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川民性格
四川从历史上看，多灾多难，除了富庶的川西平原外，更多的是丘陵大山，自然灾害素来多发，加上战乱频仍，瘟疫连绵，这些艰苦的生存条件，虽然给川民生活带来了苦难，但更磨砺了川民勤奋、耐劳、乐观、向上的质朴品格，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
（一）绝处逢生之勇
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主要指成都平原得都江堰水利之益，物产丰富，而绝非指全川环境优渥。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曾作《蜀道难》诗云：“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慨叹蜀道之险，难与外界沟通，人们生存环境恶劣，天灾人祸连绵不断。四川历史上的自然灾害，素来多发，既有水、旱、风、雹等多种气象灾害，又有地震、山崩、泥石流等地质地貌灾害，还有蝗灾、瘟疫等生物灾害，历史上的战祸与瘟疫每每纠缠不解，以致四川长期民不聊生，贫穷困苦，但川人却以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克服天灾人祸的打击，置之死地而后生，勇敢开拓，创造了灿烂的巴蜀文明，繁衍昌盛至今。
1.战祸频仍
由于四川物产丰饶，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故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川人只能在灾祸中谋求生存与发展。根据《四川通志》记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余，采葍迁徙丁户稀若晨星。”[1]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进行了全面的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
在宋金战争中，四川军民顽强战斗，御金于四川盆地之外，后又经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蒙古军曾先后三屠成都，故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的记载；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避剿而毁成都，杀人如麻；1673—1680年清军与吴三桂在四川的战乱，历时七年。民国年间，四川内部军阀分为五个派系，川军在20年中一共打了478起大小不等的地盘之战。
然川人历来爱国护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出四川的二十二集团军调往山西，划入阎锡山二战区，在历次大会战中，战绩卓著，成功将日军阻击在潼关之外，成为人所称道的“铁血之师”，兑现出征时的誓言：“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不还乡。”正如1945年10月8日的《新华日报》所载：“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责任的。”四川是一个日军从来没有踏足过的省份，但是抗战伤亡人数居全国各省之最！川军为全国抗战提供了20%的兵员！抗战期间共计有350万川军参战！有64万川军儿郎客死他乡。川军猛矣！川人勇哉！
2.瘟疫连绵
有关中国四川疫情的记录，最早见于晋代。据四川省档案馆文献资料记载：“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旌（德）阳大疫，死者十七八。”从汉代到近代，四川历朝都不乏疫灾的记载。其中晋、唐、宋三朝疫灾相对记载较少，明代以后明显增多。疫灾的发生主要集中在清代及民国，并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态势，而且波及的范围愈广，后果愈加严重。这是由于四川在多次连续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遭受轮番拉锯厮杀，尸横遍野，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等瘟疫及天灾一个接一个，境内人口锐减，所以才出现巴蜀人口在元末和明末清初仅有几万、几十万人的历史记载。从晋代至民国的1600多年中，省内各地方志所记载的疫情不下千次。其中，流行范围连及几省的疫情有：晋惠帝元康七年（297），“秋七月雍、梁州疫”；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泸、濛、巴、普、柳五州疫”；唐文宗太和六年（832），“自剑南至浙西大疫”。波及全省的疫情有：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清光绪十八年（1892）等。[2]
清嘉庆五年（1800），平武县境内山洪暴发，洪灾过后，随即瘟疫流行，死者甚重。咸丰二年（1852），奉节平安乡一带伤寒流行，疫期长达3个月，病人1万余人，死者两千多人。同治七年（1868），铜梁县“瘟疫四起，吐泻交作，二三时立毙，城市乡镇，棺木为之一空”。同年（1868）6月，德阳县麻脚瘟流行，邑中死亡两三千人，波及成都，传染几遍。麻脚瘟，又称麻脚痧。麻脚痧一直困扰着光绪年间的四川人民。后世学者认为，麻脚痧，即霍乱（又称“虎力拉”）的俗称。其死亡者甚多，可谓“沟死沟埋，路死插牌”的惨状，温江地方名医李风廷（1850—1925），在《李三太医歌诀》写道：“麻脚瘟发戊辰年，壬辰亦有此瘟传。手足麻木及吐泻，四脚如冰不能言。经验有方能救得，姜黄皂蝉与僵蚕，雄黄朱砂及陈艾，共末开水送下咽。服之顷刻吐泻止，能言尚可挽回焉。”清同治五年（1866）《中江县志》亦载：“道光元年辛巳冬及次年春，民病麻脚瘟，须臾气绝，有一家一日内毙九人者，行道忽毙者尤众。惟见者遽以针刺十指尖，出血可苏，缓者不救。或速服太乙紫金锭，或用黄荆、紫苏、薄荷、建石菖蒲、西砂仁研末服之，皆愈。无药以葱汤灌之，并以葱遍擦身亦有效。”[3]对“麻脚瘟”的发生、症状、治疗均作了简洁的说明。
1916年据不完全统计仅霍乱、伤寒、麻疹、白喉、赤痢、天花、猩红热、黑死病8种传染病病人就达1672067人，死亡640656人，占当年全省已明死因人数的70.9%。1925年四川省在荒旱中死亡的116万人中，有30万人死于瘟疫。可见，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给川省民众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深重的苦难。[4]尽管从古至今，四川灾难深重，川人通过中医方药的治疗，自身的顽强拼搏，兼借助外界的支援，一步步摆脱绝境，再创繁荣富庶的巴蜀文明。
（二）移民文化之融
由于前述战争、战乱及瘟疫等原因，四川人口数次急骤下降，引发了数次大移民活动，其中包括秦国占蜀、三国时刘备入川、清初湖广填四川、近现代以来的抗战内迁，大军南下，三线建设等，因此移民的迁徙与交融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川移民文化。
古代巴人、蜀人的祖先有不少自境外移入而定居巴蜀。如巴族部落有自长江中游迁入者，蜀族中的鱼凫氏从长江中下游迁入，杜宇氏的一支乃从今云南北部迁入并与川西土著汇合而成，开明氏则源于荆楚。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先后置郡县，行秦制，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38年，巴蜀人口增加了34%。《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封子通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5]此为四川历史上有文献记载最早的一次移民入蜀。汉初关中饥馑，高祖下令关中百姓“就食蜀、汉”，向蜀地逃荒。东汉末年，刘焉避乱入蜀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后刘备入蜀建立蜀汉政权，亦曾从徐、荆携军民入蜀。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六次出兵北伐曹魏，多次将汉中民户迁移入蜀。晋咸康年间，李寿在蜀称帝，引僚人入蜀，“布在山谷，十余万家”（《蜀鉴》卷四引李膺《益州记》），为文献所载首次从南方大规模迁徙民户入蜀。南宋末年，因金兵南侵，大批陕甘居民流入四川。元末明初，长江中下游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湖广地区居民有不少趋避入蜀。明初，明军以数十万之众从北、东两路，水陆并进攻取四川，留兵及军户屯守，并从湖广及东南、西北各省迁移大批民户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明朝初年，明太祖采取移民垦荒和修筑田坝的措施，湖广、陕西、山西一带的大量移民迁徙至四川、河北、安徽等地。清朝建立之初，秦巴地区“国初时而田园长蒿莱，行万里间绝人烟也”，“川省初定，土满人稀”（《清圣祖实录》卷六），《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下令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允民随处插占开垦，永不起科，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配合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100多年，入川人数约100万人，东南、西北十余省区的移民蜂拥而至，出现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的高潮，奠定四川今日人口大省的基础，极大地改变了本地的居民构成，故四川既有北方人的精悍，又有川人之灵气，还兼关中的豪气，四川盆地也逐渐恢复了往昔的繁荣。
1.经济不断复兴
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荒地的开垦，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四川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以至在较长时期里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四川农村经济的发展最为显著，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带来了各省的先进生产技术，耕地面积迅速增加，粮食生产获得快速增长，仓库粮食爆满，粮价平贱。从雍正年间开始，四川已成为全国主要的水稻产地和主要的粮食输出地区。四川所产大米除满足本省需要外，尚有大量商品粮运销湖北、江苏、浙江、云南、贵州诸省。“各省米谷惟湖广常有余粟，江西次之；及四川生聚开辟，于是川米贯于东西，视楚米尤多。”[6]
2.文化宗教的融合
巴王族出自姬姓，语言与中原诸夏相同。《左传》《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战国时巴、楚通婚，说明其同属华夏语言系统，且近楚语。秦汉三国时期，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巴蜀地区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此之前，是“蜀左言，无文字”（扬雄《蜀王本纪》），“迁秦民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蜀中广记》卷九十六引唐卢求《成都记·序》），“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扬雄《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从根本上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民风、民俗，从此巴蜀地区由“蛮夷之地”一变而为文化之邦。大量的文献及考古资料表明（图1-3、图1-4），在秦统治巴蜀的110年间，在移民带来的外来文化影响及秦朝的政治压制之下，楚文化在巴蜀地区的影响日趋淡漠。
图1-3 汉文翁石室讲学画像砖
图1-4 成都汉文翁石室遗址
西汉初期蜀郡守文翁见“蜀地辟陋而有蛮夷风”而大力兴学，培养人才，开巴蜀士子京师游学之风气，又领先全国以“七经”（以“五经”加《论语》《孝经》）造士，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人才辈出。使蜀人有“好文雅”的记载（《四川通史》）。此外，巴蜀学者对汉代经学影响很大，如景武时期张宽撰《春秋章句》，是汉人为《春秋》经章句之学的第一人。东汉章帝时，杨终建言促成白虎观会议，并参与论考“五经”同异。汉顺帝时，翟酺上书建言重修太学曾促成太学重光和经学再兴。所有这些都是当时蜀人治学活动的闪光点，也是蜀学对儒学发展的重要贡献[7]。西汉早、中期，传统巴蜀文化急剧衰落，此期考古资料表现为传统巴蜀墓葬、器物急剧减少乃至消失，说明民间改习中原汉俗较为普遍；东汉末至三国南北朝时期，战争不断，巴蜀成为移民投足之地。“南阳”“三辅”流民西迁巴蜀，刘备入蜀建蜀汉政权，集各籍高官、学者入蜀，此后陈寿《三国志》奠定了流传至今的“三国文化”。西晋陇西六郡流民入蜀、成汉巴蜀大姓流徙荆湘，再次促成陕西、两湖地区与巴蜀文化的融合。四川地方史籍多有记载，“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各从其俗。举凡婚丧时祭诸事，率视原籍通行者而自为风气。厥后客居日久，婚媾互通，乃有楚人遵用粤俗，粤人遵用楚俗之变例……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操两种语言，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互话，曰打乡谈……与外人接谈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8](https://www.daowen.com)
宗教的传播，也是形成巴蜀移民文化多元性的一个原因，张陵在大邑鹤鸣山创五斗米道，北传中原。最早的佛教图像，在乐山东汉晚期摩崖石刻上留下珍迹，不论是道教出川还是佛教的入川，都在巴蜀地区得到熔炼与发展。四川出土不少东汉晚期和三国蜀汉时期的佛像和文物，如成都万佛寺废址出土南朝佛教石刻造像，都是中国早期佛教文化的珍品。在北方中原石窟塑像的影响下，四川于北魏晚期开始凿造石窟，唐宋时期达到极盛，延续到元、明、清至民国仍有余绪，长达1400年，留下不少珍品，如广元、大足石刻等令人叹为观止。
因此巴蜀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的部分，具有历史悠久，灿烂辉煌；兼容并包，渴求开放；提倡和谐，崇尚休闲；传承文明，积淀丰厚；具有多重性等特色[9]。
3.医药卫生的发展
四川地形复杂多变、沃野千里、环境秀美、气候宜人、水量充沛，物产丰富，号称“天府”，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物质资源足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对文化、医药的要求不断增加，为适应这种需求，统治者必然对中医药事业给予相当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医药文化的发展。由于受中原政治动乱影响较小，故有避王莽之乱的涪翁、避唐末长安之乱而相继人蜀的李珣、杜光庭等；也有入川考察川产药材的医家孙思邈，如贞观十年（636），孙思邈入蜀到梓州，并为梓州刺史李文博治消渴病。由于名流荟集，客观上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与活跃。四川又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中积累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医药，如藏医学、彝族医学等。四川也是道教兴起和发祥地之一，道教养生等活动，每与医学有关，也对中医药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唐末成都医家昝殷，写出了中国首部妇产科专著《经效产宝》三卷，用方371首。四川盛产药材，全国各地对四川药材的需求，刺激成都药市兴起。药市最早出现于中唐时期的蜀地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唐末传到成都。宋代成都药市地位大提高，形成官、商、民共庆局面。[10]南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卷36《置药市》条记载：“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号元子，大中十三年（859）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元龙池中，货其所赍之药，川俗因谓之药市。递明而散。逮国朝天圣中，燕龙图肃知郡事，又展为三日，至十一日而罢。药市之起，自唐王昌遇始也。”[11]王昌遇生平不详，大概是易元庙（在三台县城关镇书院街，新中国成立初尚存）中一位精通医药的道家。梓州城筑于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居水陆之要冲。唐时，梓州是剑南东道、剑南东川官署所在地，已发展为丝织业中心之一，盐业、冶铜业、药业也很发达，有6万户30万人口，是仅次于成都的“蜀川巨镇”。因此梓州药市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国药材生产与流通，对当地医药经济发展更是有力促进，且很快即为成都府效法，后来逐渐推向全国，清末民初达到鼎盛，成为药材批发交易的重要市场。全国性的百泉、樟树、祁州三大药市，都是在这种庙会基础上形成的。
宋代成都药市进入一个新阶段，官员参与观市，与商、民共庆成为传统。药市举办地，发展到大慈寺和玉局观两处。市期由原9月9日1天延长到3～5天。北宋文史学家宋祁（998—1061），嘉祐二年（1057）时任益州知州。他在所著《益部方物略记》中说：“成都九月九日药市……，芎与大黄如积，香溢于廛（存放地方），……今医家最贵川芎、川大黄。”成都药市发展，促进了四川优质药材在国内广泛销售并得到认可。有文献记载，陕辅、闽、浙的民间药商，两浙西路的官营药业“济民药局”，都到四川采购药材。最明显证据是：京城临安出现专卖四川两广药材的“川广生药市”；官药局成药典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有人统计使用“川”“巴”字头作药材处方名的，有川芎、川大黄、川乌、川当归、川羌活、川楝子、川牛膝、川姜黄、川椒、川干姜、川朴硝、川常山、川郁金、巴豆和巴戟天15种，官修《太平圣惠方》中还有川升麻等[12]。这对后世“道地药材”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不懈变革之创
巴蜀地区地理上与中原联系长期不便，其人口在不同时代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奇特的冲击效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刻要求着四川人迅速适应环境，利用一切资源，不断变革，不断出新，创造出更加繁荣的文明和生活。
1.川酒醉四方
四川除盛产药材外，因为拥有丰富的五谷资源、得天独厚的水源以及高超的酿造技术，古代的巴蜀人即以善于酿酒而著名。泸州老窖、五粮液、剑南春、郎酒、绵竹大曲等名酒享誉海内外，更有家家户户自酿的醪糟、扎酒等，形成了“无酒不成席”的饮食文化。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医与酒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繁体字“醫”，本身就包含了酒的成分。《说文解字》释云：“醫，治病工也。得酒而使，从酉。酒所以治病也。”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南朝刘宋时范晔《后汉书》的郡国志中，均记载了名为“巴乡清”的一种名酒。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古蜀王杜宇的器物中，就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酒器。酒的发明和使用，对药物炮制和疾病治疗起到了促进作用。《华阳国志·巴志》中，就记载了西汉末年公孙述据蜀时，曾使用药酒毒害政敌的事例，说明当时四川境内对于药酒的使用已较为普遍了。田锡为北宋初期京兆人，后徙四川洪雅（今四川眉山），著有《曲本草》，为我国早期药酒专书，收录北宋初年的14种使用本草制曲酿酒的方法，而且还指出每一种酒的功能和禁忌，针对地域特点充分发挥其治病养生的作用，如该书中广西蛇酒祛风除湿，防治当地潮湿环境诱发的风湿证候；枸杞酒，补虚损、长肌肉、养颜。此外，还有江西麻姑酒、山东秋露、狗肉酒、豆淋酒、葡萄酒等。
川酒自古工艺独特，享誉四方，有诗言：“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一年四季，喝酒名目繁多，“团年酒”“喝春酒”“栽秧酒”“雄黄酒”“寿酒”“婚酒”“满月酒”等，数不胜数。平时宴请客人，不叫“请吃饭”，而是叫“请吃酒”，足见酒在四川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2.川味聚天下
“人杂五方，家鲜土著”，移民入川，带来了饮食品种的大交流和大融合，使四川饮食及习俗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得以充分吸收其他地方的饮食优点。如移民带入辣椒等各种调味品，促成了川菜麻辣鲜香的特色。有徐心余的《蜀游见闻录》写道：“惟川人食椒，须择其极辣者，且每饭每菜，非辣不可。”[13]四川人已经是无辣不欢。巴蜀先民在饮食文化上有两大不同于其他地域的重要特征；一是“尚滋味”，二是“好辛香”。由于巴蜀湿度大，气芳香可除邪臭，四川盆地气候潮湿炎热，味辛香可除湿、祛疾疠。重庆则以火锅最为出名，各地饮食文化在火锅中混合，最终融合为一体。此外，四川阆中的保宁醋，是全国三大名醋之一。阆中能出名醋，乃因当地制醋得到了中国“醋乡”山西人索廷义的真传，他到阆中，见此处山清水秀，又有酿醋传统，选取松花古井的矿泉水，62味中药制曲，使保宁醋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保宁醋成为川菜的重要调料，它是山西人酿醋的绝技在四川继承发展的结果，也是移民饮食文化与四川本土生态条件融合的结果。
（四）随遇而安之乐
巴蜀各族民间生活丰富多彩，它既真实地反映着四川人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有利于增强着民众的健康，又丰富着人们的生活，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美化着社会风尚，激发起人们热爱生活的激情。
1.文：外“戎”内“华”
巴蜀地区地理上的封闭性和其文化特征上的开放性，形成了巨大的矛盾。一方面，这种独特而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具有特别稳固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利于当地文化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正由于它位居内陆盆地之中，使该地区的文化很难与周围文化交流，容易形成一种“盆地型文化”，容纳虽多，外射却少；保守意识容易生根，开放意识难以生长；创业精神强烈，外拓意识薄弱；文而不华，柔而不弱；具体而微，绌于宏观；善于筹措现实，不善规划未来；因历史传统的羁绊而生渴求新奇感与怀疑拒斥心；深沉有余而自省不足[14]。这种现象和困难，是需要四川人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开放的姿态进行艰苦的努力奋斗，加以克服和扬弃的。
四川不仅保留了原始的尚巫习俗，还接受了儒学和道家等思想，因而四川人既保留了南方文化的绚丽多情，具有灵巧轻扬的个性，又体现着西部文化的雄健坚韧，具有粗朴直率的特点。同时，四川人兼取各种文化思想，较少受理性的束缚，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性，自由不羁，敢于走新路。自汉朝以来，从四川走出的既有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苏轼、李调元这样恃才傲物、放浪形骸、不拘礼法的文学家，又有严君平、扬雄、唐甄、廖平、吴虞、李宗吾这样深邃怪异的思想家。
梳理从汉至宋1000多年间四川人群体性格和文化心理形成的脉络，四川人一直具有的性格特征有：一是吃苦耐劳，勤于耕作；二是头脑灵活，反应敏捷，但同时川东人性格急躁，好争强好胜，讲义气；三是成都人性格温和，偏好读书；四是俗尚奢靡，偏爱饮食、游乐。川人的体质有统计表明：川西人多为多血质类型，川东人多为胆汁质类型，川南人多为抑郁质和黏液质类型，四川人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外“戎”内“华”的特点。“戎”即“西戎”，是指以刚毅、强悍、尚武为标志的带有原始、野蛮色彩的文化；“华”即华夏文化。外“戎”内“华”，即是一种以“西戎”文化包装下的华夏文化。[15]
2.性：闲适散淡
《宋史·地理志》云：“川陕四路……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胜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16]时至今日，在中国各省会城市中，成都依然是一座以生活闲适而闻名的城市，而这正是典型的川人的生活态度：勤恳工作之余，懂得享受生活，性格浪漫而生活闲适。生活节奏缓慢，缺乏紧迫感。肥腴的天府，给成都人闲得起的资本，物产丰饶，物价低廉，使人们有充分的条件来享受繁荣、舒适与人生的乐趣。四川人不仅好吃而且好喝，好喝主要表现在川人酷爱喝茶和喝酒上。“来客敬茶”是四川相沿甚久的一种习俗。四川茶馆极富特色，而且数量为全国之最。有对联描述道“忙里偷闲，吃碗茶去；闷中取乐，拿支烟来”。悠闲的生活方式，养成了缓慢的生活节奏。
3.情：乐观幽默
巴蜀风俗文化中的“社交游艺”活动颇多，讲情义，充满温馨。巴蜀风俗文化中的“婚嫁习俗”，热烈隆重，异彩纷呈。巴蜀风俗文化中的“民间节会”，“民间艺术”，更是丰富多彩，赏心悦目。“巴渝舞”，勇猛刚烈；“火龙舞”，欢快奔放；“披毡舞”，绚丽多姿；德阳流传的“仿古祭孔乐舞”，庄重肃穆；彭山长寿城的“彭祖祭典”，韵味绵长。数不胜数的“民间节会”，如“药王会”“风筝节”“火把节”“桃花节”“兰花节”“荔枝节”“丝绸节”“龙舟会”“赛马节”等，既为巴蜀各地平添吉祥氛围，也为生活在巴蜀大地上的人们提供了健身活动和休闲聚会的机会。
川人性情乐观积极，爱摆“龙门阵”。四川人在品川茶、食川菜的过程中，用抑扬顿挫的四川乡音，侃聊天下大事、家长里短。旧时在成都，无论平民还是“袍哥”起了纠纷，一般都愿意通过“谈”的方式来解决，所谓“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四川人正是在这种特有的闲适、惬意中，在推杯送盏中，在嬉笑怒骂中成就了一桩桩事业，而这正是四川人性格中举重若轻、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写照，这也让四川人在接人待物中充满了浓烈而温暖的人情味。[17]四川人在巨大灾难面前对灾难的调侃，是一种对困难的蔑视，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乐观积极，是一种以柔克刚的坚强韧性，在灾难面前四川人的乐观幽默是一种力量，正是四川人的这种乐观豁达激励着四川人民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