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之后，形势相对较为稳定。当年年底，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以随军入川的总指挥部医院为基础，抽调四个师医院的部分医务人员，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医院，即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又称红军总医院。地址选在通江县城北泥溪场西山竹子坎（图3-8），政委曹述成，医务人员最初只有三十余人。1933年，红12师政委甘元景接替曹述成任政委，7月，总医院由泥溪场迁到鹦哥嘴，由周光坦任政委。此时有中医生约30人，中医部主任丁世方[41]。
图3-8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旧址
1933年元月，总医院迁驻毛浴镇，总医院面临医生、护士缺乏，医药设备简陋，医疗条件极为困难的局面，病房分散在瓦室铺、九浴溪、雷家河、圆池河一带，收治伤病员达1400多人。1933年3月，田颂尧向新创立的苏区发动“三路围攻”，为了诱敌深入，红四方面军总部撤出通江城，总医院也由毛浴镇迁回泥溪场竹子坎。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发起空山坝反击战。战斗非常激烈，部队伤员骤增，为了便于就近抢救伤员，总医院从泥溪场迁往檬坝的长坡。在长坡时，总医院有中西医生14名、医疗看护人员30名左右。
同年7月，随着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总医院又奉命迁往民胜镇的鹦哥嘴。由于伤病员数量不断增加，医院规模也随之扩大，西北军委决定加强医院领导力量，调川陕省委书记周光坦出任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川陕省红江县委书记张琴秋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周光坦以及苏井观等总医院的主要领导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克服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艰苦开拓，把总医院和川陕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展得有声有色。在鹦哥嘴停留了半年左右，1933年底，刘湘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收缩阵地，逐步后撤。总医院需要重新选择既交通便利，又安全可靠的环境。1934年2月，总医院转移到沙溪的王坪，将西医部安排在桑丝坪，把中医部放到廖坪[42]。这时中医生增加到32人，护理员有60人，下设13个病号连，每连有熬药的卫生员数人[43]。
王坪位于川陕根据地的后方，地处大巴山腹地，东接川北门户竹峪关，南与通江相连，西抵军事重镇得汉城，北面直达巴山腹地简池坝。这里四面群山耸峙，到处沟壑交错，总医院中心地带背靠巍巍高耸的大城寨，脚下是潺潺流水的沙溪河，两边是直插云天的绝壁，整个地势犹如一把大靠椅，方圆十多里地形较为平坦，土地肥沃，稻田环绕，漫山遍野竹木成荫，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风景优美，气候温和，非常适宜于养伤和治病，是设立野战医院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在这里的两年时间，总医院得到长足的发展，全盛时期有四千多人，其中中西医医务人员达一千多人[44]。
病员连是中医部收治的病患官兵。由于战场环境恶劣，伤寒、痢疾、疟疾流行，中医部将患伤寒和痢疾的病人编为重病员连，将患疟疾的病人编为轻病员连。老百姓腾出17套民房，安排为14个伤兵连，以连队为医疗区分散居住，6000多伤病员分散居住在方圆十多里的村落里。
周光坦和张琴秋充分利用本地的中医资源，聘请一些老中医来医院工作。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总部专门召开医务工作会议，周光坦和张琴秋在会上做了重要的发言，就解决医生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依靠当地医务人员特别是中医医生的解决办法。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徐向前、陈昌浩、傅钟及郑义斋等人的大力支持。会议结束后，川陕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如《团结争取旧的医务人员，设立中药房》《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决议，在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周光坦的支持下，张琴秋一面与地方党委联系，找到驻地中共沙溪区委书记阎仕金，请他们协助动员当地中医人员参加总医院工作。先后聘请在当地颇有名望的中医任权重、张清扬和李永照，这三位中医得到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接见和鼓励，由政治部介绍到二分院工作[45]，同时发动总医院现有的几位中医提供介绍，动员其所熟识的中医到总医院来工作。最早来到总医院工作的本地中医是阎文仲，以后阎文仲又介绍了杨成元。杨成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名中医，医术高明，但他曾经任过保安团团总，红军解放了巴中的通江、南江后，杨成元担心被镇压，吓得躲进深山。张琴秋认为，红军极度缺乏医疗人才，对杨成元要利用他的特长为红军服务。她在阎仕金和阎文仲的陪同下，亲自钻进深山老林找到杨成元，动员他为红军服务，表示只要他真正为红军治病，就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为感谢红军不杀之恩，杨成元到总医院后，第一天就给90多名伤病员看病，表现出了精湛的医疗技术，赢得大家信任。在以后的工作中，杨成元精心抢救了很多重伤员，张琴秋决定任命杨成元为中医院负责人。总医院中有专长的中西医生，均称为医官，相当于军队的连级干部。老中医行军、出诊可以骑骡子。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杨成元不顾古稀之年，毅然决定跟随红军长征。[46]
大巴山山高林密，中草药资源极为丰富，总经理部通过在川陕苏区广泛建立的经济公社和贫农合作社大量收购中草药原料回来自己加工。总医院也专门组织挖药队进山采集，同时自己种植桔梗、川芎、红花等常用中草药，医院医务科大量利用这些中草药疗伤治病。如用生半夏、生川芎、生草乌汁做麻醉药，用大血藤、小血藤、见肿消及嫩桐树枝捣碎敷创伤口。若遇沙子和碎骨取不出来时，就用蓖麻子、倒提龙捣成糊状敷在伤口上，让沙子和碎骨自动流出来。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地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不过一会，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47]。
1934年，根据地红白痢疾流行，总医院印发传单要求人们用西皮草熬水服用，同年多雨，湿脚病流行，总医院又印发传单，教人们用斑鸠草和露水草烧灰敷治，充分发挥当地中医药资源[48]。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总医院将所有伤病员编成四个团，撤离王坪西征，1935年6月，在川西懋功与中央红军的卫生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卫生部，结束了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