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派中医
川派中医的形成，是在川渝两地地理气候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基础上，经过历代巴蜀中医先贤不懈奋斗，逐渐自然形成的。其中地域气候条件是社会基础，文化影响是核心因素，中医学术发展是根本原因，同时省内外医家的融合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近现代形成高潮。随着前些年陈先赋、林森荣《四川医林人物》和陈先赋等《四川名医传》的出版，特别是近年杨殿兴主编的《川派中医药源流与发展》的系统总结，川派中医的面貌日益清晰，特色愈来愈凸显，影响日益扩大，越来越被中医界广泛认可，已成为四川中医的一张响亮学术名片。
（一）地域环境
四川和西南地区的地域环境是决定川派中医产生和形成最根本的基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盆地四面环山，周围崇山峻岭，海拔在1000～4000米之间，由盆地中间向四周逐渐增高。全川降水多，日照少、云雾大、风速低，导致空气湿度高，年相对湿度为70%～80%，云雾量名列全国之首，重庆被称为雾都。秋季每每阴雨连绵，故白居易诗有“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诗句。[48]多数地区属于温和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尤以川东丘陵地区和成都平原较为典型，西南西北的高山地区则山高阴冷潮湿，全川湿气偏胜。盆地潮湿的地理特点造成四川人喜食辛辣厚味以逐寒湿。农村房前屋后，高山峡谷，遍地生长的中药材，得天独厚的地理拥有丰富的药材资源。古代爬坡上坎的交通方式，山区民风民俗彪悍，川渝两地及滇黔两省乡民常年累月地辛苦劳作，在恶劣环境下磨炼出强壮体质和练就吃苦耐劳的精神。长期战乱频发，随之疫病流行的社会环境。这些就是川派中医所面对的艰难困苦的自然环境，但也成为考验医家本领，有利于中医充分发挥医疗作用的社会环境。
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论》“地方病”中论及我国不同地域气候对医家用药特点的影响，其中在与四川有关的内容中特别点明重用乌附的特点，认为从长江流域来说，四川人用附子作为常用食品，医家用乌头附子动辄数两，麻黄柴胡动辄数钱，江南人看见如此用法，未免心有余悸。但是在四川却很少出现伤阴劫阴的弊病。
其地理气候特色滋养孕育出与其相应的厚重沉毅的中医学术风格，也就是医家既注重传统，粗中有细，辛辣爽快，又每每善于包容，具有务实开拓的品格，形成擅长运用以姜桂附为特色的“火神”派和医药兼擅，流派纷呈等为特征的川派中医。这里高山峡谷的恶劣地理和潮湿多雾的气候条件无疑举足轻重，它既是最为关键的自然因素，也是环境条件中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是形成川派中医风格的前提。此外，它与本地盛产花椒、附子等热性药物，巴蜀民众嗜食辛辣风格的食物等民间习俗也有着一定联系。川派中医医家的产生，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生活于此地，行医于此地的中医医家，即使他们成年后远走他乡，北上东徙，其身上巴山蜀水常年浸润形成的这种辨证用药风格早已深入灵魂，始终伴随医家，终身难以磨灭。一些外省医家，入川长期定居以后，也逐渐为四川的地理气候特点所感染熏陶，逐渐川化，或者将其故乡的风格与川派融合，或者将其原有的学术风格渗透于川派中医学术之中，丰富和发展了川派中医的内容。
（二）文化积淀
学术流派最核心的标志就在于其独特的思想观念和卓有建树的学术主张。历史上有“儒源在蜀”“易学在蜀”“文宗在蜀”之说，显示出巴蜀文化中儒学的突出地位和源远流长。巴蜀不少古代著名儒家知医，或儒而兼医，或先儒而后从医，如唐代名相陆贽，宋代大学者苏东坡、著名诗人陆游，进士史堪、杨天惠，晚清进士唐宗海、周云章，经学家如廖平、吴之英、黄钰、姜国伊，名士张骥，萧龙友等均涉医行医，多有医学著述，史堪的《史载之方》和唐宗海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尤其著名，廖平医学著述达20余种，张骥的《汲古医学丛书》向为学者所重。儒学的理论主张，诸如儒家的仁者爱人、孝悌等往往是儒者从医的主要原因，儒医悬壶济世的主张，一直是川派中医所遵循的最基本的思想原则，直至近代，成都名医王朴诚、王伯岳行医悬挂的对联，“开门问疾苦，闭户阅沧桑”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观念。儒医始终是川派中医中最有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除前述之外，如宋代唐慎微、晚清王文选等均是有较高儒学修养的医家，与士子交往密切。
早在宋代时程颐就称“易学在蜀”，四川不但易学大家云集，相关易学著述丰硕，而且不少易学家兼攻医学，或医家兼通易学，如唐初袁天罡、后蜀杨绘、宋代杨子建、清代杨凤庭、唐宗海、姜国伊等。易学研究积累到清代刘沅时，终于在其弟子郑钦安身上爆发，易学对人体阳气的认识是四川火神派的学术渊源，其开派宗师郑钦安与槐轩学派刘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清晰而明确。
道家与医学在养生学上有不少交融。唐代西蜀江源炼丹家梅彪撰成《石药尔雅》，内容与道家外丹的药物有关，是隋唐时期重要的矿物药文献，也是世界最早的化学辞典手册，我国古代首部矿物学著作。四川永康彭晓撰写的《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被认定为是《周易参同契》诸家中最早的注本。此二书都是在唐代炼丹术兴盛的背景下，出现在巴蜀地区的，它们反映了唐五代时期巴蜀地区炼丹术的流行。因为四川盛产丹砂等药物，导致名医孙思邈二次入川。川派多位医家对道教的养生观深有体悟，如宋代道医皇甫坦对高宗谈及富有道家哲理的养生主张。明代巴蜀道医中韩懋的医学成就较为突出，其号飞霞子，每着道装云游名山大川，主张“一气流行”学说。清代李涵虚创立道教内丹“西派”，喜好仙道，通晓丹法，将性功分为九层炼心，又将命功分为开关、筑基、得药、炼己四层。主张丹法以清静立基，阴阳双修。现代成都外科医家张觉人被称为著名“丹道医家”，其《中国炼丹术》《外科十三方考》的不少内容都与道家有关，重庆医家补晓岚兼融道家养生术。可见，川派中医与道家文化也有着一定联系。
因此，巴蜀文化是川派中医形成的核心因素，它与川派中医相互依托发展而渗透融合，医依儒学、易学、道学文化而更好地发展，儒学、易学、道学依托医学更得以彰显，巴蜀传统文化与中医学有着不解之缘。
四川人“吃得咸，看得淡”，好喝酒，喜饮茶，讲排场，重义气，成都人讲究休闲娱乐，这些民间习俗和文化观念也必然对川派中医的产生和特色有一定影响，故川派医家中不少医家多才多艺，乐观豁达，体健长寿，如王文选、补晓岚、萧龙友、黄济川、蒲辅周、杨天鹏等医家多高寿。
（三）学派发展
就发展历史而言，川派中医于汉代已在全国崭露头角，老官山西汉医简突出的学术地位已举世公认，其内容涵盖中医理论及诊断、经脉、针灸、方药、临床等多个方面，较马王堆医书的学术价值更为成熟，也更有临床价值。与之相呼应的是两汉之交隐居绵阳的涪翁，郭玉任太医丞及其与汉和帝的故事，师徒三代有关针灸和脉学的传承事迹，为《后汉书》所载，从而青史留名。其后经过唐慎微在本草学上的承先启后，《证类本草》到达宋代中医药学术的高峰，川派中医再次声名卓著。此期史堪对于四川地域病症特点有着精辟认识，周学海在“评注《史载之方》序”中谓其“方药多麻黄、羌活、三棱、莪术发汗利血之品者，蜀地湿胜、气滞血痹也”，精辟指出了其用药具有的典型地域特色及其原理。此时医家中陈承与石藏用两人用药有着寒热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提示川派中医学术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但其形成经过明清两代不断的积累沉淀，其后于明代四川中医学术有所式微。至清代特别是晚清时，四川中医学术趋于活跃，其学术成就再一次引人注目，到晚清邛州郑钦安时方开宗立派，以其为代表的火神派崛起，唐宗海率先开创中西医汇通派，两者名闻全国。这与《伤寒论》在四川广泛流传，医家在临床中善于运用伤寒辛温温阳方，名家对《伤寒论》研究有较多心得有关。火神派传人中名家辈出，由四川而影响西南、进而远及上海和全国，声名远扬，阵容日渐庞大。
川派中医各历史时期发展不尽平衡，如针灸以汉代为高潮，本草以宋代为高峰，临床以清代为丰富，至晚清之后学术日益活跃，著述不断增加，学派纷纷而起，但整体而言川派中医至近现代方蔚为大观，如中药性效学派因成都中医学院开办中药学专业而诞生，温疫学派因学校温病教研室的成立和治疗钩端螺旋体病的机遇而产生。川派医家在全国的声名鹊起，同时与1955年四川10余位名家集体赴京的机遇有关，逐渐形成川派医家整体在全国的声誉；也与成都中医学院1956年建立，集中了四川一大批中医教学和临床骨干，中医高等教育事业对学术发展提供的重要条件有关。它与四川从古代社会战乱频发，医家主要立足基层，较为分散，家族和师徒之间的学术传承不够稳定，一变而成现代以后，中医学发展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医事业发展的规模前所未有，学术交流日益活跃等多种因素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民国年间，定居北京的川籍儒医萧龙友（图1-11、图1-12）居北京四大名医之首，20世纪30—50年代，川派中医人才济济，尤以1955年末北京成立中医研究院和1956年成立北京中医学院，主要从四川和江苏征调名医，四川赴京的冉雪峰、蒲辅周、杜自明、叶心清（图1-13～图1-15）、王伯岳、李重人、任应秋等10余位医家闻名遐迩。成为我国近现代中医内科、骨科、针灸、儿科、中医教育等多方面的领军人物，在中医学的多个领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图1-11 萧龙友像
图1-12 萧龙友处方(https://www.daowen.com)
图1-13 金针名家叶心清像
图1-14 叶心清处方
图1-15 毛主席题赠叶心清《娄山关》手迹
川派医家中一些名家或医药兼擅，或熟悉草药，善用草药。这与古代医药不分，针灸与汤药并重，医家通晓药性，四川盛产中草药等多种因素有关。川派医家中有不少医家，特别是一些擅长治疗慢性虚损疑难病症的著名内科大家，以淳正平和灵巧为特点。这既指其为人处世平和低调，长期潜心读书治学，孜孜不懈致力于学术；更因其行医特点和用药风格，不炫奇，不斗胜，不偏执，不剑走偏锋，熔寒温于一炉，各家学说兼收并蓄，以和为本，“以平为期”。充分展现川派中医流派纷呈，兼容并包的精神。可见中医学术发展是川派中医形成的根本原因。
（四）融合交流
相对艰险封闭的自然条件，造成四川古代与省外特别是北方中原地区学术交流困难，古代四川医家与外界交流不易，更是形成其独特地域医学风格的重要原因。只是在安史之乱和明清湖广填四川、抗日战争等特殊的历史时期，才出现中原、陕西、湖广等地人口不断涌入，文人、医家亦随之大批入川，促进了各地医家与四川医家之间的学术之交流，推动了四川中医学术的发展，导致川派医家的队伍逐渐壮大，学术愈加丰富。
外省医家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医家曾经对四川中医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如西汉末涪翁避乱居涪，唐末五代时为避长安之乱入蜀的李珣和杜光庭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医学名家黄元御入川执掌久真堂，乾隆十七年（1752），御医黄元御被任命署理川军军医馆——久真堂，为金川平乱将士提供治疗水土不服之症的方药。黄元御仔细了解藏区的气候，官兵高原缺氧和高寒以及军中发生的伤寒、咳嗽等病症，携御药房银质药具和部分御药房太监一同前往成都，将宫廷秘方、宫廷御药房中治疗肺病、咳嗽最好的药材和藏区的冬虫夏草、贝母、红景天等名贵药材相配伍，用人参、天麻、鹿茸、灵芝、桑黄等名贵滋补药材为药引子，秘制出多种强健体魄，提高免疫力，抗高原低氧环境的膏、丹、丸、散，用于清军携带服用，以克服低氧、伤寒、咳嗽、倦怠、疲惫等病症。这期间黄元御亦通过了解士兵症状和用药效果，修改补充完善了他的《长沙药解》一书[49]。其后四川宜宾钟文焕特别服膺黄氏《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在黄氏诸书经方基础上续编歌诀，加以阐发。
从外地入川的医家与四川本土医家的辨证用药风格多有不同，对于充实川派中医的学术队伍，促进川派中医的学术创新，必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代以来，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北方，江南等地省外名医大批涌入四川，如骨科郑怀贤来川后定居成都，江苏承淡安在成都传授针灸，上海秦伯未在永川，江苏王渭川在万县。张简斋在重庆开设医馆，张氏轻灵的用药风格给重庆陈源生等医家以深刻的影响，更加促进了全国各地医家与川派医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了四川中医学术的发展。湖北胡光慈、贵州宦世安等人或开办诊所医院，或兴办医校及讲习班，或创办中医药刊物杂志等，对于四川中医药学术发展及人才培养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西医学传入中国势已不可阻挡，传统中医开始踏上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变革之旅，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四川名医出川者渐多，或北上，或东下，或南迁，所到之处，或悬壶行医，或兴办中医教育，参与到当地中医药事业，使川派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在全国得到了更好的、广泛的传播，不仅成为省外其他地区中医药发展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也为四川与各地中医药学术交流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彭县唐宗海清末先后赴京，游历沪、粤，其渊博和高超的医术，深得当地医家和病人的交相赞誉。“医不能疗者，一经容川诊治，沉疴顿除，人俱惊为神奇[50]”其他如成都祝味菊、华阳刘民叔、巫山冉雪峰、会理吴佩衡、洪雅叶古红等，他们对于上海、武汉、昆明、南京等地的中医学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省内外医家的融合交流对川派中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台萧龙友，幼读经史，后入成都尊经学院攻词章科。光绪丁酉科拔贡，1900年后历任山东嘉祥、济阳、淄川知县，济南高等学堂教习，1914年历任财政、农商二部秘书等职。自学成医，名重京城，被誉为“北京四大名中医之冠”，1928年弃官从医，擅长治疗虚劳杂病，1930年与孔伯华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并担任院长，为川籍名医中在北京影响最大者，其他川派医家民国年间在北京卓有声望的还有左季云、邹趾痕等。
成都祝味菊先学中医，后学西医，因而学贯中西，重视中西医之间的合作。因幼承家学，经成都宿儒为其教授医经，青年学西医，业西医，但因听讲于卢铸之“扶阳医坛”，受益颇深，1917年移居上海，先后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及中国医学院，后与好友筹办景和医科大学，1937年与西医梅卓生、兰纳组建中西医会诊所。因擅用辛热重剂“附子”，每以温补之法力起沉疴而名震上海，人称“祝附子”，有力地冲击了当时上海受温病学派影响而用药偏于“轻清之风”，因而医界也开始注重温阳，故其传人甚众，包括陈苏生、徐小圃、徐伯达、徐仲才、王兆基、章次公、陈耀堂等。
四川会理吴佩衡曾听学于“扶阳医坛”。1921年至云南行医，擅长使用大剂附子而挽重疾，故人称“吴附子”。1929年代表云南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案”，其后留沪行医7年，1945年创办《国医专刊》，1948年，创办云南第一所中医学校——云南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校，任校长兼教师之职。1960年任云南中医学院首任院长。
巫山冉雪峰，悬壶武昌，曾先后组建湖北省中医公会和中医学会，担任中央国医馆湖北分馆馆长等，创办《湖北省中医杂志》，筹建武昌中医夜校，创建私立湖北武昌中医专门学校等。
叶古红（1876—约1940），四川洪雅人，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民国年间在南京开馆行医，成为誉满江南的名医。
故历代川派医家既发挥了古代巴蜀人上仰星空，浪漫不羁，性格豪放开朗，又具有下俯于地，求真务实的特质，善于改革创新，敢于开拓，不断探索新知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