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地理基础
地理可分自然和人文两类，前者包括气候、水文、生物、地貌、土壤等方面，后者包括历史、政治、经济、人口民族、聚落城市、文化、军事地理等。任何历史事件都与当时的地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北，辽称燕子城，建置抚州，金代至元初沿用此名，1262年升为隆兴府，1267年析为隆兴路，1308年中都建立后立中都留守司兼开宁路都总管府并立开宁县，降隆兴路为源州，1311年仁宗罢中都留守司，复置隆兴路，1312年改为兴和路。元武宗选择张北建立中都，首先是因为这里具备建都的地理基础，这是中都建立的必要条件。
1.良好的草原生态，传统的避暑胜地
都城事关重大，不管是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或天灾人祸而建都，都要寻找条件最为优越的所在，以便进行统治。统观中国历代都城，无一处于荒漠之中，说明生态环境是选择国都要考虑的重要条件。中都所在的张北地区，地理坐标为北纬40°57′—41°34′，东经114°10′—115°27′，夏秋气候宜人，最热月平均气温18.3℃〔75〕，环境幽雅，元人“细草和烟展翠茵，杂花匀簇道傍春”的诗句〔76〕是其地迷人景色的真实写照。中都城址西侧的狼尾巴山，元称鼠山，曾出现在元人的诗句中〔77〕，忽必烈曾驻跸于此〔78〕。城南的张北镇辽置燕子城，景宗以后辽代帝后多次驻跸清暑〔79〕。中都西北约30公里的安固里淖，古称鸯鸳泊或遮里哈剌，蒙语称作昂兀脑儿，烟波浩渺、水草丰美，是辽金元三代夏宫所在，武宗曾猎于此〔80〕。中都所属的隆兴路境到沙岭，元代设有盖里泊、遮里哈剌、苦水河儿、回回柴、忽察秃、隆兴路、野狐岭、得胜口、沙岭多处纳钵〔81〕。这里距元帝经常纵鹰游猎的察罕脑儿行宫〔82〕、及得胜口御花园和行宫〔83〕都很近。元帝在幸上都期间，有时还到离上都七百里的三不剌川（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北部一带）〔84〕去游猎，而三不剌川就在隆兴路西北境。
2.合宜的山脉水源，理想的地理形势
元代建城很讲究地理形势。上都是经过刘秉忠“相地”后选择了“龙岗蟠其阴，滦水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85〕的金莲川而建立的；大都据《析津志辑佚》记载，“其内外城制与宫室、公府，并系圣裁，与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以王气为主。……盖地理，山有形势，水有源泉。山则为根本，水则为血脉。自古建邦立国，先取地理之形势，生王脉络，以成大业，关系非轻，此不易之论。”〔86〕无疑也考虑了地理形势，并指出了山、水因素的重要性。中都作为都城不可能不考虑地理形势问题。中都城西3公里是狼尾巴山，相对高度约70余米，东南北三面亦隐约可见山岭或缓丘，呈拱卫之势〔87〕。城西的狼尾巴山顶部高爽，视野开阔，发现有与城址同类的灰砖残块，当有烽燧建筑，城址之西和西南部地势低洼，淖泊连片，东南北三面地势平坦，碧草如茵〔88〕。总之，中都虽无高山，但低山亦呈周环之势，西侧山脉制高点可俯视四方。附近水量因无大河似显不足，但坝上草原地区有自己的生态特点，水泊也是重要的水源。在城址西侧和西南侧，地势较低，现在水泊仍有积水，据考证，元代处于湿润期〔89〕，元代水量比现在要大得多〔90〕，城址西侧淖沿村南面地势低，今虽无水，但据此村因位于淖之边沿而得名的事实推测古当有水，当时城址西侧及西南侧当是大面积的水域，足可满足中都之用。如此则此地可谓依山邻水的理想建都之地。中都选址于此，也是充分考虑了这里的地理形势的。
3.重要的交通区位，决胜的战略要地
（1）张北地区是“木怜站道”与“纳钵西路”的结合部。
蒙古国时期，抚州地区是中原汉地通向漠北的交通要道，1220年全真道首领邱处机去西域参见成吉思汗〔91〕，1247年张德辉北上漠北见忽必烈〔92〕，都途经此地。元朝建立后，屡次整治岭北与中原的驿路，“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处”〔93〕。前二者是王朝诏使往还、官吏迁转、粮饷运输的干道，合称为“兀鲁思两道”，帖里干站道起自大都，经上都、应昌至和林，是其中的东道；而木怜站道由李陵台西北行，经兴和、丰州、砂井、净州等地至和林，是其中的西道〔94〕（彩版二）。在西道上有重兵守护，使者客商不断，还有军队调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曾发现守卫驿道的古堡，当地人称“营盘”，地上散布有铁箭头、铁甲等遗物〔95〕。丰州甸城道路碑记载了在该驿道穿过大青山的“故道捷径”上，设有巡兵警捕所，维护驿路的安全〔96〕。纳怜道是为军情急务而设的小道，其大致路线是自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托克托城）溯黄河北而西，经甘肃行省的北部而至和林〔97〕。
忽必烈定都大都后，上都与大都之间有四条驿路可资交通。“东道御史按行之路”、“纳钵西路”、黑谷辇路和望云驿路（彩版二）〔98〕。忽必烈以前，南北使臣往来都走西路。其路线是从大都西北行，出居庸关，入龙庆州（今北京延庆县），经宣德府（今河北宣化县）、宣平（今河北怀安县东左卫），越野狐岭（也称扼胡岭，今河北万全县膳房堡北），过抚州（治今张北县），转而东行，到察罕脑儿行宫（今河北沽源县小红城子古城遗址）接望云道，北上上都，全长约1400里，在中统元年（1260年）之前，这条交通要道为“正站”，凡使臣、官员均取此路，一般称为“孛老站道”〔99〕。中统元年，忽必烈在开平即位以后，命中书省于缙山至望云取径立海青站，传递急速军情公事，只许持有海青牌者走望云道，其余人员一律经由“大站”（即西路）〔100〕。蒙古中统四年五月开平府升号上都后，忽必烈又颁布圣旨，整顿上都到大都站赤，设立上都西路与上都南路诸驿站〔101〕。自此望云道遂与孛老道同列而成为大都到上都间的正站。因望云道较孛老道为近，后来便取代孛老道而成为大都至上都间的正站。但西路的交通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一是肩负“专一搬运段匹、杂造、皮货等物”的运输任务〔102〕，二是皇帝每年“东出必西还”的必由之路，故又称“纳钵西路”〔103〕。(https://www.daowen.com)
张北地区恰好位于“木怜站道”与“纳钵西路”的交汇处，另外南下野狐岭，经隆兴路坝下区域可西通大同路，自此过丰州境即可至东胜州与纳怜道相连，可见其具有交通枢纽的地位。
（2）重要的交通区位及其险要的地形决定了中都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张北地区，辽置抚州，金代隶属于西京路大同府，到章宗时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此后其地位从桓州的支郡——刺史郡，而升为独控一方的节镇，军事作用也越来越大。它北控界壕，南倚野狐岭，是金朝三道纵深防御蒙古势力南下的中心环节，屏蔽金西京（大同）和中都（北京），它的得失关系到蒙金战争的成败，这已被史实证明〔104〕。位于西北部的安固里淖（鸳鸯泊）不但是避暑游猎胜地，而且军事地位也很能重要，辽代南伐多在此集结军队〔105〕。辽末金军破黄龙府、陷上京，天祚帝退守鸳鸯泊行宫，在金兵追击下逃往云中（大同），还在此设兵屯守〔106〕。南部的野狐岭地势险要，历代兵家必争，1211年成吉思汗“自将南伐”〔107〕攻下抚州，直逼野狐岭，大破金兵四十万，“金精锐尽没于此”〔108〕，震撼了金王朝的统治，使野狐岭蜚声中外；后来此地进行的苏蒙联军对日攻击战、晋察冀军区组织的阻击战都影响深远〔109〕。前人有诗：“野狐胜地古今传，路险山高云汉边。莫怪军家争此地，长驱直捣控幽燕。”〔110〕指明了野狐岭的战略地位。入元后，抚州逐渐上升为路，地处大都路、上都路、大同路以及木怜站道所必经的集宁路、净州路之间（彩版二），可谓锁控咽喉的要地，尤其输往和林、上都的各种物资大多经过这里，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4.逐步升级的建置，不断提高的地位。
张北地区自商至唐游牧民族迁徙无定，其间西汉时地属上谷郡造阳，南北朝时期北魏怀荒镇治今张北城，自北齐后中原国家封疆及境多为遥领虚设〔111〕。辽时张北名“燕子城”，频见于《辽史》。辽秦国大长公主建抚州，为金所沿用〔112〕。金初西北路招讨司曾设在燕子城，金世宗采纳大臣移剌子敬的请求将西北路招讨司北迁，建起桓州〔113〕。大定十年置柔远县于燕子城，明昌三年复置刺史，为桓州支郡。明昌七年与抚州同为桓州下属县镇的昌州归属抚州。承安二年升抚州为节镇，军名镇宁〔114〕。1211年，成吉思汗率军进攻金朝，首先占领了桓、昌、抚三州〔115〕。在征伐金朝的战争中，成吉思汗经常到这一地区避暑。由于战争破坏，抚州可能一度荒废。宪宗四年（1254年）八月，忽必烈“驻桓抚间，复立抚州”〔116〕，以惠州滦阳人赵炳为抚州长官，“城邑规制，为之一新”〔117〕。中统三年（1262年）十一月，“升抚州为隆兴府，以昔剌斡脱为总管，割宣德之怀安、天成及威宁、高原隶焉。”〔118〕昌州亦同时划入。当年十二月即建行宫于此〔119〕。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析上都隆兴府自为一路，行总管府事”〔120〕。这逐步升级的行政建置说明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元之隆兴（兴和）与大都、上都一样是一些王公贵族聚居之所，从《元史·成宗纪》元贞二年五月“诏诸王、公主、驸马及有分地功臣户，居上都、大都、隆兴者，与民均纳供需”的记载就可以证明。这里也是怯薛中养鹰鹘的昔宝赤（鹰人）人员的驻地，主领昔宝赤的阿沙不花就居此地〔121〕。
5.农牧共荣的经济，充足便利的供给。
隆兴路东北与上都路相邻，东南紧靠大都路，西连集宁路，西南为大同路。此地在金朝时属桓、抚、昌三州，设兵屯守〔122〕，并在抚州建有特满、忒恩两个群牧所〔123〕。这里“素号富贵，人皆勇健”〔124〕，1211年被蒙古军队夺取后“得其监马几万匹，分属诸军，军势大振”〔125〕，可见当时这里畜牧经济相当发达。忽必烈曾经驻居于此〔126〕。这里正处在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交界线上，后来成为上都辅郡，继而析为隆兴路，它是接济漠北诸部食粮及驻军给养的基地，有许多民户从事生产，盛产良马，还设有隆兴毡局、杂造鞍子局、匠人提举司等管理手工业作坊，境内专门为皇室设立了鹰房，建有粮仓〔127〕。顺帝朝跟随皇帝往来上都的周伯琦所记兴和路的情况是：“故置有司为供亿之所，城郭周完，阛阓丛夥”，“西抵太原千余里，郡多太原人”〔128〕。按照元朝的户籍统计，兴和路全路有8973户、39495人〔129〕。鸳鸯泺之地“壤土隆阜，广袤百余里，居者三百余家，区脱相比，诸部与汉人杂处，因商而致富者甚多”〔130〕，周伯琦诗句“原隰多种艺，农蹊犬牙错。涤场盈粟麦，力穑喜秋获”〔131〕以及“牛羊多蕃息，土沃农事专”〔132〕，都是当时繁富的写照。武宗所建中都城之南15公里便是隆兴路城，距此还不到一个驿站的路程，可作为中都城的支撑点，为其提供经济保障。上都“地寒，不敏于树艺，无土著之民，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运至”〔133〕。而隆兴路除本身比较富足外，还与作为上都粮食物资重要来源地的宣德府、大同路等毗接，从这些地方到上都的运输，所走的西路，必经隆兴。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建于此地的中都经济供给要比上都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