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
几年前，我在北极地区第一次听说了埃塞俄比亚颇具争议的大坝项目。一位在博德的挪威同事得知我有研究河流的兴趣，便来问我有没有听说埃塞俄比亚的消息。埃塞俄比亚十分贫困，收入水平长期处于全球最低水平，曾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过严重的大饥荒，但它拒绝了世界银行在尼罗河源头修建大型水坝的计划。“不，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我回答道，但我很想知道。不久后，英国著名环境作家弗雷德·皮尔斯在上海的酒吧跟我提起了大坝的事情，他刚刚就此事写了篇文章。现代历史上最精彩的、围绕河流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之一正在东非上演，我身边的人好像都想就此谈论一番。
埃及深陷这场斗争的中心。在本书第一章中，我曾表示，对古埃及人来说，尼罗河每年在太阳暴晒、极为干涸的沙漠中孕育洪水，可以说是上天礼赠。埃及文明以尼罗河作为生存的根基，现在仍是这样。
尽管埃及位于尼罗河最下游，但它一直都是消耗尼罗河河水最多的国家。在两国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之后，埃及为了从法律上维护自己对尼罗河的使用现状，曾经和其上游邻国苏丹签署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划分了两国所使用的尼罗河范围。最新的条约是1959年签署的《尼罗河水协定》，它规定每年将55.5立方千米的水分给埃及，18.5立方千米的水分给苏丹。但是如今，除了埃及、苏丹两国，还要考虑另外9个位于尼罗河上游的尼罗河盆地的国家，旧有的协定忽视了它们的水源权益，它们急需一项新的、能囊括所有沿岸国家的国际协定。但对埃及来说，只要流经下游的水量有所减少，无论少了多少，都有可能成为灭顶之灾。
图5-1 埃及在数百年间以尼罗河作为生存根基，但这一情况如今受到了地缘政治的挑战。这条重要的河流有11个上游国家，大部分河水源自埃塞俄比亚高地。因此，埃及方面非常关注埃塞俄比亚修建复兴大坝的计划。
以前尼罗河的各项协定明显忽略了埃塞俄比亚的权益。平心而论，在1959年，各国对从埃塞俄比亚高原流向尼罗河盆地的径流水量，缺乏水文学上的完整认识。但时至今日，我们知道近乎九成的尼罗河水都是由此而来，那里是非洲最大的天然水塔之一。流向尼罗河的数千条小溪和支流，都发源自埃塞俄比亚高原。其中最大的河流是青尼罗河。
青尼罗河是形成苏丹喀土穆周边的尼罗河水域的两大支流之一，在最东边。另一条支流是白尼罗河，是六大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南苏丹、苏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和维多利亚湖的上游水源。从喀土穆开始，尼罗河朝北流向埃及，其间苏丹人仅抽取了少量的水。尼罗河流经1000英里，穿越了贫瘠的撒哈拉沙漠，最终被阿斯旺大坝所拦截，形成了庞大的人工湖纳赛尔水库。从1970年起，纳赛尔水库终结了埃及每年定期出现的洪水泛滥，为埃及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了稳定的水源和电力。
尼罗河之于埃及的重要地位，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于是，埃及对埃塞俄比亚修建大坝、阻截青尼罗河的计划持有极为强烈、近乎疯狂的反对态度。要知道，青尼罗河为尼罗河提供了一半水源。
2011年，埃塞俄比亚宣布了在青尼罗河建造大型水电大坝和水库的详细计划，地点位于苏丹边境上游30千米处。他们次年就和意大利土木工程公司英波基洛签署了协议。“阿拉伯之春”的抗议浪潮将埃及的铁腕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赶下了台，几周后，大坝动工仪式在2011年3月24日举行。尽管面临种种财政和技术困难，大坝的修建进程始终在往前推进。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修建的工人正在夜以继日地建造大坝，已经完成了70%。
大坝的全名为“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简称“GERD”。完工后，大坝将会有155米高，1780米宽，将成为非洲最大的大坝。它拦截的水量能填充1870立方千米的水库，与纳赛尔水库相近。这一水利系统所能产生的电力高达6000兆瓦，约为阿斯旺大坝产电量的3倍。约有2万人将被撤离当地，预计建设成本约为50亿美元。
对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大坝的花费过于高昂。50亿美元相当于埃塞俄比亚国民生产总值的6%，约占国家年度活动预算的40%。宣布大坝项目之后不久，埃塞俄比亚开始从多个来源申请国际财政援助，包括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各种国家主权基金。
埃及认为干预尼罗河的水源会为自己带来生存危机，于是对埃塞俄比亚开展了快速的惩戒。当埃塞俄比亚向海外借款时，埃及四处游说，阻止该项目获得国际资金，并向联合国和非盟表示大坝将为区域稳定带来风险，请求其拒绝埃塞俄比亚的借款申请。2013年，埃及的一些政治家和官员在一场电视直播的聚会上，公开讨论破坏甚至轰炸该大坝。埃及官方则要求该项目由国际专家小组评估影响，并在结果出来之前暂停修建计划。在埃及的高压下，埃塞俄比亚向包括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提出的申请，都被否决了。(https://www.daowen.com)
但大坝的修建计划并未就此终结。国际资金申请未果，埃塞俄比亚就从国内集资。2011年时任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呼吁国民团结起来，一同承担大坝修建资金。他领导的政府计划以公私混合、寻求国民协助的形式，为修建大坝筹集资金。埃塞俄比亚政府承担80%，而国民分担剩下的20%。这一想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逐渐发展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东尼罗河技术地区办公室的执行主任法卡汉德·内加什称，大坝“促进了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团结”。国民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资助修坝活动：直接捐款、购买国家发行的彩票、购买无息债券或购买每年2%左右的固定利率债券。所有的政府雇员和军人每年都需要捐出一个月的工资，一开始是直接捐款，后来转变成了购买债券的形式。政府鼓励著名企业家提供捐款，也号召享受政府食宿资助的大学生实行斋戒，“为了复兴大坝而节食”。筹款活动比比皆是。当我和内加什会面时，他跟我说，为了募集资金，他第二天得去参加一场五千米的赛跑活动。2018年，生活在100多个城市的约50万埃塞俄比亚人，参加了为大坝募集捐款的赛跑活动。
这种自下而上的筹款活动不仅在埃塞俄比亚国内举行，还动员了全球各地的埃塞俄比亚移民。海外国民可以在埃塞俄比亚领事馆购买大坝债券，最低金额仅为几美元。出于好奇，我想购买一些小额债券，但被告知这一债券只销售给埃塞俄比亚人或海外的埃塞俄比亚裔移民，且不能转卖给或赠予非埃塞俄比亚血统的人士。
在不知不觉中，大坝从一项基础设施演化成了一场全民爱国运动。成千上万的埃塞俄比亚人不惜跨越数百英里，来到该国人口稀少的偏远边境，一窥大坝修建工地的情况。大坝动工仪式的周年纪念日也成了埃塞俄比亚的全国性节日。
这种高昂的爱国热潮从何而来呢？在我自己的国家，美国，根本无法想象国民以捐赠工资的方式来资助一家发电厂或是任何形式的公共基础设施。内加什表示，引发支持热潮的原因之一，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大灾荒，仅在1984年，就有100多万埃塞俄比亚人丧生。“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他跟我说，“每年，我们都得向国际社会讨要食物……是很丢脸的。”埃塞俄比亚和埃及长期不和，不仅是因为河水使用纠纷，而且因为埃及在过去的内战和独立战争中支持厄立特里亚。埃及游说国际资金机构以阻拦修建大坝的做法，和两国之间的长期敌对关系相吻合，因而埃塞俄比亚人并不感到意外。从这一角度来看，大坝在很多埃塞俄比亚人心中已然成为更加宏大的、更具意义的国家符号——它是向埃及和全世界宣扬国威的方式。
埃及的游说行动适得其反。埃塞俄比亚没有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而使它得以在免除程序限制和外部审查的情况下，继续推行修建大坝的计划。一些关注环境议题的非政府组织，一同反对大坝项目，认为其计划不够公开透明，也缺少技术和科学研究的佐证。一组立场中立的国际专家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会议，商讨如何能缓解由大坝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并审核潜在的工程威胁。例如，专家小组在副坝计划中发现了一些缺陷，建造计划有可能失败，会给下游的苏丹带来毁灭性的洪水。埃塞俄比亚的官员指出建设公司已有修补计划，会用混凝土加固受质疑的结构，加固孱弱的大坝基岩，但埃及的工程师对此表示怀疑。
对埃及来说，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近期所带来的最大威胁，就是它的储水量。水库的储水量非常大，可以在蓄水的同时，在好几年间吸走青尼罗河下游的流水，甚至完全抽干。青尼罗河要是突然不再流淌了，埃及的生存和发展就危在旦夕。
大坝所带来的长期威胁是，在雨季蓄水，在之后的旱季再放水，就会让苏丹有机可乘，抽取更多的水来拓展自己的灌溉农业，更充分地利用1959年协议的水量配额。而从以前的记录来看，很多原本属于苏丹的用水，未经使用便流向了埃及。水力发电会改变河流流水的速度和时间，但通常不会消耗水量（除自然蒸发之外），在沙漠灌溉庄稼的过程则与此不同，它会使流向河中的水量骤减，水质变差。虽然目前苏丹还没有开始利用自己的水量配额，但大坝在旱季所增加的排水量，可以让苏丹农民实现取水灌溉，这会消耗掉埃及一直以来享用的超额的用水。
埃及、埃塞俄比亚、苏丹之间亟须就如何逐步推进复兴大坝储水，如何与纳赛尔水库协同管理复兴大坝的储水量达成协议。1959年的协定已经不合时宜，也不再被尼罗河盆地沿岸的国家承认。一些可以施行的合作框架已经出现，例如在1999年正式形成的《尼罗河盆地倡议》，但此地目前仍没有一个约束力强的、由11个沿岸国家共同签署的用水协定。2011年，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布隆迪和卢旺达曾共同签署一项框架协议，以公平地分享尼罗河盆地的水源，但被埃及、苏丹两国抵制。
一旦水库完成储水，如果各国能达成互信，布置智能水源管理，限制苏丹现有的灌溉水量，复兴大坝对下游地区的影响就是可控的。显然，复兴大坝和阿斯旺大坝得共同携手。复兴大坝甚至能通过储水增加埃及的水量供应，否则这些水很可能因为埃塞俄比亚的高温而更快地从纳赛尔水库中蒸发。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合作的迹象，比如，2015年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在苏丹首都喀土穆达成的一项声明，涵盖了一些各方同意的原则。同时，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和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缓和的迹象。
与此同时，围绕复兴大坝的争议和密谋仍在持续。2018年，大坝的首席工程师因为修建计划延迟，花费日渐高企，在埃塞俄比亚首都自杀了。次年，在喀土穆长达数月的抗议活动之后，统治苏丹长达30年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被一场军事政变赶下了台，苏丹陷入混局。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三个国家还没有达成任何关于复兴大坝如何储水、如何管理复兴大坝的协议，更别说要推行一项囊括所有尼罗河盆地国家的跨境分水协定了。
正如圣经中古埃及宰相约瑟和国王（法老）的故事所描述的那样，接下来的七年间，埃及可能会经历丰收，也可能会经历饥荒，一切都要看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三国如何协商2022年复兴大坝完工之后的事项。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违抗国际资金提供者、环保组织以及下游愤怒且强大的邻国的意愿，在青尼罗河上修建大坝，投射自己的影响力，好像是在呐喊“瓦坎达——达——达”，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更大争斗也许将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