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古烁今涵珠玉 躬逢盛世再风华
蒙元时期先后建有四个都城：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南杭县哈剌和林郡内；上都位于现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河镇东北20公里；大都位于今北京市旧城的内城及其以北地区；中都在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魏家房村西南。元代都城上承宋金、下启明清，对于了解我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渊源演变颇具重要性。最能代表元代制度的大都，宫城已毁于明永乐间营建北京之役，遗址压在今明清故宫和景山之下，其他城区也为现代都市所覆压，钻探和发掘可能性都不大。元中都直接继承大都，虽未正式作为都城长期使用，但它的等级是按都城规制建造，保护较好、时代单一，在研究元代城市制度、政治、军事、历史、经济、建筑、雕塑等方面均有重大意义，对它的研究有实物资料作基础，可补充大都研究的不足，而大都又在文献方面具有优势，二者可以相辅相成，并与草原特色较多的和林、上都的研究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元代都城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具备了研究元代都城和建筑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对四座都城进行比较，并结合其他都城文献记载作为中都勘察的参考，取长补短，互相印证，捋清发展脉络，意义非常重大。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结束了长期存在的南、北分裂状态，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的长期统一局面，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今天的中华民族早已是一个聚集各民族血液与智慧的综合体，而元朝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它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开放的黄金时期，疆域空前辽阔，交通发达，影响了世界，加速了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接受汉文化，并吸收了多种文明的长处。这在都城建设方面也集中体现出来。北京的历史约有2000年以上，而它今天的格局和规模正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有识之士所言，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作为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来华的穆斯林建筑学家也黑迭儿，与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一起，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它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和风格之精华，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壮举。之后的元中都，正是在前者经验积累基础上模仿建立的又一座都城。考古发掘和初步研究表明，元中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反映了统治中心集团的认知，它不仅仅是对唐宋传统文化的照搬，而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其他先进技术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中国的许多科学技术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反映了元代博采众长、互通有无的气度。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美妙的阿拉伯数字就是从元朝开始使用的，它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它是作为一号大殿奠基埋设的。作为建造最晚的元代都城，中都是元代都城建设水平的集中、真实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元代建筑发展的集大成者，是13—14世纪中国古代都城的杰出代表，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和展示价值。
元中都在坝上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便的交通和冬季漫长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短短四年里能迅速崛起，之后突然停建，并在极短的时间里便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它是大量建筑技术、艺术成就、历史事件的集中体现，文化因素保留了最纯粹的时代特色。元中都是蒙元四都中建立最晚的一座，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建城理念，完美体现了周礼思想和当时的最高建筑水平。一般来说，考古遗存越是浓缩在短暂的时段里，意义就越是重大。元中都在建造原因、速度、理念、技艺等方面都无不让人感到惊讶。游牧民族的领袖，把适应定居生活、具有中原传统的都市，安放在了“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的适宜狩猎游牧的草原上，把优美、清新的草原风情，与庄严富丽、金碧辉煌的汉式宫廷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又一个传奇。
有关元中都的考古工作近年来备受考古界关注。在1998年以前，因元中都兴废匆匆、文史记载寥若晨星，其地点不明确、结构不清晰、性质无定论，遗址湮没地下鲜为人知，被人称为“沙城”、“北羊城”或“白城子”，学术界对其城墙建置、宫殿布局、建筑特点等多有臆测，观点不一。为从考古学角度给元中都正名定性，然后能够在较高层次上全面、系统地廓清元中都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建都原因、建设进程、城市结构、平面布局，进一步揭示元代城市演变规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立项在1998—2003年进行了考古勘察发掘，对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建筑基址或关键节点做了揭露，在每个发掘地点为避免发掘造成的不必要的破坏，均力图以最小的发掘面积最大限度地获取相关信息。历时六年的勘察发掘取得重大突破，使元中都遗址入选1999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大量谜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破解。它确定了元中都的具体位置，准确定位了重要建筑的基址，全面揭示了部分重要建筑的基本特点，使城市整体布局趋于明晰，证明元中都不是一座单纯的行宫或军事性的地方城市，而是一座具有三套城墙架构的都城。
元中都三重城墙，是只有都城才能采用的、最高等级的城市规格。建筑对称布局，是古代都城中继元大都之后又一遵从周礼的典范。三出阙的角楼形制，工字形大殿下面用汉白玉栏杆和螭首装点的土字形台基，都体现了天子之制。装饰殿脊的琉璃龙吻和走兽，光洁鲜活，仪态万方，瓦当和滴水达到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结合。各种龙纹或沉静团坐，或凌空飞动，体现了皇家的气派。构件中的雕塑造型是难得的上乘之作，各种手法相结合，起伏婉转，线条流畅，看似疏朗粗放，实则细致入微，追求神似，惟妙惟肖，深刻地把握了艺术形象的精髓，就像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活灵活现。普通的砖瓦，细看也会发现精妙之处，不同局部采用的砖瓦是不同的，效率、功用、材质在施工过程中得到充分考虑，细微深处匠心独妙。从残缺的铁、石构件中感悟历史的沧桑，那远远不是我们的目的。通过残缺和冰冷的铁石，还能清晰地看出宏伟建筑的轮廓，其高超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武宗建立中都，创下了从边远朔方入主中原、再回头去建造一座都城的先例。就像在历史长河中锦鲤跳过龙门，猛然回身搅起了一朵奇异而美丽的浪花。它是时代背景下一个特殊的个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体现了游牧民族首领对传统的眷恋。隆兴（张北镇）是中都的根脉和依托，物候是外在条件，军事占据重要位置，政治几乎是其唯一的原动力。综观自然、人文因素，地处偏远塞外的中都，锁要控扼的交通并非上善坦途，且随着“兴王故地”不再是帝国重心，其军事地位也在下降。生长期短、资源不丰、地广人稀、以牧为主的传统生活方式，不利于财富积累，雪灾、旱灾、蝗虫灾、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力相当大。短暂夏秋里山坡诗境、流水琴波和旷野绿意的清休，难以弥补物质匮乏、欠缺悬隔和蕴积亏欠的单薄。作为一个军镇或是仅作行宫的风情小城，此地应是上佳的选择，而偏偏这是一座宏伟的都城架构。要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心脏，即使仅在夏季承当起经略全国的中枢作用，运行成本也十分高昂，其总控辐射的能力存在先天不足，在经济、商贸、文化、传统以及精神层面上都缺乏足够的内驱力。在修建过程中，反对声音不绝于耳，甚至被列为十大弊政之一。仁宗的罢城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梦幻般的错误，沉沦是它的宿命，因而此后塞上再未崛起过新都，元中都成为草原都城史上带有悲情色彩的绝唱。也正因为突破常规和出乎意料，造就了它的神秘个性和传奇品格。它昙花一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却保留了纯正的元代风格，留下了元代城市的一个活化石，这正是它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它的肇兴和湮没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富含耐人寻味的历史教益，供人们鉴往知来。它在研究元代都城建设理念、城市制度、建筑特征以及雕塑工艺方面的标本作用，无可替代。随着经济发展、文明进步和交通改善，沉淀奢华、个性鲜明的元中都，整合塞上独特的生态元素和文化因子，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影响力不可限量。
研究复原中都城的原貌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达到这个目的的前提是发掘丰富和科学的基础资料，这正是目前亟须完成和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本书便是这项工作的开篇环节。它包括：公布勘察发掘资料和最近阶段的相关认识，从宏观上速写出时空轮廓，试图在平面上以中都为中心，逐渐向外围扩大区域，简要描绘地理人文环境，并在时间纵轴上，概括其历史背景和建设历程，让人们对中都有个初步的认识，这是本书的前奏和铺垫。在微观上阐述城市的基本框架，并从局部入手，逐步深入和细化，让人们了解中都的城市内涵，理解其特色、重要性和闪光点，这是本书的重点和主旨。
在系统区域调查、全面钻探测绘、科学精确发掘的基础上，形成了这部有关元中都的基础研究性科研报告。它是对前一阶段元中都遗址考古成果的全面反映，发表了翔实的资料，探索了历史之谜，为平息争议提供了有力证据。为研究元中都的布局、建设进程、以及元代的都城制度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的资料，同时为下一步元中都考古工作规划提供了依据，为今后深入研究的科学有序进行和大遗址保护奠定基础。
报告从八个章节进行表述，每个章节按照不同时间和不同的勘察发掘地点进行划分。第一章《绪言》，概述地理历史背景、建设史、研究史，粗线条勾勒出中都大形轮廓和认知要点，使读者对中都生存的广阔环境与背景有个初步印象。第二章《调查勘测》，介绍城址现状、建筑格局，让人们对中都城市风貌有个基本概念。第三至七章，详述五处地点的考古发掘成果，这是对元中都结构与功能的纵深探索，力图客观再现其有机组成，为今后深入探讨夯实基础。第八章《结语》，总结收获和展望前景，试图解释中都的个性和品格，使中都复原研究所需要的元素趋向丰富和丰满，为推动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做好准备，为学术延伸提出建设性意见。附录研究和认识，通过对中都城墙、宫殿及其他建筑遗迹和出土文物的观察与分析，从物质存在提炼内涵要素，求觅其发生发展的轨迹和规律。
本报告采用文字、表格、图片等多种形式相结合，力求翔实而全面地阐述勘测研究情况。努力做到阐释科学、客观、详尽，语言严谨、洗练，表格数据精确、信息量大，图片重点突出、精美清晰、能直观地反映环境、遗迹和文物，尤其是在本章《绪言》中所引用的图片，经过严格挑选，无一不是与元中都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相关事件、文化遗存息息相关的场景，或用语言难以表述的意境。有些图片与后面的章节存在关联，希望能有一些启发作用，让读者在通读本书后产生联想和共鸣，对元中都内涵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为今后广大读者到元中都实地考察提供一些线索。着墨最多之处是对发掘过程、建筑形制、出土遗物的叙述分析，注重对发掘过程的完整展现和考古信息的全面提取，小结试图以点睛之笔对发掘成果简明扼要地加以客观述评，并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在每一章节，大量的内容和庞杂的数据，浓缩在较为简短的篇幅中，崇尚科学求实的态度和朴实严谨的文风。在内容和结构的安排上，尽量详略得宜，图文并茂，避免赘笔，以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另外，在不偏离考古报告主旨的前提下，在一些章节的行文顺序和语言组织上做了些浅浅的尝试，稍稍突破了一点考古报告的传统固定模式，希望能使更多的读者有兴趣读下去，增进对考古的理解和支持。
本部报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都的文献记载似雪泥鸿爪，难以厘清来龙去脉，没能在发掘操作中发挥出足够的指导意义。其次，微观研究刚刚起步，阶段性工作和局部的发掘，加之考古发掘本身也具有无法全面揭露的局限性，使考古认识还徘徊在基底层次。再者，出土遗迹和文物林林总总，但考古知识积累还未细化到包罗万象，在发掘整理过程中，可能会在一些元素本质的把握上，出现偏差的现象，因而在细节处理上可能会有疏漏。举个简单的例子，发掘出土的一块用做垒脊的“当沟瓦”，因我们对古建结构和名称术语不能熟谙于心，当时没有认识到它的用途，险些当做意义不大的一般性残块对待。总之，中都研究是个多学科交织的庞杂体系，如果把它比作一株藤蔓缠绕的葡萄树，典籍考据的枝条在诸多学者的汗水浇灌下，垂挂下串串水晶般光亮的果实；勘测发掘枝条抽出的果穗方才结出青涩的子粒，离硕果满藤还尚待时日；而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以及保护远景等延伸课题才刚刚抽出新枝或萌生新芽。离复原城市全貌还差之千里。这些局限，都可能会使本报告与期望值产生距离。这是我们竭力避免的，也是未来需要努力完善的。
元中都在七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鲜为人知，简略的记载使真相扑朔迷离。它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一砖一瓦都凝聚着智慧，吉光片羽皆金玉珠贝。在盛世曙光里，元中都再次受到历史垂青。这颗划过大元天空的流星，湮没沉积了700年，已然幻化成一颗晶莹的琥珀。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一个不懂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不会知道去爱国的。”〔128〕为了历史的复原和完整，尽一点点绵薄之力，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关于元中都我们所做的，就是细心擦去这颗琥珀的风尘，希望让它更清晰、更美丽，也让更多的人感悟到它的神奇和光辉。
〔1〕《蒙元时期四都时空关系图》参考资料：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2.史为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第263页图35《元代两都交通示意图》，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3.陈永志：《论草原丝绸之路》，2011年7月11日《内蒙古日报》。关于纳怜驿道，一般相关文章中均提到自东胜州溯黄河而西，陈文志先生明确指出，经行云内州，本图采用此说。4.木怜站道经兴和路北境，但无明确路线，李逸友先生在《文物》1987年第7期发表的《黑城文书所见的元代纳怜道站赤》一文中提到该驿道从李陵台向西，本图据此标示；同时纳怜驿道也没有查到确切经行路线，故二者均用虚线标示。5.贾文毓、李引主编华夏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中国地名辞源》第164页：“灰腾梁山，又称奎腾梁山。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属阴山山脉中段。近东西走向。西接大青山，东接大马群山。海拔1500米以上。‘灰腾’，蒙古语音译，意为‘冷’。这是一个蒙汉语合成的地名。因天气寒冷而得名。”6.刘明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第177—178页《内蒙古地区普通地图》及125—126页《华北地区普通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10年版。灰腾梁山和大马群山位置参考此图，同时洋河为永定河上游，有三条支流，在一般地图上很少表示西洋河，根据此图绘出。
〔2〕关于黑风口、镇虎台坝口和白龙山。黑风口，旧称“神威台坝口”。位于张北县油篓沟乡狼窝沟，是张家口通向坝上的交通咽喉，军事要隘，因风力猛烈，俗称“黑风口”。1945年苏蒙联军在此对日军展开激烈的阻击战，为了纪念牺牲的联军烈士，在狼窝沟西山上修建了墓地和烈士纪念碑。镇虎台坝口在台路沟乡镇虎台村西、哈叭气村东。坝口深切，1994年版《张北县志》记载古有人马小路以资通塞，现在沿坝口东侧山缘修有公路可通汽车。从镇虎台坝口以西，从哈叭气村向西、南延伸之山，即正边台村坐落之处，以深切的河谷与东侧的山岭分开，有学者认为这应是当年的交通冲要“虞台岭”，并认为擒狐台即明代镇胡台，现代称镇虎台，把亮马台顶端的烽台定为虞台岭台（《野狐岭考》第84页，《野狐岭长城峰台与道路交通考》第119、123、127页，《张北长城》，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1版。下引此书同此）。表述这些观点时没有详细说明其依据，似有可商榷之处。我们观察山形走向，结合对春垦、镇虎台、小麻坪、哈叭气、正边台等村庄访问的情况，由镇虎台坝口向西南翼展的山应是白龙山，即在1936年编修的《张北县志》坝头山脉示意图中标注的“白龙洞山—虞台岭（帷台岭）—野狐岭—李太山”这列山岭中所处位置最西的“白龙洞山”，此山在新华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由万全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修的《万全县志》第821页中被称为“白龙山”。
〔3〕关于坝。坝在蒙语中是山岭的意思，蒙古人以山为坝，它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大坝、堤坝。现在河北省所说的坝，是指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连接地带，坝头一般为垄状山脉，总体呈东西走向。内蒙古高原南缘自南而北地势陡然升高而形成阶梯状地带，故名“坝上”，平均海拔高度约1500—2100米，所在纬度为北纬41°—42°之间，年平均气温约1.4℃—5℃，因气候原因形成草甸式草原。它西起张家口市的尚义县，经张北县、沽源县，东至承德市的丰宁县、围场县。本文所说的坝是其中的一段，位于万全县与张北县交界处。
〔4〕关于坝口和驿道。坝头南缘受强烈切割作用形成多处隘口，古来为南北往来孔道，即为坝口。以威远门坝口、汉淖坝口、黑风口（亦称神威台坝口）、土边坝口最为重要。其中关于元代驿道通过之处有两种说法。第一种：一般认为通过狼窝沟之南的坝口黑风口，这是目前较为流行的通俗说法。今天张石高速、207国道通过这里，是现在经过张北上、下坝的主要道路。第二种：通过张北县台路沟乡春垦村之南千余米的土边坝口，一些学者持这种观点（胡明：《野狐岭长城峰台与道路交通考》第130页）。目前这条道路已经废弃，仅作为民间耕种或村间往来的经行道路。古代交通要道原来经行上述这两处地点的哪一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1994年出版的《张北县志》第70页记载，清代“草原丝绸之路”张库大道，通过汉淖坝口，把“陆路商埠”张家口和草原腹地的库伦连接起来。当时人们说那路上流淌的都是金银财宝，所以叫它“金钱大道”。另外，通过坝头的二十余处崎岖狭窄的人马小道，与古代要道无关。
〔5〕关于“无穷之门”。“无穷之门”是赵国北疆国门、军事要塞，最早见于《战国策·卷十九·赵二》中“王破原阳”一节，赵武灵王说服大臣牛赞同意其“胡服骑射”时说：“昔者先君襄主与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无穷之门’，所以昭后而期远也”。《史记·赵世家》记载：“十九年春正月，……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把它标注在今万全、张北交界处的野狐岭上，现在民间一般认为它是在今天的黑风口，也有人认为是在春垦村之南千余米处的土边坝口。但因历史地图比例较小，从图上无从判断是在黑风口、还是土边坝口。经笔者实地调查，以土边坝口的可能性较大，在本文中暂时倾向于此种说法，但尚需找到确凿考古证据。
〔6〕关于野狐岭的位置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野狐岭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大体包括张北、万全之间的坝，多数意见认为尤指狼窝沟（黑风口）以西至镇虎台坝口这段山岭，此说目前被广泛地认同，《中国历史地图集》即把野狐岭标在狼窝沟以西、虞台岭以东。另外，还有很多人认为狼窝沟以东、包含茴菜梁在内延伸至崇礼县边界的山岭，亦属野狐岭，其中一些现代经济和交通建设项目，均以野狐岭命名，如“野狐岭风力发电”、“野狐岭2号隧道”等。第二种，野狐岭位于狼窝沟坝口处，《畿辅通志·关隘篇》、《清史稿·地理志》、1992年修《万全县志·山脉》、1994年修《张北县志·名胜》、《万全文史资料》等倾向此说。第三种，认为土边坝所在的位置应是史书记载中的野狐岭（《野狐岭考》，《张北长城》第76页）。需要说明一点：“野狐岭”这个从辽代就已频现于史料的地名，其所指范围随着历史的发展，可能会有位移和延展。目前关于野狐岭的历史地理内涵还没有明确的定论，这是迫切需要寻找考古证据来解决的一个学术问题。我们对土边坝进行调查，从坝下由南而北上到坝上之后，地势又渐渐低下，有道路直通春垦村，在道路西侧的山北坡下发现一处遗址。遗址内沟壁有灰坑遗迹和灰陶瓦片等遗物，尤其是发现了龙纹滴水、瓦当和走兽羽翼残块，除了未施釉外，其特征与元中都城址内出土的同类构件非常相似，由此推测很可能这里就是当时“纳钵西路”之位于野狐岭上的“纳钵”或“孛老”驿站。元代从大都到上都有四条驿路，由西向东依次为孛老驿路（西路）、望云驿路（有时与位于其东侧的黑谷路相比较而称为西道）、黑谷路和古北口路。元人在文献中把后二者均称为“东路”或“东道”。“孛老”，又称“孛落”，是蒙元时期在大都与上都之间的西路上位于野狐岭以北的第一个蒙古驿站，当是以管理站赤的蒙古人名字而命名的，孛老驿路的名称即来源于此。元政府在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正式发布关于“上都以西隆兴府道立孛老站”的命令，此前蒙古国时期这一直是驿道正路，被人们称为“孛老站道”，元政府也已把它称为“正站”。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后，开始整治望云驿路，因其比孛老驿路近三百多里，逐渐成为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主要驿路。其中“东道”之一的黑谷路“历纳钵凡有十八，为里七百五十有奇”，是四条驿路中里程最短的，是皇帝每年“两都巡幸”从大都到上都清暑的专道，俗称为“辇路”。从上都回大都大多走孛老驿路（西路），即文献所言“东出西还”，在这条驿路上设有24处“纳钵”，因此又称作“纳钵西路”。《元史·世祖十二》记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三月，元世祖忽必烈曾驻跸野狐岭。关于野狐岭“纳钵”和“孛落”驿站的地点，在周伯琦作《扈从北行后记》和明代叶盛撰《水东日记》里均有记载，但今天据此并不能够找到具体所在。“纳钵”是“捺钵”的转译，“捺钵”是契丹语的汉文译音，意为“行宫”“行营”“行在”或“行帐”，在辽金元文献中，“捺钵”一词的异译有“剌钵”“纳跋”“纳钵”“纳宝”等写法。金代“捺钵”制度模仿和因袭辽代，不过在金代文献中“捺钵”一词并不常见，多径称为“行宫”。元人承用“纳钵”一词，专指“车驾行幸宿顿之所”，由固定的帐幕和房舍组成，供皇帝及其随行人员使用，帐幕的规模一般小于斡耳朵（宫帐）。此处遗址为我们确定野狐岭“纳钵”或“孛老”驿站的地点和形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进而为确定“纳钵西路”的确切走向和元代野狐岭地理位置提供佐证，应作为下一步考古工作的一个重点。还需要补充一点：距黑风口不远处的西侧山坳里，有一个相对平坦的台地，也散见元代的瓷片，在今后的野狐岭调查中也应当引起重视。
〔7〕关于桃山和虞台岭。要确定野狐岭西部范围，首先需要对“虞台岭”作些简要解释：虞台岭（元代或称帷台岭）亦为要冲之地，明代叶盛撰《水东日记·虞台岭观音堂记》载：“兴和西南五十里曰桃山，桃山之东五里曰虞台岭，供奉尚鹰，每夏居焉。岁丁丑，有旨造鹰室，刻二石鼓以纪岁月矣。然其地乃草漠之冲，毂辔交错，由秦、晋、燕、齐而北者，由滦京辽东而西者，道必出焉。”《元史·阿沙不花传》记载元中书右丞相、顺宁忠烈王阿沙不花曾请诏有司在此造鹰室，并筑观音堂两楹。《畿辅通志·关隘》记载“野狐虞台二岭为辽金元往来大道”。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发生了一场明军抗击蒙古鞑靼入侵的恶战非常著名，史称虞台岭之战。在《张北县志》、《万全县志》等一些方志或其他文献中对虞台岭都有记载，但记述均较粗略或有矛盾之处，根据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中对虞台岭位置的表述，可了解到它大致在万全县新河口村以北的坝头山岭里，但都无法对其精确定位。从新开口村西北开始向北到镇虎台坝口西侧的哈叭气村向东、转向镇虎台村，再一直向东延伸到黑风口，这一列坝头山岭里，除野狐岭、虞台岭外，还见有白龙（洞）山、桃山、李太山等名称，另外还有名称众多的瞭望台，对于它们的时空逻辑关系众说纷纭。桃山在历史上也是一处军事要地，《万全县志》记载有“桃山之役”。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注的明时期虞台岭，大体地点在新河口堡（今新河口村）东北，没有标注“桃山”和“野狐岭”。而在辽金时期的地图中“桃山”也被标在这里，并且在其东侧也标注了“野狐岭”，但当时未有“虞台岭”。元时期地图中标注了“桃山”和“野狐岭”，未标注“虞台岭”。因地图比例较小，根据这些图上标注也不能确定准确位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北直九》记载新河口堡东北有桃山，又东北九里有虞台岭；旧《宣镇志》、《畿辅通志》等记载新河口东北十二里为“虞台岭”。这些文献都表明了“桃山”和“虞台岭”的相对位置：“桃山”在张北县西南、万全西北、新河口堡东北，“虞台岭”又在“桃山”东北。各种文献对它们的方位记载都类似，唯里程略有差异。1994年出版的《张北县志》认为“李太山”相当于“野狐岭”之地，“虞台岭”在其西，记载：“砖台（虞台岭），台路沟乡黄土囫囵正南2.4公里处，与万全分界，长约2.5公里，相对高度130余米，可牧畜，局部也可耕种。”此位置与前者明时期地图所标“虞台岭”的大体地点相合，实地调查此处山岭，其南面多为陡崖峭壁，但自镇虎台坝口一直向东延伸的山岭，并无明显自然界限与从黑风口西延而来的山岭区分开来。若此地为明代的“虞台岭”，则其包含在今天一般所说的广义“野狐岭”的西段里。在万全县政协文史委《万全文史资料》第七辑之《万全明代战争故事》中，提到“虞台岭”时认为在新河口村北0.5公里处，但又说是一道东西向的山梁。此说可能是采用的1992年出版的《万全县志》第98页《第二节·山脉》对“虞台岭”的记述，实地调查，所指不明。明代王质在《虞台感事》中写道：“擒胡迤逦接虞台，万马从容压境来。才见秦城尘一动，战云凄惨角声哀。”说明“虞台岭”与“擒胡台”相接。韩春林、乔玉、尹自先、柴立波等几位先生先后七次调查，查阅大量史料，作《破解虞台岭、桃山之谜》，尚未刊出，余得先睹。他们认为今天的“高山台”即“桃山”，其东北为“虞台岭”，是在土边坝口转而呈南北走向往南伸出的一段山岭，主体在野狐岭之南，局部与野狐岭有交叉，“其北半段与南北通道土边坝口平行相邻，古往今来，成为扼守土边坝口的天然要塞”，颇为认同。此段南北走向的山岭北部正与“擒虎台”（擒狐台、擒胡台）相接，这与王质诗中“擒胡迤逦接虞台”描述的位置相合，也与很多史料所记相符。
〔8〕关于“野狐岭之战”的地点“獾儿嘴”。“野狐岭之战”是“獾儿嘴之战”、“浍河堡之战”等一连串战斗组成的一个战役，“獾儿嘴”是木华黎突击的具体地段，浍河堡是蒙古军队最终追歼金国主力的战场。笔者曾实地考察黑风口和春垦村之南的土边坝口附近的地理形势，这两处地点的丘岭、河流、谷地等地形非常相似。从这两处地点分别向北流出的河流，是安固里河上游众多支流之中的两条，在1994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北县志》中，将这两条河流分别称为玻璃彩河和台路沟河。玻璃彩河南面对应黑风口，台路沟河的次级支流群马河对应土边坝口。东部玻璃彩河的两个源头、西部台路沟河及群马河分别从一座山丘的东、西两侧谷地流出。玻璃彩河两个源头所夹的东部山丘位于油篓沟乡东坊子村之东、克头脑包之南，台路沟河和群马河所夹的西部山丘在台路沟乡大圪垯村东南。这两条支流的各自两个源头支流，在中间山丘以北交汇处，都形成较为开阔的地带，从北向南眺望，北山嘴均呈三山夹两谷，或一山分两河，地形都似“獾儿嘴”。其中哪一处是当年“野狐岭之战”的地点，还有争议。经实地调查，笔者认为西侧大圪垯村附近大营滩水库所在位置，因北为宽阔的河谷，南过土边坝口很快便可进入古城河——洋河谷地，直达浍河川（位于今万全、怀安两县交界，东、西、南洋河会合地带），地形与历史记载的当时战役情形契合点要多一些，因而作为古战场的可能性要更大些。
〔9〕（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0〕（元）张德辉：《纪行》，王恽《秋涧集》卷一，《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十年马龙、金舜臣刻本。
〔11〕史为民著：《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戊编之《皇帝避暑：两都大游行》第262—269页，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
〔12〕《元史》卷二二《本纪第二十二·武宗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下引《元史》同此版。
〔13〕《元史》卷二三《本纪第二十三·武宗纪二》。
〔14〕（元）姚燧：《武宗皇帝尊号玉册文》，《牧庵集》卷一，丛书集成本。
〔15〕明代称中都遗址为“沙城”，参见（明）金幼孜《北征录》和《后北征录》，民国胡思敬辑《豫章丛书》第五函第42册，1984年杭州左旧书店刷印民国间南昌豫章丛书编刻局刻本。
〔16〕《大清一统志》卷548第12页《牧厂·镶黄等四旗牧厂》，《四部丛刊续编》第45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重印，1984年版。
〔1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
〔18〕尹自先、赵仲等主编：《张北县志》，第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后文1994年《张北县志》均指此版。
〔19〕闫永福：《河北张北县一带的细石器遗存》，《考古》2001年第三期。
〔20〕《张北县志》第1—2页及第26—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1〕《金史》卷二四《志第五·地理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下引《金史》同此版。
〔22〕《辽史》多见皇帝驻跸、狩猎于张北地区的记载。如《辽史》卷六八《巡幸表》重熙六年正月，“猎于鸳鸯泺”、二月“猎于野狐岭”；《辽史》卷八《本纪第八·景宗上》保宁五年七月“驻跸燕子城”；《辽史》卷九《本纪第九·景宗下》乾亨二年四月“清暑燕子城”等；《辽史》卷一八《本纪第十八·兴宗纪一》六年夏四月“猎野狐岭”。所引《辽史》为中华书局1974年版。鸳鸯泺，位于中都西北，今称安固里淖。野狐岭位于今张北县与万全县交界处的坝头地区。燕子城，今张北县城。
〔23〕同［21］。
〔24〕《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
〔25〕同［21］。
〔26〕《元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纪》。
〔27〕《元史》卷四《本纪第四·世祖纪一》。
〔28〕《元史》卷五《本纪第五·世祖纪二》。
〔29〕同［28］。
〔30〕《元史》卷六《本纪第六·世祖纪三》。
〔31〕陈高华、史为民：《元上都》第45—49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2〕郑绍宗：《考古学上所见之察罕脑儿行宫》，《历史地理》第三辑，1983年。
〔33〕周伯琦：《扈从集》，《近光集》卷三。
〔34〕叶新民：《元上都研究》第51页和239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5〕同［13］。
〔36〕同［13］。
〔37〕《元史》卷二四《本纪第二十四·仁宗纪一》。
〔38〕同［37］。
〔39〕（元）周伯琦：《兴和郡》诗，转引自《张北县志》第565页之《诗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0〕（元）周伯琦：《扈从北行后记》，（民国）陈续淹修、许闻诗纂：《张北县志》卷八《艺文志·奏议》，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下引民国县志同此。
〔41〕同［18］。
〔42〕（元）杨奂《抚州》诗：“北界连南界，昌州又抚州。月明鱼泊夜，云冷鼠山秋。为客无时了，劳生有许愁。残年婴世网，吾欲谢浮鸥。”现一般据此诗描写的行程路线和情境推测，鼠山即指狼尾巴山。即元中都城址西侧3公里的弧形山脉。1994年版《张北县志》第66页记载：“狼尾巴山：公会镇、馒头营乡交界，县城西北20余公里处。长约5公里，海拔1431米，相对高度130米，总趋东西走向。土石相间，可耕牧。”其中“总趋东西走向”一句是不太准确的，应为南北走向。鼠山是与中都城址距离最近的一列山丘，在元中都城址选择方面，此山应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重要地理元素之一，后文还将提到。在明代可能曾叫作“封王陀”或“凤凰山”。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朱棣出征蒙古，金幼孜《北征录》记载，二月“初七日，早发兴和，行数里，过封王陀，今名凤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驾鹅鸿雁之类满其中。……上又曰：‘适所过沙城，即元之中都，此处最宜牧马。’语久始退”。笔者调查，在中都附近之山，唯有狼尾巴山位于其西。而在中都以东黄花脑包和东北迭不齐儿山均分别距此30里和40里以外，只有晴天始可远远望见，附近再无其他山。按明成祖所走路线方向，有“海子”在山西北，是过了距兴和（张北）“数里”的“封王陀”之后向西北方向行进，至“海子”，即今安固里淖。如果此“封王陀”是指迭不齐儿山，其行走的路线就是从中都城址所在地又折向东北，再行数十里到东北方向的迭不齐儿山，若要抵达安固里淖，需要再折向西南行走数十里。当时行军不可能绕这样的一个大圈子，且文中所述“早发兴和，行数里”便过封王陀，所以这个“封王陀”不可能是离中都城又几十里地以外的迭不齐儿山。同样，封王陀如果是指城址东侧的黄花脑包，绕远不说，也没有与记载相符的地形，所以也不可能是黄花脑包。鉴于此，当时“封王陀”应该指的就是今天的狼尾巴山，地理位置与当时记载最为符合。“凤凰”与“封王”谐音，“凤凰山”可能因“封王陀”音转而来。但中都是位于狼尾巴山东南方向，文中所记为“山西南有故城”，这也不难理解，古时走路，并非完全按正南、正北方向，且狼尾巴山北部是向东弧弯的，当从东南斜向西北走过此山尾端北侧后，回想中都的位置，在方向上出现偏差是常有的现象，况且在草原上因参照物较少，迷路现象本来也时有发生，把“山东南”记成“山西南”是不足为怪的。另外，《后北征录》记载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北征，曾于四月初五日“移营于兴和北十里沙城，初六日，大阅军士”，中都在兴和北约30里，而记载为“十里”，当时没有准确的测量，只是大致的估算，“十里”尚可算为“数里”，这恰好为证明当年经过中都附近的山即狼尾巴山提供了佐证，若为其他山，又均在几十里以外，再称“行数里”，就不妥了。金幼孜的这段记载，是被研究元中都的学者们经常引用的十分重要的一条文献，故在此略作解释。
〔43〕此图参考张北县民政局2009年6月编制《张北县行政区划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北县志》第71页《张北县河流分布图》而绘制。
〔44〕“旺兀察都”见《元史》卷二十二、二十三本纪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武宗一》和《武宗二》；“王忽察都”见《元史》卷三十一本纪第三十一《明宗》，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北直九》提到明文之争事件时亦以此称；“旺古察”见《元史》卷一三八列传第二十五《康里脱脱》；“汪火察秃”见《元史》卷三十本纪第三十《泰定帝二》；“晃忽叉”见元代权衡《庚申外史》卷上，提到明文之争事件时使用此地名；“忽察秃”按周伯琦《扈从北行后记》记述理解：此纳钵应在鸳鸯泺（今安固里淖）东南，“（鸳鸯泺）是而南则属兴和路矣，……曰忽察秃，犹汉言有山羊处也，地饶水草，野兽兔最多，又西二十里为兴和路”，一般据此按里程和读音推测“忽察秃”即指元中都所在地，但原文所记方向不准确，兴和路应在其地之南。此说尚无确证。“瓮郭察图”见注［88］。
〔45〕2011年7月应邀参加第八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草原文化论坛·元代的城址研究研讨，作《元中都发现与考古研究》主题发言，并以“旺兀察都”蒙语之意就教于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特格舍先生，后函复内容如下：“张春长研究员：对给我寄来这么多好资料，表示衷心感谢！关于‘旺兀察都’一词，初步查阅了一些资料，作了初步分析，仅供参考。一、‘旺兀察都’一词，在《元史》中有两种写法1.旺兀察都。①出现于‘甲午，建行宫于旺兀察都之地，立宫阙为中都’一句中（见《元史》（二）480页）。②‘秋七月，辛巳，置行工部于旺兀察都’（见《元史》（二）484页）。③—⑥另见《元史》（二）493、495、498、500页（此句为笔者据原文意思简要概括）。2.‘天历二年八月乙酉朔，明宗次于王忽察都。丙戌，帝入见，明宗宴帝及诸王、大臣于行殿。……’（《元史》（三）737页）。这样‘旺兀察都’由一般地名升为行宫（行殿）之名了。二、查阅了一些资料后的初步分析：查阅了三部蒙古文词典，一部汉蒙词典（第三版）后发现了‘察都’一词，解释都表明‘意为驯鹿’。我未查到‘旺兀’、‘王忽’的解释，估计‘旺兀’、‘王忽’是对‘王’字的蒙古音（蒙古语不分声）的译写，一般没有固定字。我觉得第二种写法‘王忽’的‘王’字，未用‘旺’而用了‘王’字，是否是有对‘旺兀’的脚注的性质。这样可以理解‘旺兀’和‘王忽’应是‘王的xx’的意思。因‘旺兀察都之地’是以地（‘是以地’这三个字原文没有，是笔者所加）名出现的，所以在‘驯鹿’之后可当有‘场’或‘苑’字理解为地点。这样，建行宫之地是‘（诸）王的驯鹿场、或王的驯鹿苑。行宫（行殿）名为驯鹿场行宫。叫起中都之后驯鹿场可以隐居了。我的声明：我查的词典都是近、现、当代的工具书，是不是保留了古蒙语的意思，现在还不敢定论，加上北方少数民族互相借用名词术语，‘察都’也许不是蒙语而是其他民族的语言。我如发现新的资料、新的解释要及时奉告。……特格舍于寓所，2011年8月20日。”
〔46〕此诗以《自湖滩和朔至三岔》之名收录在1994年出版的《张北县志》之《诗歌》第567页，下加原注：张家口外官牧余地分授八旗放牧，各据一方，每夏加遣人员督率之。“湖滩和朔”在宁夏一带，而“三岔”所指不明。一般认为此诗所反映的内容就是张北坝上一带，并为很多人引用。以此就教于县志主编尹自先先生，他也持此种观点。
〔47〕同［33］。
〔48〕《元史》卷一六《本纪第十三·世祖纪一三》。
〔49〕“遮里哈剌”见《扈从北行后记》：“由此转西至怀秃脑儿，犹汉言后海也，有大海在纳钵后，故云。曰平陀儿，曰石顶河儿，土人名为鸳鸯泺，其地南北皆水，水禽集育其中，国语名其地曰遮里哈剌纳钵，犹汉言远望则黑也”；“昂兀脑儿”见《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元时期中书省图、“昂裩闹儿”见明时期京师（北直隶）图，“昂古里泊”见清时期山西图。“鸳鸯泊”见辽时期南京道图；“昂吉泊”和“鸳鸯泊（泺）”见金、南宋时期西京路图。“昂古立脑”见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口北三厅志》：“金史地理志，抚州有昂吉泺，又称鸳鸯泺……今呼为昂古立脑，即金之鸳鸯泺也。”1994年版《张北县志》第535、559页还有“安固里诺儿”和“安固林诺尔”的称呼。应是蒙语音译。
〔50〕《元史》卷二三《本纪第二十三·武宗纪二》记载：“（武宗至大三年八月）甲子，猎于昂兀脑儿”。
〔51〕《鸳鸯泊作》之诗见1994年《张北县志》之《诗歌》第564页。
〔52〕1994年《张北县志》之《淖儿》第72页：安固里淖在公会镇域内，面积约60平方公里，水面47.6平方公里，呈椭圆形，水深4米，水量11900万立方米，显碱性。
〔53〕1994年《张北县志》之《山脉》第66页：狼尾巴山“总趋东西走向”。书中所述或与鼠山范围有所不同，可能是指北部的“鼠尾”部分，而不包含鼠山的南部“鼠头”部分，就整体而言，应趋于南北走向。
〔54〕1994年《张北县志》第73页《淖儿》记载：新地湾淖隶馒头营乡，水面面积1.44平方公里，水深3米，水量432万立方米，水质碱（群众评议）。此淖是与中都城址距离最近的湖泊，在城址选择时应是与元中都相关的重要地理元素之一，后文还将提到。
〔55〕1994年《张北县志》之《山脉》第67页记载：“黄花脑包：县城东北11.9公里之馒头营、郝家营乡交界处，海拔1440.2米，土石相间，不能耕种。蕴藏大理石和软白石。”中都螭首等构件的用料是否与此地石料有关，下一步需要做测定，此可作为线索。
〔56〕1994年《张北县志》之《山脉》第66页记载：“迭不齐山，县城正北约34公里，张（北）康（保）交界处。海拔1600米以上，东西走向，土层较厚，可耕种。”这是元中都东北方向最近的山，距离约19公里，天气好时清晰可见。
〔57〕参考1994年《张北县志》第三章《自然环境》第59—105页、第五章《畜牧业》第116—136页，第七章《农业》第148—169页。
〔58〕（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五《风俗物产》，乾隆二十三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下引本书同此。
〔59〕《金史》卷六《世宗纪》、卷二十四《地理上》。
〔60〕内蒙古草原地带文物干部考古培训班：《正蓝旗四郎城调查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
〔61〕虞集：《贺丞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十八，中华书局据明刻本校刊。
〔62〕《金史》卷二四《志第五·地理上》。
〔63〕同［42］。
〔64〕韩志远：《略论金抚州地区在蒙金战争期间的战略地位及元武宗在抚州建元中都的军事原因》，《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65〕李逸友：《黑城文书所见的元代纳怜道站赤》，《文物》1987年第7期。
〔66〕叶新民：《元上都研究》第114—157页《元上都的驿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7〕交通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第375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
〔68〕《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6。
〔69〕同［68］。
〔70〕同［66］。
〔71〕同［65］。(https://www.daowen.com)
〔72〕叶新民等：《元代的兴和路与中都》，《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73〕同［12］。
〔74〕同［12］。
〔75〕同［12］。
〔76〕同［12］。
〔77〕同［12］。
〔78〕虞集《河图仙坛之碑》记载：至大元年，玄教嗣师吴全节从武宗“至中都，中秋赐宴，上顾其貂裘弊，改赐黑貂三百以为衣。”《道园学古录》卷二五，《四部丛刊》本。
〔79〕同［13］。
〔80〕同［13］。
〔81〕同［12］。
〔82〕同［12］。
〔83〕同［12］。
〔84〕同［12］。
〔85〕同［13］。
〔86〕同［13］。
〔87〕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二《上书·时政书》：“今闻创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则有五台增修之扰，内则有养老宫展造之劳，括匠调军，旁午州郡。或渡辽伐木，或济江取材，或陶甓攻石，督责百出，蒙犯毒瘴，崩沦压溺而死者，无日无之。粮不实腹，衣不覆体，万目睊睊，无所控告。以致道上物故者，在所不免，以此疲氓，使佛见之，陛下知之，虽一日之工，亦所不忍。彼董役者，惟知鞭扑趣成，邀功觊赏，因而盗匿公费，奚暇问国家之财诎、生民之力殚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第4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991年印刷，下文引用此书简称《四库全书》。
〔88〕（元）程钜夫：《瓮郭察图建宫殿祭文四首·后土》，《雪楼集》卷一，《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9页。
〔89〕同［13］。
〔90〕《元史》卷二四《本纪第二十四·仁宗纪一》。
〔91〕同［90］。
〔92〕同［90］。
〔93〕《元史》卷二九《本纪第二十九·泰定帝纪一》。
〔94〕《元史》卷三〇《本纪第三十·泰定帝纪二》。
〔95〕《元史》卷三三《本纪第三十三·文宗纪二》。
〔96〕关于明文之争“旺兀察都事件”，明宗之子元顺帝在至元六年（1340年）的诏书里揭示于天下：“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见《元史》卷四《本纪第四十·顺帝纪三》记载。元代权衡《庚申外史》卷上记载，“文宗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儿曰：‘昔者晃忽叉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燕帖古思虽为朕子，朕固爱之。然今大位乃明宗大位也，汝辈如爱朕，愿召明宗子妥欢帖睦尔来登兹大位。如是，朕虽见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词而塞责耳。’言讫而崩”。晃忽叉者，乃明宗皇帝从北方来饮毒而崩之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情理上推断这段记载是可信的。元代诗人萨都剌在其《记事》诗中写道“当年铁马游沙漠，万里归来会二龙。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只知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此诗有“诗史”之称，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揭露了文宗为争夺皇位杀兄明宗的这一宫禁秘事。
〔97〕同［33］。
〔98〕《鸿猷录》卷二《宋事始末》第20页，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90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元史》卷四五《本纪第四十五·顺帝八》第945页。《明史》卷一二二《列传第十·郭子兴韩林儿》。《庚申外史》卷下，《豫章丛书》第五函第38册。
〔99〕《口北三厅志》卷二第28页《山川·炭山》。
〔100〕（民国）《张北县志》卷二《地理志下·古迹》。
〔101〕沈云龙主编：《察哈尔省通志》第207页，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102〕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联合经济调查组编：《坝上四县解放前的历史资料》，见存张家口图书馆，1979年编，转引自尹自先主编：《张北县志》第560页《白城子说》。
〔103〕［日本］箭内亘：《元代的东蒙古》，《蒙古史研究》第636页，刀江书院，1930年。
〔104〕《张家口日报》1982年2月22日第4版。
〔105〕尹自先：《白城子说》，《河北地方志》1987年第2期。收录在尹自先主编1994年《张北县志》。
〔106〕刘建华：《河北省张北县白城子古城址调查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2期。
〔107〕李惠生、赵淑英整理：《元中都学术研讨会在张北县召开》，《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108〕周良霄：《三朝夏宫杂考》，《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109〕1994年《张北县志》第26—27页。
〔110〕尹自先：《坝上的历史沿革》，《河北学刊》1984年第1期。
〔111〕陈高华：《元中都的兴废》，《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112〕魏坚：《浅议元中都的兴建及对保护工作的建议》，《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113〕史卫民：《元代都城制度的研究与中都地区的历史地位》，《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114〕同［64］。
〔115〕孟繁清：《漫议元中都的兴衰》，《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116〕张羽新：《加强元中都城址保护利用，促进张北县两个文明建设》，《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117〕郑绍宗：《考古学上所见之元中都——旺兀察都行宫》，《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118〕同［72］。
〔119〕同［115］。
〔120〕同［116］。
〔121〕同［117］。
〔122〕同［111］。
〔123〕陈应祺：《略谈元中都皇城建筑遗址平面布局》；冯恩学：《元中都城址观感》；贺勇、李惠生、马逵：《元中都遗址认定及其历史考古价值》；另参见［112］。
〔124〕同［105］。
〔125〕同［106］。
〔126〕李惠生、赵桂香：《元中都遗址及其周围村庄出土的元代文物》，《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127〕陈应祺：《略谈元中都皇城建筑基址平面布局》，《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128〕季羡林：《都市中的游牧民》之《总序》，见史为民著《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