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背景
长期镇守漠北的元武宗靠军事力量和漠北宗王推戴夺得政权，需要加强对漠北的联系和控制；同时武宗欲“创治改法”，既要驾驭大都和上都，又要摆脱两都势力的束缚。这种政治目的是其建都的充分条件。
1.元武宗建立中都的主要目的是联系和林控引漠北。
（1）元帝国形式及武宗的经历决定了控制漠北成为武宗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忽必烈将统治中心迁到了汉地，1279年，经过十多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南宋王朝，结束了中国境内长期以来南北对峙、分裂战乱的局面。但西北的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却把“遵用汉法”、违背祖宗旧俗作为主要罪状与忽必烈兵戎相见，这实际上代表了相当大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包括漠北诸王的思想情绪。漠北地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四朝，是蒙古国的中心地域，忽必烈定都燕京后，才降为元朝的一个边区，但有元一代，特别是元朝前期，它在政治上仍占有重要地位。按照成吉思汗的分封，在漠北地区，诸王所部星罗棋布，各拥有自己的属民和军队〔41〕。蒙古时期汗位继承权或由前代大汗指定，或通过明争暗斗夺取，但都必须经过召开忽里台、诸王贵族共同推戴这一形式，才能最终登上汗位〔42〕。忽必烈企图确立中原封建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然而草原时代的忽里台旧制，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蒙古诸王对皇位继承问题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忽必烈虽然战胜了阿里不哥，而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后裔仍分布在岭北各地，他们并不甘心放弃其取得皇位的权利。据有按台山以西广阔地区的海都势力，并不满足于统治窝阔台兀鲁思，还企图恢复其先人的大汗之位，因而始终把夺取岭北地区和故都和林作为实现其计划的主要目标。各兀鲁思的离心倾向与争夺汗位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表现为海都、乃颜等藩王的武装叛乱〔43〕。在成宗铁木耳的时候，南方汉人的反抗入于尾声，虽然海都死，笃哇降，漠北诸王叛乱平定，但广阔的漠北草原作为蒙古“祖宗根本之地”，仍然在元代政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威胁皇位的最主要因素。自成宗以下的元代诸帝，几乎无一不是经过召开忽里台才正式即位的。可以说元代的皇位继承事实上还是采取了一种蒙汉杂糅的方式——皇太子袭位与忽里台推戴的双轨制。忽里台制度缺乏对被推举者身份的充分限制，体现着一种自下而上的贵族选君观念，这就为争夺皇位行动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依据，大大加剧了政局的动荡。武宗及其以后的不少皇帝都是通过权臣拥立、武力夺位或是流血政变打出忽里台的幌子登上宝座的。武宗即位前拥重兵镇守岭北多年，成宗死后，他就凭借所掌握的强大武力，径自在和林召集诸王、贵戚、大臣会议谋取帝位〔44〕。及闻其母欲立弟仁宗，即与亲信大将床兀儿等率劲旅分三道南下〔45〕，仁宗不得不将已抢到手的帝位让给他。武宗从自己的经验中深知漠北故地及军事力量两方面在皇位继承中的利害，所以在他即位后为保障政局稳固必然要加强对漠北的联系与控制。
（2）元武宗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反映了他加强对漠北联系与控制的企图。
取消亲王出镇，设立和林行省，加强中央集权。忽必烈和成宗在位期间，在军事上对叛乱势力坚决镇压，一方面命诸王镇守漠北，先后有北平王那木罕、燕王真金、晋王甘麻剌、皇太子铁穆耳、宁远王阔阔出、怀宁王海山等多位亲王出镇巡抚或统军〔46〕；一方面于至元九年（1272年）设立和林转运司，后改置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管理政府所属军民和城郭、工局、仓禀、屯田廪、驿站等事务〔47〕。1307年，元武宗刚即位，就下令罢和林宣慰司，设和林等处行中书省（后改为岭北行省），治和林，同时置和林路总管府，管理和林城及其周围地区；置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分治岭北地区西部〔48〕。同时不再另派亲王出镇漠北。在岭北设立行省总军领民，岭北行省作为元朝中央政府分治北边的地方最高政府机构，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站等事，都由行省管领，这是元朝中央集权制的重大发展。
委任勋旧重臣担任岭北行省丞相，节制诸王。岭北是元朝皇室的故土，蒙古诸王最集中的地区，因此行省丞相常以蒙古勋旧重臣担任，授以节制诸王的大权。原来在岭北统兵、并积极参与定策拥立武宗的太师月赤察儿，被任命为和林行省右丞相，封淇阳王，有诏命宗藩、将领皆听其指挥〔49〕；又以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出任行省左丞相。虽然哈剌哈孙因秃剌之谮，罢相出镇北边，似有谪迁之意，但皇帝在诏书中提到：“和林为北边重镇，今诸部降者又百余万，非重臣不足以镇之，念无以易哈剌哈孙者”，并赐予他大量金银帛马等，闻之死迅，惊悼曰：“丧我贤相”，追封顺德王〔50〕。这都说明武宗对他的器重。《元史》记载，哈剌哈孙“威重，不妄言笑，善骑射，工国书，又雅重儒术”，世祖也曾说他“非常人比，可善遇之”，成宗朝，拜中书省左丞相时“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进中书省右丞相“每岁车驾幸上都，哈剌哈孙必留守京师”。“时帝弗豫，制出中宫，群邪党附，哈剌哈孙以身匡之，天下晏然。”〔51〕都说明哈剌哈孙威望高、能力强且忠于职守，历朝皇帝都对他恩宠有加，同时他又是武宗仁宗一系夺取帝位的支持者。武宗使他出任和林行省左丞相很可能考虑到他的威望，是想依靠他来治理和控制漠北。陈得芝先生指出当时哈剌哈孙曾参与密议谋立仁宗而引起武宗的不满才外调和林的〔52〕，即使如此，武宗使他罢相出任和林行省左丞相也并非是完全冷遇他，这样做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割断了他与仁宗的联系，又能使他人尽其才，发挥重臣的作用。按照分封制度，岭北是晋王分藩之地，自行省设立行省后，晋王的权力相对削弱了，王府直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限于本位下，行省官对诸王的无理要索和干预可以拒绝，行省不能决定的事务，则报告中书省议决〔53〕。可以看出对漠北的控制是大大加强了。
调军屯田，经营漠北。忽必烈为了防御西北诸王的叛乱，于1278—1279年命大将刘国杰、石高山同忽都鲁领三卫侍卫亲军屯戍和林，掀起元朝在岭北地区屯田的第一次高潮，但未坚持下去，1284年和林屯田军并入五条河，和林屯田也一度中断〔54〕。成宗时，政府军与西北叛王军队在岭北地区发生激烈冲突，于是又大力经营称海屯田，但到成宗末年，西北叛乱平息，岭北基本安定下来，称海屯田也废弛了〔55〕。1307年武宗即位后，以哈剌哈孙为和林行省左丞相，“以汉军万人屯田和林”〔56〕。称海屯田也重新恢复，每年得米20万斛，这是岭北屯田的第二次高潮〔57〕。忽必烈与成宗都是为了与叛军作战而经营屯田，随着叛军失利，屯田也就放弃了。而武宗时期，叛军已平，掀起了元代漠北屯田的第二次高潮。屯田意义重大，一方面为岭北农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一方缓解了军粮供应的困难，反映了武宗一朝对漠北的重视。(https://www.daowen.com)
滥赏泛封，极力拉拢。忽里台制度体现了一种君臣间的盟誓契约关系，诸王贵族推戴皇帝，以誓约表明自己的忠诚和义务，皇帝则以各种承诺特权和大笔赏赐作为报答。在激烈争夺中登上帝位的武宗，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更是对拥护他的漠北诸王贵族慷慨解囊，数额之大、耗资之大，十分惊人。据《元史》记载，武宗即位之初，下令对诸王、宗亲、勋臣的赏赐遵成宗即位时“所赐之数赐之”，哈剌哈孙言：“比者，诸王、驸马会于和林，已蒙赐与者，今不宜再赐。”帝曰：“和林之会，国事方殷。已赐者，其再赐之。”朝会赏赐的结果，搞得“两都所储已虚”〔58〕。横赐同时，滥封遥授现象也十分严重，以至“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59〕，对漠北诸王及从征贵族，封赏更是溥从宽大，毫无节制。元武宗就是想用封赏来拉拢蒙古诸王，以稳固自己的统治。
（3）都城转移的趋势说明建立中都是其联系和林的举措之一。
在我国历史上，都城转移的总体趋势，是趋向需要加强联系和控制的地区的。蒙古国前四汗的首都是在漠北和林。1251年蒙哥即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尊，总领漠南汉地军国重务。他志存高远，欲图夺取全国，但对于进一步攻占广大汉族地区，和林有诸多不便。1256年，他命刘秉忠仿金中都皇城，营建开平府作为藩邸，聚集了一大批有为的汉族知识分子，称为金莲川幕府，为后来夺取天下奠定了基础。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正式取代和林的首都地位〔60〕。此后上都作为反击阿里不哥争位和对西北、东道蒙古诸王叛乱作战的基地以及维系蒙古族传统的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264年彻底击败阿里不哥后，平定南宋、统一全国成为战略重点，燕京便比上都日显重要了，因为这里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是绾毂中原地区、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门户，地势险要，“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从春秋战国至唐代，这里一直是我国北方重镇，辽设南京，金又扩建为中都，政治、经济、军事地位都极为重要。所以在击败阿里不哥后，忽必烈从统治全国的长远政治军事考虑，立即诏改燕京为中都，着手修建新城，至元四年迁都于此，至元九年改为大都，而上都则成了陪都〔61〕。可见在武宗之前，元朝的统治中心由和林—上都—大都，是随着各阶段帝国形势的变化，逐渐南移的，目的也是为了加强对其移动方向的统治。武宗在大都以北建立一个与上都地位相当的中都，移动趋势又转向西北，按例推断是要加强对漠北的控制（彩版二）。忽必烈和成宗时期，虽然上都地位已比不上大都，但由于北方叛乱，上都的战略地位仍很重要。经过世祖和成宗时期的经营，已奠定了全国统一的基础，西北和东北叛乱已平定，武宗上台时，大都地位确定，上都的地位更加弱化成了皇帝避暑的行都。此时，对于帝位的威胁主要来自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内部，久居漠北的武宗，他的亲信在漠北，而且从他自己的经历中知道“兴王故地”漠北的重要。地处大都、上都与漠北交通枢纽的隆兴路（今张北地区），与上都地区性质相似，具有浓郁草原特色，可以按蒙古传统习俗举行各种活动，也便于联络更多的蒙古宗亲贵族，而且在经济、交通、战略等多方面优于上都（详见后文“地理基础”部分）。武宗从漠北回来继位从这里经过，想建立一座相当于甚至能替代上都的中都城，来加强对漠北的联系和控制，非常符合当时的形势。
2.建立中都也是摆脱旧都异己扶持心腹亲信的重要措施。
首先，武宗兴建中都可能有摆脱异己势力束缚的用意。仁宗击败安西王阿难答，夺得帝位并让于武宗，武宗即位后立仁宗为皇太子，相约兄弟叔侄依次相传，尊其母答己为皇太后，达成《元史》所谓的“三宫协和”〔62〕，其实这是《元史》的溢美之词，实际上三方关系并非十分和谐，这在武宗即位前后都有所表现。第一，武宗的帝位是靠武力威胁而得来的。答己借口星者之言，欲立幼子仁宗，而武宗以为自己“次序居长，神品所归”，令脱脱前往大都“往察事机”，并兵分三路南下，表明了夺取帝位的企图〔63〕。在这种情况下，太后、仁宗才被迫让出帝位，三方达成了妥协。第二，武宗对仁宗颇存戒心，并蓄意立子。在由和林南返时，武宗曾“迟回不进”，在其派往大都的使者阿沙不花被太后遣回“往道诸王群臣推戴之意”和脱脱相继而回“具致太后、仁宗之语”后，武宗方才“乃大感悟，释然无疑”〔64〕，反映了他对仁宗及答己的戒心。虽然海山立仁宗为“皇太子”，而且任命他为“中书令”兼领枢密院，但武宗常直接由宫中下旨任用百官，后又把中书省的六部大权挪空，成立尚书省，交给脱虎脱、三宝奴等一批言利之臣主持，仁宗的“中书令兼领枢密院”只是一个名义而已〔65〕。李孟曾辅导武宗和仁宗，但武宗大德三年便抚军北方，而仁宗依然留在宫中，“孟日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所以李孟与仁宗更加亲近，而且李孟曾首劝仁宗夺权，在武宗即位后他便受到排斥，“遂逃去，不知所之”，“仁宗亦不敢复言孟”〔66〕。至大三年，武宗、三宝奴、脱虎脱、李邦宁等还曾经密议废皇太子而另立自己的长子为储君，遭到脱脱的反对才作罢〔67〕。第三，答己倚权弄势，影响皇权。元代宣徽院不仅负责皇帝和怯薛的日常生活，也起着沟通皇帝与漠北诸王部落之间的联系的作用。漠北蒙古游牧民所纳差发、不经行省，直接交付给代表皇帝斡耳朵的宣徽院。皇帝通过宣徽院主管的朝会宴享、抚恤蒙古部众等工作对漠北诸王、部落进行控制〔68〕。答己崇信喇嘛教，有浓厚的游牧贵族思想意识，她以太后身份掌管宣徽院，很可能形成与皇权之间的矛盾，这在仁宗、英宗朝都明显地表现出来。宣徽使臣有可能与太后结成特殊密切关系，在宫廷中形成内侍集团，他们倚凭太后权势，常常外任政治要职并与朝内地主士大夫官僚集团形成对峙〔69〕。武宗时期虽无明确记载，但也有所表现。如成宗时供职宣徽院的铁木迭儿，武宗时为宣徽使，至大元年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云南行省左丞相，至大三年，自云南擅离职守回大都，为尚书省奏劾，奉旨诘问，但在答己庇护下，“贷罪还职”〔70〕。说明了答己有较大的权势。第四，仁宗捕杀武宗心腹，违约立子。武宗一死，仁宗就立即把武宗的心腹三宝奴、脱虎脱等在“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名义下杀掉了，并停止兴建中都的工程〔71〕，将先帝长子和世竦外黜云南，迫其远遁漠北〔72〕，违背了仁宗死后皇位应由长侄和世㻋继承的成约，而立了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73〕。这都说明了仁宗与武宗之间的感情甚劣。武宗为了摆脱三方不和谐的境地，而考虑另建新都，也不无可能。这种方式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唐朝的武则天为了摆脱和打击关陇豪强集团，离开长安，长居洛阳，“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74〕，使她的政治才能得以施展。武宗或想以中都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摆脱各种不利因素。
其次，建都也是作为安置亲信的一种方式。历史上每一个皇帝即位，都要排斥旧势力，扶持新势力，这在元朝也非常突出。武宗的近臣乞台普济、康里脱脱兄弟、床兀儿、脱虎脱等都委以重任，成为新朝的军政大臣，而把中书省阿忽台与八都马辛以外的大员一概更换。武宗之后的仁宗，也同样面临这种境况，上台后就把武宗朝臣杀了很多，给他们冠以各种罪名，那只不过是借口而已，而后起用自己的心腹李孟等。武宗急需要对亲信安置，而旧有的贵族势力不可能立刻全部除掉，新建都城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