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建树
川籍医家海纳百川，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他们从临证实际出发，跳出伤寒六经束缚，积极接纳温病新学，并能谨守辨证论治精髓，做到寒温合论、温凉并用，不偏执一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经抗击疫情及传染病不断流行的背景下，川籍温病名家进行深刻思考和总结，全面梳理温病理论源流，将传统经典温病理论与现代临床相接轨，逐步形成了融伤寒、温病及其他外感热病理论于一体的，极具传统特色、时代特色的川派“温疫学说”。
（一）脱却伤寒，接受温病新思想
四川医家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仅运用仲景学说和经方认识和治疗温热类疾病中还存在不足，尤其是对于某些急性传染病方面，如痧证、痢疾等，需要重新界定和认识温热类疾病，其中表现突出者是吴荣漳，他提出“痧症之来，不在六经”，而是由口鼻吸收而成。他结合蜀中“地卑水湿，其人素体多蕴痰湿”的临床实际，提出痧气袭人的理论主张，应从气血两分进行治疗，注重调理气之升降，升降相应使病得解。故吴氏常用“开窍逐邪”的辛温之品如细辛、荆芥等，同时加用山楂、青皮、莱菔子等消食化痰之品以治邪在气分者；而以蒺藜散、独活红花汤等活血逐瘀之品，加用消食化痰，辛香流气者，以使分离之痧气透泄出体外。在《痘疹慈航》《痧法备旨》《秘授治痧要略》《痢疾特启论》等著作中也可看到类似的内容。
此外医家们认识到蜀中之人体多蕴湿，温热邪气易伤津，而养阴生津之品多滋柔碍湿，仍需“刻刻顾及津液”，如女医曾懿尤其服膺吴鞠通之《温病条辨》，称此书“妙在顾人津液，不专攻伐”。并说“懿身经四次温症，得以转危为安，皆得力于斯书者居多”。祛邪务尽和饮食宜忌。“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即温病学家叶天士通过利小便以除湿，使湿邪郁滞之阳气能通达内外。燮门郑氏温病学派，郑惠伯继承叶天士之说，其临床辨治温病时，倡导以“温热”“湿热”为纲，强调必须分清温热、湿热之属性[13]。“热得湿而愈炽，湿得热而愈横”，治以分解湿热为主，兼以解毒、活血、泻下，常用方剂有：湿遏卫阳，表湿重者用藿朴夏苓汤；里湿重者用三仁汤；湿热郁阻气机，用甘露消毒丹；秽浊阻于膜原，用达原饮；湿热蒙蔽心包用菖蒲郁金汤加抗热牛黄散；痰浊重者用菖蒲郁金汤配苏合香丸。此外还有医家用平胃散合小柴胡汤加减而来的治疟疾第一方。医家们注重对于邪气层层分解，疏通气机，以通达郁阳，对于寒包火诸证尤为合宜。另如经方学派的江尔逊先生也精晓温病理论，推崇吴鞠通治湿温病“宜轻开肺气”之理，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化，三仁汤集治湿三法——芳香化湿、苦温燥湿、淡渗利湿于一方，而以芳化为主，江氏运用此方常以桔梗代白豆蔻，一则加强“轻开上焦”，宣肺化湿之功，二则以防湿从热化之虞[14]。
（二）寒温并用，谨守辨证不偏执
川籍医家多积极接纳温病学思想，并能做到不拘于寒温之说，认识到伤寒之法可用于温病，温病治法能补伤寒之不足，强调辨证论治，在实践中寒温并用，灵活变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如曾懿所撰《医学篇》，上卷主要论述温病和伤寒的辨证论治，认为四季之中，风寒暑湿皆能在人体内郁久化热，所以温病多于伤寒，不能拘泥于“寒”字[15]。而她治疗温病时，不仅重视伤津的一面，更能注意病后阳虚，特别提出：“温病愈后，面色萎黄，舌淡，不欲饮水，脉迟而弦，不食，阳气虚也，小建中汤主之。”[16]倡导寒温辨证，不偏执一端。
张子培依据儒家正名的思想，结合《伤寒论》的条文，辨析了伤寒和温病的不同，并立足于临床，认为辨明寒温的要点有三条：一即伤寒初起不渴，而温病则口渴者居多。二是伤寒初起恶寒较甚，后则发热；而温病则初期微恶寒，二三日后则但发热不恶寒，且多有津伤口渴的表现。三是脉象，“伤寒多左手脉大于右手，温病脉多右大于左，温病初起多两寸脉大右寸脉尤甚”。在治疗上遵从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诸家的思想，并大量化裁使用《伤寒论》方剂。如对于肺胃津伤邪实证，拟炙甘草五六钱，生地黄、麦冬各一二两，大黄、芒硝各四五钱及七八钱，并言其“应手而愈”，疗效卓著。此方实仲景炙甘草汤和小承气汤变化而成。其他如王光甸、刘复等医家均有类似论述。(https://www.daowen.com)
（三）一统寒温，倡导外感热病新学说
宋鹭冰在寒温并用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创建寒温统一、全面的中医外感热病学。他认为：伤寒和温病学说“两者都是古人对急性热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都是以《内经》的医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在内容上虽然各有不同，但在今日来看，还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他指出，《伤寒论》详于叙述伤寒而略于叙述温病，温病学说则是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充实了急性热病的治疗内容。因此，过去历代医家关于伤寒、温病的门户之见与派别之争，“都是狭隘的，不必要的。”并鲜明地提出“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医对外感热病的认识和治疗水平，就应当……将二者融会贯通，兼采其长，有机结合”，从而“创立伤寒与温病统一的、崭新的外感热病学这门新兴的中医学科”，并为此做了许多工作[17]。
张之文在分析了当今传染病流行的严峻形势后，认为“伤寒、温病两大学说的固有内容不能完全适应当今临床需要”，仅就其名称而言，极大地限制了中医外感热病学理论的普及和交流。所以张氏立足临床实际，借用中医固有的名词“感症”（如吴坤安的《感症宝筏》），于1998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中医临床基础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率先提出建立中医感染病学，并认为“中医感染病学的内容不应限于伤寒六经，温病卫气营血、三焦，凡与感染相关的内容均应纳入，特别应包括广大中医工作者积累的丰富的防治感染性疾病和传染病的经验”，突破了中医外感热病学由伤寒、温病组成的局限，“与传统接轨，其学术内涵丰富，与国际接轨，则尤利于交流”，使中医外感热病学的内容更加丰满，也更具时代性。
（四）厘清源流，创立疫病防治新体系
1958年7月中旬，四川省温江地区暴发钩端螺旋体病，宋鹭冰作为成都中医学院组建的抗疫专家组成员之一，第一时间赶赴疫区，参与抗击疫情，制定中医诊疗方案。他们在传统温病理论指导下，结合临床症状、舌脉等，将本病大致划分为瘟疫偏热与瘟疫偏湿两个类型，拟定以清瘟败毒饮合银翘散加减的一号方及三仁汤合藿香正气散加减的二号方等，并附加减法，验之于临床，经治病人大多二三天退热，五六天后痊愈出院，取得较好疗效[18]。
疫情结束后，宋氏总结经验，并进一步深入思考，陆续发表了“中医治疗钩端螺旋体病的理论和方法”“温病和温疫的关系”“温病的新感和伏气问题”“温病概论”“温病学的形成、发展和展望”等文章，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初步理清了温病学的理论渊源，为后续创立中医疫病防治新体系做出了积极探索。
此后，张之文将温疫理论进一步深刻化。他针对近年艾滋病、埃博拉病毒感染、SARS、人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各种急性传染病不断流行的现状，积极探讨中医药防治急性传染病的新模式。提出在继承中医疫病防治经验的基础上，应将传统理论与现代传染病的认识相结合，使之构建中医疫病防治新体系，建立完善的防治辨证体系。将发掘确立完全有效的防治方药，视作中医药控制各种急性传染病的策略之一[19]。著《瘟疫学新编》，开宗明义，首先对瘟疫理论进行概括、归纳，阐述其基本特点，以便揭示瘟疫内涵、实质。而后介绍传统瘟疫理论，内容涉及众多于瘟疫有关的中医名著，充分肯定前人诊治瘟疫的宝贵经验与贡献。其后阐述现代常见瘟疫的辨治，如流行性感冒、SARS、人禽流感等。书末附瘟疫医案和防治方剂。全书立足临床，系统整理历代著名医家防治瘟疫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精华，将现代急性传染病的辨治与经典名著理论相结合，相互印证，力求体现继承和发展的疫病研究思路，使得经典疫病理论较为系统、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疫病的防治[20]。在此书基础上，2019年，张之文的学生冯全生联合全国同行，根据近年来疫病理论研究和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的成果，重新修订编写为《瘟疫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