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巴蜀文化
从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巴蜀文化始终是长江文化中的主体文化，特别是在长江上游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考古资料，四川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有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说明巴蜀文化是一支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独立发展的区域文化。而从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早期蜀文化遗存的发掘和研究来看，殷商时期的巴蜀文化已与中原地区不相上下了。到春秋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度，青铜冶炼、蚕丝纺织、造船及漆器等手工业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秦汉时期，四川地区的经济已经非常发达，成为秦统一全国的重要基地。而秦迁民巴蜀及西汉统治者对蜀地政治、文化措施的加强，对巴蜀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西汉文翁守蜀立学，更使“蜀学比于齐鲁”。在辞赋、黄老、律历、灾祥等巴蜀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像落下闳、司马相如、扬雄这样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到隋唐五代时期，巴蜀文化的发展再次形成高潮，出现李白、杜甫、陈子昂等文化名人。在绘画、文学、书法、音乐、舞蹈、科技等方面都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或流派。两宋时期，巴蜀文化继续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与当时号称文化极盛的江南地区不分上下，互为伯仲。
（一）修身儒学
天府之地，秀冠华夏。雄奇秀丽的巴山蜀水孕育了辉煌灿烂、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也培育出许多优秀巴蜀俊彦。如西汉时期的蜀人扬雄（图1-5）虽一生贫困如影随形，但慧不为己谋，贫而怀天下；其仿《周易》著《太玄》、仿《论语》著《法言》（图1-6），肇开中国儒者仿经拟圣之作。他开创了简易朴质的东汉古文家法；明义理而力避杨墨佛老之虚无；他一生宗孔孟，倡儒学，反迷信，纯道统，从本体论上丰富了儒学思想，是当时独步儒林的思想家。确如王安石诗中评价云：“儒者陵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18]
图1-5 扬雄画像
图1-6 明初刻本《纂图互注扬子法言》书影
宋代崇文，受儒家济世思想的影响，儒者对于中医医学经史典籍阅读理解的优势有助于其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为其医学实践创造必要条件；医乃仁术，中医学道德观念中“仁”源于儒家所倡导的“仁”，其强调医者对生命的尊重，对病人疾苦的感同身受，以及对医者仁心的内在修养，从而形成了“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的社会现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儒而知医的社会观念。他们借儒学研究，将仁爱孝亲、利泽生民融入医学之中，并将医学境界上升到一个全新的维度，如宋熙宁进士杨天惠，授彭山县丞，历邛州教授、彰明县令，著有《彰明附子记》；北宋政和间进士史堪，官至郡守，著《史载之方》，系宋代私家有影响的方书之一；五代后蜀人韩保昇，任后蜀翰林学士，奉诏主修《蜀本草》；陈承于北宋元祐年间编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大观时官至将仕郎，与裴宗元、陈师文等同校《和剂局方》等。说明宋代文人知医的风尚在四川表现较为充分，儒医的医学修养和成就突出。
唐代成都人昝殷著《食医心鉴》，五代南唐剑州人陈士良著《食性本草》，均从食疗养生着手，详尽地阐述了药食之间的关系、食疗的处方、各类人物食品的宜忌，为人们提供了丰富而切实可行的调理措施。宋代眉山人苏轼认为“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他爱好美食，广泛摄取各地的蔬菜果肉，如黄州的猪肉、岭南的水果、惠州的羊脊骨等，以增加营养的平衡全面；他嗜茶有度，在《漱茶记》中提出了饮而不害之法，上等茶少许，数日以啜而养生；中下等浓茶漱口，既解腻除烦，又不损伤脾胃；还亲自酿酒，制配药酒，适量饮用以健壮胃气。诗词也是苏轼情感的宣泄和爆发点，其涉病诗词的特点更多类似于一种精神疗法，首先借助文学创作宣泄不良情绪，继而在创作中达到自我的和解。[19]苏轼在被贬谪期间行医事于民间，在杭州做知府时，瘟疫时发，苏轼从个人的俸禄中拿出五十两黄金，在城中建了一座名叫“安乐”的病坊，三年之中治疗病人近千名。后来人们把苏轼收集的医方、药方与沈括的《良方》合编成《苏沈良方》，至今仍存世惠人。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图1-7），在四川为官八年。非常重视保精育神养气，调神养心以安身。清心寡欲，安于清贫生活，有“治心无他法，要使百念空”“妙于服食，不如寡欲”之言；有“勿以有限身，常供无尽愁”之语，以减少忧愁思虑，节制欲望、心无杂念，达到“存神”的目的，保全精气神的充沛，维持生命力的旺盛。在《东斋杂事》中写道“徐行舒血脉，危坐学踵息”，提示四川不少文人知医，善于养生，尤其在情志养生方面有着多方面的认识和身体力行。
图1-7 陆游石刻像
张骥早年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历任陕西凤翔、米脂、榆林等县知事。中年在成都开设“义生堂”药号，坐堂应诊，又创办“汲古医塾”传播医道。其《医古微》所注六种传世文献皆为记录先秦两汉期间医事、人物与典籍的重要医史文献，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较为清晰的秦汉时期医学画卷，并开启了国内研究“扁鹊医学”的先河。[20]
清末民初四川著名经学家名山吴之英，累世积学，17岁以茂才选进成都尊经书院学习，受到当时的经学大师、书院山长王闿运的培养，学问日进。曾任资州艺风书院及简州通材书院讲席、灌县训导、成都尊经书院都讲、锦江书院襄校、国学院院正。有《寿庐丛书》七十二卷著述传世。王闿运称赞说：“诸人欲测古，须交吴伯朅。之英通公羊群经子集，下逮方书，无不赅贯。”民国时期，李肇甫在他编修的《四川方志简编》中也说：“自王闿运来蜀，遂以博学穷经为士林倡，于是乾嘉之学大盛于蜀，一时文人蔚起，鸿硕辈出。廖（平）、宋（育仁）、吴（之英）、张（森楷），尤著令闻焉。”吴之英曾考释针灸经络，与罗绍骥合编《经脉分图》。郫县姜国伊，早年业儒，举孝廉，晚年因病而究心医学，而著《姜氏医学丛书》。璧山黄钰，少时为县学禀膳生员，应童子试名列第一，1876年应乡试贡生，学识过人，凡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阵无不通晓，知医，于脉法、伤寒尤有心得，著有《伤寒辨证集解》等。成都刘复亦受业于廖平，而以古医学为志，创立中国古医学会。
由此可见，儒学特别是易学、经学修养是川派中医重要的文化思想基础，儒学是川派中医的重要文化渊源。历代儒医们退可淡泊明志，进可宁静致远，真正达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
（二）究理周易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传·系辞传上·第十章》）。子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孔子以易明人事，后世学者亦多仿从孔子之说，易学四处传扬。目前有文献可考的巴蜀第一位《易》师是汉初的胡安。陈寿《益部耆旧传》佚文载：汉初胡安居临邛白鹤山传《易》，司马相如尝从之问学[21]。汉宣帝时赵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曾经影响《易》师孟喜。宋人杨绘、谯定、李焘等，将巴蜀易学溯源于扬雄之师严君平，充分显示了巴蜀易学源远流长，影响至深。[22]元成时期，严君平精研《易》道，耽于《老》《庄》，居市卜筮，“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悌，与人臣言依于忠”，有《易》著多种，其《老子指归》首开“《易》《老》会通、儒道融合”之先河。
到了唐朝时期，出现了以“易理”阐释“医理”的倾向，很多医者同时精通易学和医学。比如，袁天罡（唐初成都人）学识渊博，精天文，识《易》经，善数术，通医学，著有《气神功》《五行元统》《易镜元要》《太乙命诀》《九天元女六壬课》等。
五代十国时期，因安史之乱亡命入蜀，定居于梓州（今三台县）的李珣，为著名本草学家，素好辞章，醉心药学，颇有造诣，著有《海药本草》，受其弟李玹影响，于该书内记载了颇多炼丹资料。彭晓，后蜀永康（今都江堰市）人，精炼丹术，撰《周易参同契通真义》对东汉末年著名炼丹家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进行注解，后者参同“大易”“黄老”“炉火”三家之理而会归于一[23]，以乾坤为鼎器，以阴阳为堤防，以水火为化机，因而该书注者彭晓应为精通易学的大家。
“自古文人多入蜀。”宋代程颐两次入蜀，提出“易学在蜀”的口号，其意指易学在蜀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古法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蜀人“从博士受经”，“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汉书·地理志》）。蜀人学习中原经书文化，不是笃信中原传统礼法，而是按蜀人自己的“不师故辙”的思维方式，建立了辞赋、黄老、卜筮、数术、历数等巴蜀固有传统缔合在一起的易学系统。[24]宋代巴蜀易学在易学儒理化、图书化的重大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5]。宜和末年，邵雍之长子邵伯温携眷至蜀避兵乱，“‘七易’（医学七书）之学遂盛行于蜀”。巴蜀易学是祖国易学宝库中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区域易学，具有“独立思考、创新精神、包容心态、医世情怀”的特点，而与齐、鲁中原易学争席，乃是历史之所必然。[26]有据可查的巴蜀医者深究易学有涪翁、程高、郭玉、李常在、刘沅、郑钦安等。
宋元时期，易学进入又一次繁荣发展时期。南宋著名政治家理学家魏了翁为邛州蒲江人，系宋代蜀学的集大成者，推崇朱熹，兼重象数义理，对宋代易学推陈出新，著有医史著作《学医随笔》（附：历代医师）。杨康侯著《通神论》。杨绘（绵竹人）“专治经术，工古文，尤长于《易》《春秋》”，有《易索蕴》《钩易图辨》《群经索蕴》《书九意》《春秋辨要》《诗旨》《元运元气本论》等。青神县人杨子建著有《杨子建护命方》《通神论》《十产论》（前二者皆已散佚）。黄庭坚谓之：“蜀地僻远，无从问所不知。子建闭户读书，贯穿黄帝岐伯……今子建发明五运六气，叙病、裁药，错综以针艾之方，与众共之。”又元代理学家吴澄说：“余尝疑于是，后见杨子建通神论，乃知其论已先于余，余请以先天后天卦以明之。”“世以岁气起大寒者，似协后天终艮始艮之义。然而非也。子建以岁气起冬至者冥契先天始震终坤之义。”[27]可见其精专医易二术，明乾坤大义，通五运六气，在医易会通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明清四川医家对于《周易》一书普遍重视。如有“明代三大才子”之首的新都杨慎著有《素问纠略》《男女脉位图说》，明代南充医家罗仲光著《古活人方》。清初著名学者向廷赓业余为医，精专经史子集，著有《伦凤》《易图解》等。杨凤庭（四川新郡人），知晓百科，尤精医道，医药专著有《医门切要》《脉理入门》，亦专于易学，著有《易经解》《道德经注》，另有未见刊行的《修真秘旨》《女科书》，认为诊脉贵在知脉神，而脉神的内涵“大抵必通一气、阴阳、三才、四时、五行、六部、七诊、八要、九候，而后总而会取一神，得神则一切可忘矣”，此“一气，阴阳”之法，无不受易学的影响，借助易学补充医学[28]。陈惟直（嘉定洪雅县人）治《易经》；莫国行（四川合州人），著有《莫氏医案》《河洛图说》诸书；唐容川（彭县人），著有《医易通说》《医易通论详解》，并说“余每谈易辄引易义”，认为世界万物之理，皆备于《易》理之中，故中医之理也源于《易》，即使西方学术，亦在《易》理的范围之内。姜国伊（四川郫县人），工于诗赋、经学，精于医学，尤专于《易》，常谓人曰：吾于他经，诵不下万遍，而《易》，则十万遍不啻……谓《八阵图说》乃黄帝风后所传，不自武侯始，于是作《八阵图说》阐明其义；胡醴铭著《内经易读》，等等。
清代刘沅（双流人）（图1-8）自曾祖刘家珍开始，四世研经，三世习《易》，创“槐轩学派”（图1-9），被誉为“一代大儒”，弟子数以千计，人称“川西夫子”。刘沅之父刘汝钦继承和发展了刘汉鼎的先天易学，洞彻性理。刘沅幼承庭训，虽一生遭遇坎坷，但生逢清代学术鼎盛时期，复遇塾师徐十樵、静一道人、野云老人等名师，经名师指点，50余年潜心讲学著述，以儒学为本，融道入儒，会通禅佛，著述等身，创“槐轩学派”，梳理易学，著有《周易恒解》诸作，把学问实用于人生。槐轩在哲学上纠正长久以来先儒解易往往“贵阳贱阴”的观点，在阴阳理论的实用领域下功夫，从有形的气血扩展到无形的动静，以大易先天阴阳太极之论，以论人之先天形成，此先天太极之论，乃是槐轩易学与医学钮合之点，又据此先后天之说论脏腑与药性药用。子刘梖文编辑出版其《医理大概略说》，涉及望闻问切诊法、医论等。邛州郑钦安师从槐轩先生刘沅，学本《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之奥旨，郑氏深通易理，援易以解医，谓“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万病皆损一元阳气”，强调元阳真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辨证不离伤寒六经”“治病重在扶阳”“贵中”等学说，其受易学的影响显而易见。用药多为大剂姜、附、桂等辛温之品，故人称“姜附先生”“郑火神”，对纠正世俗滥用苦寒的意义重大。撰《医法圆通》四卷（1874）、《医理真传》四卷（1869），论乾坤坎离、五行、四诊、辨阳虚阴虚、杂病内外虚实及经方时方之要。认为“万病不离伤寒”“学者欲入精微，即在伤寒六经提纲病情方法上探求”，著《伤寒恒论》，擅长使用四逆汤、白通汤、甘草干姜汤、吴茱萸汤等伤寒名方来治疗多种阳气衰微病症。他指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患任何疾病，多源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阴”[29]。晚晴医家郑钦安为代表的扶阳学派尤为突出。其在《医理真传·阳虚症问答》中直云：“阳者阴之主也。”因此重剂峻温阳气、单刀直入是其处理阳虚症的主要治法，而酌加散寒，吴佩衡强调“扶阳驱寒，宜温不宜补，温则气血流通，补则寒湿易滞”[30]。运用姜附桂等温热药达到“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目的。其弟子甚众，如门人卢铸之等，颇得其真传。双流张骥，乃民国年间四川著名经学家、中医学家、医史文献学家及医学教育家。其幼时拜入槐轩刘仲韬门下，故其毕生所学及学术成就与槐轩学派密不可分。
图1-8 “川西夫子”刘沅画像
图1-9 《槐轩约言》书影
清末民初著名经学家廖平，区别今古易学，引《灵枢》《素问》、佛道之学入《易》，主《易》为人天之学，以《易》爻分三统，以上下经主小大之学[31]。廖氏旅齐鲁时，曾与名医萧龙友互究医学[32]，萧并为廖氏光绪丁酉（1897）《古学考》题署书名。其《六译馆丛书》中有医著20余种，见解独特，医学已成为其儒学研究中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位应属一代大儒通医的典型代表。
儒医唐宗海亦将易理用于医学，著有《医易通说》二卷、《医易通论详解》一卷，并说“余每谈医辄引易义”。其他如郫县姜国伊，早年业儒，举孝廉，长笃志经学，尤专于《易》。咸丰十年（1860）久病不愈，究心医学。璧山黄钰，少时为县学禀膳生员，应童子试名列第一，1876年应乡试中贡生，学识过人，凡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阵无不通晓，知医，于脉法、伤寒尤有心得，著有《姜氏医学丛书》。
现代医家任应秋4岁即就读私塾，及长入江津县国医专修馆攻读经学，其间曾求学于经学大师廖平。其时廖平已年逾七旬，喜其聪敏好学，故悉心指点，并传授治学之法，使任应秋在治经学、训诂学、考据、目录等方面打下扎实基础，为以后研究中医学奠定了扎实的文化根底。任氏刊行的著作达37种，1300余万字，在现代中医界堪称学术翘楚。当居四川儒医中与廖平一脉相承的理论大师。成都刘复亦受业于廖平，得其传，以继承古医学为志，创立中国古医学会。由此可见，儒学特别是易学、经学修养是川派中医重要的文化思想基础，儒学是川派中医的重要文化渊源。
因此中医是在易学影响下形成的生命学说，易为医之源，医为易之绪，《周易》是中医学的理论源泉；作为方法论的易学在中医学者认识疾病，探索病道的发展历程中，贯穿始终。章楠在《论易理》中云：“天下道理，一而已矣。医理即易理，儒道即医道。”[33]医易思想的本质是借助易学元素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进行分析、修正与改良的一种思维活动。故上溯秦汉，下至明清，医易相通相参，自然而然。综上所述，可见四川儒医不但在易学理论上有着多方面的成就，而且将其运用于医学及临床，成为火神派崛起的基础和核心理论，推动了川派中医的理论创新，郑钦安扶阳学说从而开宗立派。
川派医家中不少有较高诗书文化修养，早期闻名的诗人有李珣等。至清代有王光甸、王文选、刘福庆、刘仕廉、曾懿等。刘福庆著有《了缘诗草》，曾懿著《古欢室诗词集》。近现代长于诗词书画的还有萧龙友、吴棹仙、沈佛愚、李重人、任应秋、宋鹭冰、王渭川、傅灿冰、李孔定等。如吴棹仙著《养石斋诗稿》，李重人有《龙池山馆诗》。
（三）问道青城(https://www.daowen.com)
道学思想对中医有着极大的渗透，而信奉道家思想的医家，也被我们称作道医，他们或学黄老，或为道士。以道教医家而言，一是援医入道，既完善修养生命的体系，更借医弘道；二是援道入医，以医道兼融，故有“医能通仙”的说法。葛洪提出：“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34]强调修养生命、证道成仙为终极目标，集养生济世于一体的功夫。其基本的医学法术既是修养生命的补充，又是行道与证道的方便。正如盖建民在《道教医学》中所言：“道教在创始、发展过程中奉行的是一条以医传教、借医弘道的立宗创教模式。”[35]
巴蜀之地具有浓厚的道教文化氛围，古代巴蜀盛行占卜、风水、送魂等祭祀活动。民间择城址、寨址、房址时，常以“灵龟”卜问吉凶。《北史》卷六十六《泉企传》有“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之语。鹤鸣山为道教的发源之地，青城山（图1-10）为道教的发祥地，峨眉山也为佛道修行的名山。道与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人身兼道士与医家的现象，在古代四川十分普遍，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著名医家彭祖，其后有皇甫坦、张道陵等人。民间也流传“十道九医”的说法。早在原始社会和先秦时期，医巫不分，巴蜀地区的传统巫术与祭祀在民间长期居于重要地位，并与阴阳五行、原始道教等文化的联系日多，同时不断从儒学、谶纬学、佛学中汲取营养，广泛地流行和发展于四川民间。
图1-10 青城山上清宫
自古以来，巴蜀地区一直有着独立的丹道传授系统。早在东汉和帝时，青城山已经有炼丹家传习岷山丹法。《黄帝九鼎神丹经》和《太清金液还丹经》都产生于汉代的巴蜀地区，是早期炼丹术的代表作，分别开创了道教的还丹派和金液派。最早由安期生传授给马鸣生，再传给阴长生，汉末张陵得到这两部仙经，继而传给王长与赵升，其后也一直在巴蜀地区流传。加之蜀地物产丰富，给炼丹合药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一，炼丹所需要的原料，有很多都产自巴蜀地区。《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本草》中说：“丹砂出符陵”，符陵就是巴蜀地区的涪州。其二，巴蜀地区的峨眉山、青城山、绥山、鹤鸣山等，一直都是炼丹者炼丹合药的理想地点。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金丹》中提到：“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可以精思合作仙药者，有华山……青城山、峨眉山、緌山……”[36]传说山上都有正神或者地仙居住其中，可以助力有道之士，山上有灵芝仙草，可以避大兵大难，便于在山中合药，故巴蜀地区的丹道也较其他地区更为流行。
故巴蜀之地，道医荟萃，上古即传巫彭为一位精通医药的名医。据《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夏商时期彭祖晚年定居犍为郡武谋（今四川彭山县东），死后葬于彭亡山（今彭山仙女山）。今四川彭山县东不远处尚存有彭祖祠。《彭祖摄生养性论》不分卷，著者托名彭祖。又名《摄生养性论》，后辑入《道藏》。认为摄生之要在于养性。
东汉至三国时期，蜀郡李常在，亦擅长生之术，年逾百岁而貌若五十许人。医道甚高，凡疗人疾病，重者三日起疴，轻者一日而愈。“世世见之如故，故号之曰常在。”（出《神仙传》）东汉张道陵曾任巴郡江州（今重庆）令。后居江西龙虎山，修习道家长生之术。顺帝时，广事游历之后，赴四川大邑鹤鸣山，成道后石鹤九鸣，乡人崇信，遂尊为“天师”。其后设立“天师道”，凡入道者需出五斗米，故又称“五斗米道”。他精通各种炼养方法，善为人治病，即以在家之身，承传先秦房中、行气、服食之法，养生防病，救人急难。他首创三官手书忏悔治病之法，并善用符水（含朱砂、雄黄）治疗各类精神疾病，亦炼制外丹，推动了中医外科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张道陵以医显道，其根本目的是让更多病人从此信仰道教，并以道教理法觉悟生命，使得道以医行之妙，影响达于今天的道医界。
唐代“安史之乱”后战乱不止，四川由于其封闭的地理环境，远离战祸，成为无数中原人士的避祸之地，使中原和蜀地的文化科技形成了一次大的融合。这为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尤其是在促进医药发展方面。一时蜀中医药著述成风，《周易参同契真义》《参同契大易二十四气修炼火丹图》等相继出现。道教的“心无为则身安”“积精累气以成真”等内丹养气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如蜀之夹江道医皇甫坦为宋高宗时显仁太后治疗目疾而立愈，与高宗谈论长生久视之术，高宗即深为叹服。又如北宋著名的道家学者，安岳陈抟也曾师从邛州高人何昌一、蜀中高僧麻衣道者修习何昌一的“锁鼻术睡功”，然后结合中医理论行坐功，以呼吸导引之术，调理全身气血经络，产生《二十四气导引坐功图》。
明清时期四川著名道医有泸州的韩懋，创立大江西派的李涵虚等。清代乐山李涵虚创道教内丹学西派，民国徐海印在《天乐集》中载：“涵虚真人初遇三丰仙师，次遇纯阳道祖，承文始、东华两派之心传，道成创立大江西派。”李涵虚著述较多，撰有《太上十三经注释》《无根树词》《道窍谈》《三丰秘旨》《文终经》《后天串述》等，重编《张三丰先生全集》。道教自太平道及张道陵天师道以降，不乏政教合一的型态，但西派丹道，仅论治身，于经世治民之术皆虚言之。“独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深造以道。”李涵虚《道窍谈》表明了出世治身才是他的价值取向，不在意治国安民之事。[37]
因李涵虚曾受张三丰丹法，与钟吕丹法汇合，所以与东派不尽相同。他将性功分为九层炼心，又将命功分为四层：开关、筑基、得药、炼己。主张丹法以清静立基，然后阴阳双修。在修炼方法上，提出了“存道心，去爱河，达到万法皆空”境界之修养方式。在逆修成丹方面，历来均言精气神，李涵虚则特别主张“心”。他不但强调真心的作用，且由人欲未交处说真心，此心便近于儒家讲的本心良知。因特别重视心，故李涵虚另作有《收心法》《循途录》。《循途录》又名《九层炼心文终经》，以九层方法炼心，是具体功法之描述。《收心法》则曰：“下手功夫先静心，次缄口、次调息。心静则气平，不调之调为上。”并大引孔孟语以阐释，且更区分儒道养气之不同，是说道家还丹可兼有儒家之美：儒家道家养气各有不同。养自然之气，可以得生。养浩然之气，则可生可死。[38]
（四）参禅峨眉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下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母”，反对杀戮，倡导和平，慈悲为怀。强调“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佛教认为因果报应，种因得果，在医德观的形成中进一步约束医者的行为。医道与佛法的精神非常吻合，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慈悲。佛教将疾病之苦列为人生八大痛苦之一，佛教有所谓的“七法广施福田”，其中之一就是“常施医药”，施药治病是一种功德[39]。
峨眉山以独特秀美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众多僧人，在佛学与中医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有一批著名的僧（尼）医，他们或有所师承，或研读医籍自学成医，并以其医技之精妙与医德之高尚，受到群众爱戴及史志著录，因而广为传说，垂名长远。扬佛法，弘中医。五代时前蜀人智广和尚，精于骨伤科，初居雅州（今雅安）开元寺，治病以竹片拍打痛处，能使挛者伸，跛者行，其余疾病亦应手而愈。因疗效奇特，唐昭宗乾宁二年（895），蜀王王衍特请其来成都宝历寺为人治病。智广将所得资财用于修造该寺天王阁，被当时群众称为“圣医”。病者一日达数千百人，他助人免除人生八苦之一的“苦疾病”，实乃大爱[40]。
僧医们潜心钻研，在中医专科技术方面则各有所长。峨眉僧医最有名的成就便是“人痘接种术”，此事在清代朱纯嘏的《痘疹定论》有明确记载。该书卷二“种痘论”详细记载了中医人痘接种术的发明者和操作过程，以及最终的效果。清初四川峨眉山僧人释月潭，自纂《眼科秘书》二卷，收录治眼方约90首，包括汤、丸、膏、散、丹、锭、点、洗等剂型，提倡“内外互治”的综合疗法，可知其治疗眼科方面成就斐然，方法繁多，故“珍之如宝，坚不轻传”。有眼医袁绍霖，闻峨眉有僧精眼科，乃步行百十里以赴请僧教授。自此后，袁氏能和药作点眼剂，且治病皆收良效[41]。道光时期本园大师，在成都文殊院出家，不仅精通医学，尤长于针灸，著有《同仁针灸》二卷。该书在《针灸大成》《类经》诸书的基础上条分缕析，图文并茂，颇受医者欢迎，另辑有《汇集金鉴》二册。峨眉千佛顶老僧仁恒上人朴实敦厚，神志爽朗，平日不禅不诵，唯以“推拿疗法”为人治百病，经其所治者，靡不释手而愈。其法不用药物，器械，独运其掌理其筋骨脉气，如治水之道，在其收治畅导，以免壅窒之患[42]。
周述官（1853—1926），字守孺，四川巴县人，清光绪癸巳科举人。生而体弱，长失调养，再加饮食不节，罹患疫寒积滞等症，又嗜酒及吸食鸦片，以致体愈羸，病愈臻，虽经多方调治，终难复原。幸而光绪十九年（1893）在渝州遇松山陈师父，随其习少林禅功，继又于成都道院得《内功图说》一册，光绪十七年（1891）于资阳通慧寺遇少林静一空悟师父，获授《增益易筋洗髓内功图说》十二卷，得其口传心授逾三月，日习达摩易筋洗髓功夫，仅习年余工夫，病去瘾除，精神振奋，体健身强。空悟禅师所传《增益易筋洗髓内功图说》图多说少。周守孺便在每图之后注明动作，体势气数，升降呼吸，根据其师所传，自身心得，将佛家、道家及儒家性命修持之理，合而为一，阐释易筋洗髓功法；又参以丹经、古医经，孜孜不倦，历数年之久，编纂成书，分为十七卷。其弟子张瑶，字艺耘，四川巴县人，随周氏习空悟禅师所传之功病愈。在其师所授各图外，旁搜博引，阐发奥义，分为十八卷，名为《增演易筋洗髓内功图说》刊行。
另有光厚禅师擅长用三昧真火为人疗疾，“三昧真火”要求施术者专心致志，心宁神安，方可练到“如中医针灸家之金针银针同，其细如线”，真火生，行督脉，穿泥丸，循右手出大拇指头。老和尚认为大拇指螺纹之中心是“火门”，真火从此处出，然后按至病人穴位，利用按摩的手法，按扬交错，病人会有烧灼感，皮肤潮红。萧天石曾描述他的治疗效果，“其疗效见功神速，有立竿见影，当下即愈者”[43]。丹家有言：“自古神仙无别法，不把真阳渡予人。”景伯先生曾赞其云：“光厚老和尚应是活菩萨，而不是活罗汉。罗汉是自了汉，光厚禅师一生舍己救人，舍己救世，应算是菩萨行中人。以彼一生行事，活人无数，度人无数，而每救活一人，于自己功行，又必有所损，故实为超罗汉而即身成佛的人。”
清朝末年著名外科医生灵溪大师，年轻时师从名医天映和尚（长于内外科、杂病及炼丹术）习医，尽得其传。灵溪出师后，于成都市普贤庵业医，医术精湛而不染世俗，救人无数，享誉甚广。成都中医学院教授、外科名医文琢之幼时曾患重病，虽经多方医治，见效甚微。其父慕灵溪大名，携之就医。灵溪详问病情及所用方药，诊为外邪入里化热，用急下存阴法使病情转危为安，很快痊愈。从此其父与灵溪大师过往甚密，灵溪见文琢之天资聪颖，于其10岁时正式收之为徒。文氏跟师8年，朝朝随侍，内外科、杂病及炼丹术尽得其传，而以攻习外科为主，后悬壶成都，成为一代名医。此外，僧海江、光德和尚等，皆秉性慈善，精于医术，惟以济人利物为事，就医者络绎不绝，深受人们爱戴。其他如清末简阳辉宗擅长外科。先后在资阳宝积寺、新都宝光寺、内江圣水寺担任方丈，光绪年中隐居成都普贤巷。相传辉宗被贫困之家请去诊病，不索酬劳，常赠予方药，他慈悲为怀的声名远近遐迩。
故佛学为专修儒学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个新的思想领域，对教义、教理的实践修行，也因此衍化出众多的解释而分化成不同宗派。到隋唐时期，中国化的佛教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其精神部分，依然渗透到后世千年的社会生活中。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学古典书籍中，也涉及与佛教有关的理论内容。
（五）淳厚民俗
纵观四川古今历史，境外人口多次、大量迁徙入川，这对四川民俗的衍变带来了十分明显的影响。四川过端午节挂艾草、煎百草汤、喝雄黄酒、赛龙舟等活动，楚俗有五月吃蒜泥，在川东和整个四川都十分流行吃蒜泥，重庆火锅很重要的作料就是蒜泥。火锅在四川的流行，嗜食辛辣的习俗，对川派辛温药物的使用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民国以后，社会动荡，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对民间风俗影响巨大。在岁时节令，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民间娱乐等方面变化尤为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四川民俗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民政府大力提倡破除迷信，树立新风，对旧民俗中迷信荒诞、奢靡无度的种种陋俗进行革除，同时一些传统良俗得以恢复、继承。
1.重视水利
四川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着“巴蜀……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苗以水为命”，巴蜀地区历来重视水利。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闻名世界，李冰父子率百姓凿离堆、分岷水，“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使得川西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都江堰一年一度的“放水节”也就成了四川农业生产的重要习俗。四川的天然地理环境及先进的用水习俗给境内中药材的生长创造了优越的种植条件，使相当多中药由野生变为家种，形成了川产道地药材品牌。在《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两种早期的本草古籍中，记载产自巴蜀境内的药物就将近80种，占《神农本草经》记载药物总数的1/5左右。
2.农桑为本
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说过：我国“医药的进步，毫无疑义是农业发达的结果”。宋人祝穆地理书《方舆胜览》卷51记载，唐末僖宗时成都已有蚕市、药市。他说：“成都，古蚕丛氏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日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寺前。”四川农民多以养蚕为副业。房前屋后，田边地角，只要有一隙之地，无不栽桑养蚕。人称“蜀中墙下树桑，宅内养蚕，习以为常”。唐代王建曾有诗云：“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着中庭栀子花。”生动地描绘了四川蚕农的生活情景。除了蚕丝的商用价值，蚕和桑叶及桑树的桑白皮、桑枝、桑椹全身都是药，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在四川民间，百姓在暑湿时节还用桑叶来泡水或者煮汤喝，平时也可以用来降血压。四川的养蚕民俗，推动了蚕和桑叶药用价值的开发和运用。
3.拓集市，广交通
自古四川虽为崇山峻岭之地，但船行水运、轿行、马帮发达。不仅拉动了蜀地中药材市场的经济繁荣，亦为境外医药人才进入蜀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外来医家入蜀，带来了不同的学术思想，也充实了川派中医的学术内容，有利于川派中医流派思想的丰富和创新。
四川各地的乡村集市俗称“场”，赴市称为“赶场”，“赶场”成为四川农村地区商品流通的主要形式，或一、四、七，或二、五、八，个别地方也有逢双者。场市商贩有“坐商”和“行商”两种。药王——孙思邈，听闻四川的药物不仅种类丰富，产量巨大，并且品质优异、药效佳，又多名贵药材，慕名来到四川考察，行居青城山，开铺治病。当地山民广泛种植川芎等药材，在药王庙所在的太平场自发建立了一个药材市场，借助商贩以及赶场的形式，拉动了四川中药材的市场流通，同时也推动了四川医药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国内分裂战乱，农业遭受破坏，朝廷收入严重不足，国家需要发展商业来搞活流通，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最高长官亲临现场参与促商活动，自然能起巨大的推动作用，遂有唐宋成都药市的盛况。
庆历年间（1041—1048），任益州知州的田况喜游乐，写有24首遨游诗，一首名《重阳日州南门药市》，诗名说出了药市地点在成都南门外玉局观前空地。其诗有两句道“成都府门重阳市，远近凑集争赍欣”，“但喜见民药货售，归助农业增耡芟（锄头和镰刀）”，反映了药市盛况和父母官的期望。成书于绍兴三年（1133）的《鸡肋篇》作者庄季裕，喜旅行，他在该书卷上云：成都“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皆步行以阅。又于五门之下设大尊（酒器），容数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44]“五门”是成都外城墙西南城门楼——得贤楼的别称，在玉局观前不远，因楼下开有五道城门得名。城楼巍峨华丽，城门内外是繁华的商业区和游览地。时1斛为10斗，数十斛则有数十万毫升之量。五门设酒，证实了陈元靓成都药市帅守置酒迎宾记载[45]。这种官、商、民共庆，大家都来吸药气愈疾的习俗，反映药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活地位。
4.悠久的卫生习俗
岁时习俗具体形式包括庆贺、祭祀以及各种集会仪式，其中保障人身健康、消灾免病的意识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从古代的巴人和蜀人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包含卫生内容的社群活动，经过长期传承，形成了一些民间广泛流行的卫生习俗。在春节前夕，人们就会开始清洗衣被、“打扬尘”，干干净净过年。清明节，上坟扫墓、填土培坟，以避免秽气外逸、尸骨外露和病菌传播。除了祭祀之外，清明节也包含有游娱的内容，人们称这种活动为“踏青”，趁着春阳萌动之际外出，有舒展身肢、振奋精神的作用。农历五月天气渐热，正是疠疫发生的时节，而古俗中因为蒲叶似剑，称为蒲剑，谓可辟邪，菖蒲、艾叶芳香气味，可作香料或驱蚊。每年端午节家家都会采集艾叶、菖蒲、苍术等挂于门首，以辟邪消灾，保家人安康。四川特别是川西各地长期以来形成了围绕药王庙为中心的药王会，既是中药材交易的盛会，也是市民游玩娱乐的重要习俗节日，如成都市新都区的药王庙、川北的岳池县川主庙以及四川的其他地方如蓬溪、广元、三台等地都有举行药王会的传统。既表明了四川人民对于药王的普遍信仰和崇拜，由此也可以感受到四川人民远离疾病、祈求健康的愿景。由此可见，民间卫生习俗对中草药的应用不仅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而且在代代相传和沿革中促进了中草药普及应用，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习而不察地融合在日常生活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
在小儿降生之前，为了祈祝母亲顺利生产，旧俗有“催生礼”。在断脐三天后，人们还会对新生儿进行人生第一次洗礼，称为“洗三朝”，其用意一是洗净婴儿从前世带来的污秽，消灾免难；二是祈祥求福，图个吉利，也有为婴儿洁身防病的实际意义。[46]产妇生产后必须吃红糖醪糟鸡蛋，以祛瘀生新，帮助身体恢复。新生儿每天都要洗澡洗头，即使数九寒天也不例外，以此来增强婴儿的抵抗力。被大家所熟知的“坐月子”的习俗，即产妇在一个月之内不得出门，更不能洗澡洗头，额头常用毛巾包裹，或戴上帽子，以免感受风寒，产妇和新生儿都必须满月后才能出门。且人们已经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四川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丧葬方法，包括：天葬、土葬、水葬、火葬，等等，不过大多数地区以土葬为主。人们一般会将死者的棺木密封，然后入土深埋。并对坟墓逐年培土，以防止尸体腐气和病菌外溢传播。死者在病中用过的衣物、被单全部焚化，死者生前的居室用石灰消毒，隔数天后才住人，以防止传染。
《食医心鉴》为四川早期的食疗方剂专著。不仅收载了临床各科常用的食疗方剂，而且详尽地介绍了其功效和制作工艺。晚清成都华阳人曾懿所著《中馈录》介绍食品制作加工的方法，书中食物制作方法灵活、注重杀菌消毒，根据时令选材以保证食物新鲜、卫生以保养身体，如“九十月间霜蟹正肥”、糟鱼“如鱼已干透，至四五月间，则不用甜糟；只用好烧酒浸沾……免生蛀、霉等患。夏日佐盘餐，亦颇适于卫生也”“泡盐菜法……如有霉花，加烧酒少许”等[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