛。

关于家庭,我们要了解的另一个方面是,这些随着家庭发展出来的困难也会有一个自然的补救过程,比如孙辈的到来。一位母亲曾经开玩笑说,她坚持孩子越多越好,这样她就不会宠坏最小的孩子。在通常情况下,母亲会过度关注家中最小的孩子,当他需要独立生活的时候,母亲就很难和他分开。在这个时候,如果家中较大的孩子生了一个孙子,新孩子的到来就可以把母亲的关注从她最小的孩子身上解放出来,让她进入成为祖母的人生新阶段。如果一个人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人类的自然进程,他就会意识到各代人之间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如果年轻人与父母断绝关系,他们就剥夺了自己孩子拥有祖父母的权利,也使自己的父母更难度过他们的这个人生阶段。每一代人都以复杂的方式与另一代人相互依赖着。看到家庭在发展变化的时代中被频频扰动的时候,我们开始更加理解这一点了。(艾瑞克森非常强调家庭生命的连续性,这一概念在他解决年轻人与父母分离和重新联结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详见第八章。)

退休和晚年

当一对夫妇顺利地送走了所有的孩子,他们就不用那么关注孩子们了,然后夫妇俩在丈夫退休之前似乎会有一个相对和谐的阶段。有些时候,退休会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因为两个人不得不一天二十四小时面对彼此。妻子在丈夫退休后出现一些功能丧失的症状并不罕见,此时,治疗师应将治疗重点放在让这对夫妇重新恢复更友善的关系上,而不是把这个状况视为只是妻子的问题。

尽管老年人出现个人情绪问题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护他人。例如,妻子出现无法睁开眼睛的症状,被诊断为癔症。这个时候,治疗师要重点考虑她以及她所处的人生阶段。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她的障碍可以被视为支持丈夫渡过危机的一种方式。妻子的症状正好出现在丈夫退休的时候。退休让丈夫从一个积极的、对他人有益的人,变成了在他看来被束之高阁的、毫无用处的人。但是,当妻子出现问题时,他就有重要的事情可做了——帮助他的妻子康复。他带着妻子寻访医生,安排他们的生活,让妻子即使看不见了也能正常活动。他变得非常有保护性。但是,妻子病情一旦好转,他就开始抑郁,当妻子症状复发时,他又立刻振作起来。显然,他成了妻子这个症状的“合谋者”。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症状的帮助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哪怕当一对夫妇进入晚年,只有彼此时,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当然,总有那么一天,夫妻中的一位会逝去,留下另一位老人独自生活,此时,他或她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参与到其他家人的生活当中。这位老人或许还老当益壮,又或许,随着时间流逝,他越来越跟不上年轻人的步伐,慢慢变得多余。到了这个时候,其子女的小家庭不得不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亲自照顾老人,还是把老人送进养老机构让别人去照顾?这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危机爆发点。然而,年轻人照顾老年人的方式也会成为他们年老时被照顾的模板,因为家庭循环持续不断。


[1] 精神动力学理论中对择偶行为的一种解释,即丈夫选择了一位与自己母亲相像的妻子(也有可能是其背后的家庭,尤其是其母亲,选择了这位妻子)。——译者注

[2] 萨尔瓦多·米纽庆等,《贫民窟中的家庭》(Families of the Sl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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