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医家与论著
本学派由唐宗海先生开创，他是中西医汇通思想的最早明确提出者和集大成者，他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认为中西医学“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试图以西医证明中医的正确性，沟通中西医学，其目的是更好地保存中医学。四川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医家还有罗定昌、巫燡、叶古红、周禹锡、冉雪峰、祝味菊等。他们在汇通中西医理论，特别是早期对中西医人体结构和功能的认识、中西医汇通教材的编写及中西医兼容并用的临床实践等方面均有所贡献，对我们了解近代四川医家对中西医学的认识和态度，对如何革新中医提供了重要经验。
（一）唐宗海
唐宗海（1846—1897），字容川，四川彭县（今彭州市三邑镇）人，晚清进士，著名医学家，“中西医汇通学派”的创始人和先驱者。通过自身的学习对比，他认识到西医、中医各有所长，力主摒弃异见，取长补短，相互发展，汇通中西。以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为基础，吸取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知识。1892年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书中举有不少中西医理一致的例证，被誉为“我国中医界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之第一人”[28]。其医学著作主要有《血证论》《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本草问答》《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后人将其五本著作合印成册，名曰《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是中国试图汇通中西医学的一部早期著作，被认为是中西医汇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成书于1892年，又名《中西医判》《中西医解》《中西医学入门》，是集中体现唐容川医学思想的代表著作之一。《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是从中西医两个理论领域注释《内经》的有关内容，唐氏试图将其认为中医、西医之间原理一致的内容，互相训解，直接“汇通”。另一方面将西医的解剖学与中医气化理论互相结合，说明人的生理功能与病理性质，以之“取长补短”。上卷论述人身阴阳、五脏所属、脏腑所合等内容，其写作方法是以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并立，夹叙夹议。下卷的内容为全体总论，论及脑髓骨脉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等解剖部位及功能，并附有详细的西医解剖图片加以说明。从其内容来讲，是书作为中西汇通时代的代表著作远比其本身的学术价值更大。
《金匮要略浅注补正》，唐宗海著，成书于1893年。唐氏推崇陈念祖的《金匮要略浅注》，在陈氏《金匮要略浅注》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与修订，并试图结合西医学进行解释贯通以阐明本书之精义，实开中西汇通观点注释《金匮》之端倪。
（二）罗定昌
罗定昌，字茂亭，生卒年不详，清末秀才，清光绪年间医家，成都华邑（今成都双流区华阳镇）人，是中西汇通派早期代表人物。罗氏早年习儒业，精于医学和周易，曾与好友卓垣焯等人共同编纂了《全蜀节孝录》。罗氏医学思想，尊崇张仲景、喻嘉言等人。时人称赞罗氏用药多奇中，章次公列举四川医生善用附子时，曾提到罗定昌运用承气汤加附子的经验。童开万的父亲在成都锦江讲学时罗定昌曾拜读于童父门，童父很欣赏罗氏所撰《脏腑图说》，打算捐资出版，但因童父升职离开成都而未能实现。其后，罗定昌因攻读举子业屡试不第，于是投笔从戎，参加镇压清末小凉山地区雷波县彝族起义的战争。一别十余年，等再次与童开万相逢时童父已逝。为了实现父亲生前的愿望，童开万向朋友募捐，于光绪二十年（1894）首次刊刻罗氏著作，名为《中西医粹》，又名《脏腑图说症治要言合璧》（图4-8）。
图4-8 《中西医粹》书影
《脏腑图说症治要言合璧》该书共四卷，实际为罗氏四部医著合编，分别是《脏腑图说》《脏腑各图》《症治要言》《医案类录》。其中《脏腑图说》以藏象学说配合易理阐论脏腑的形象部位和功能，以脏腑配合八卦、干支、太极图及五运六气等立论。《脏腑各图》是罗定昌选录王清任《医林改错》“改正脏腑图”及英国传教士合信氏《全体新论》中的“西医解剖图”而成。《症治要言》分论十二经脉的主病证治，仿《伤寒论》体例，各经症治先论脉络，次论病情，后论方药，辨明寒热虚实，再列古今治验、方药及其加减。《医案类录》为罗定昌的若干医案与医论。罗氏《脏腑图说症治要言合璧》是兼容中西医内容的著作。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吸纳西方医学的解剖知识，并尝试运用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来解读。其学术思想融汇了中医经典理论、《周易》等象数理论和西医的解剖知识。《脏腑图说症治要言合璧》中用象数理论解释藏象学说的观点，以及书中“易象脏腑病机指掌图”皆罗定昌本人的创新和发挥。由是观之，其学术源流兼容中西、医易各途，而更具罗氏本人的创新，对于研究中西汇通派的学术思想很有参考价值。
（三）巫 燡
巫燡（1874—1938），字伯荣，四川省新繁县（今新都）人，四川近代医家。少时体虚多病，经调养而缓解，故倾心医药，穷究医籍，于“中国名医著述，既无弗览，更购西书，悉心研究”。深研《内经》《伤寒论》，医术精明，处方遣药每有奇效，临证不拘古法，重在神明变通，一时声名远扬，省、州前往求治者，不绝于途。1930年在成都创立中医研究所。在学术上尊崇仲景，又受成无己、张志聪、陈修园、唐容川等影响，于西医医理亦有所研究，著《中西医略》（1930）和《伤寒论广训》（1936），其《中西医略》主张中西医学汇通，分为总论、五脏、六腑、形层、诸窍共五编，以汇通比较中西医学为论，以中医经典相关论述为核心，内容由脏腑而至形体，以中医学说为主，以西医学说为客，中西两相较论。
（四）叶古红
叶古红（1876—约1940），原名叶龙生，四川洪雅人，出身于中小官吏家庭。17岁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医学院。孙中山去世后，他因不满官场腐败，退出政坛，在南京开馆行医，成为誉满江南的名医。叶古红在中国医学史上影响重大，是20世纪30年代医学界力主中医科学化的重要人物。在中国近代关于阴阳、五行、运气存废的论争中，叶古红及新加坡的黎北海等都发表过不同见解，引导了时代潮流，为科学辨证的中医学理论建立做出了一定贡献。叶氏于1940年前后去世，生前曾立下遗嘱，自愿献出遗体供解剖之用，这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受到医学界的高度评价。
（五）王仁叟(https://www.daowen.com)
王仁叟（1879—1939），又名烈章，四川泸州人。早年师从中医李云，20岁起行医。1927年起编写《新中医五种》，包括《气化真理》《经脉穷源》《症治会通》《病案实录》《药物格要》，1930年成书，1931年秦伯未题序出版。书中内容以传统中医学说为本，亦提出了一些欲变革中医的主张。1933年在泸州创办宏仁医校并任教，除中医课程外，同时开设西医生理解剖、诊断学、外科学、药物学等课程。
（六）周禹锡
周禹锡，生卒年不详，仅知其主要活动在19世纪前半叶，自幼学习中医，受业多师，西医则从丁福保。1925年在四川万县与同行发起成立“万县中西医药研究会”。1930年春，周氏与人联名建议成立中央国医馆，1933年，应中央国医馆之聘编写教材，历时五年编成40万言《中国医学约编十种》，1941年由天津中西医汇通医社出版。其中《生理约编》论述西医形质解剖及中医气化结构生理；《病理约编》辨识病原及病变，指出血气不和、经络不通则百变丛生之理；《诊断约编》按望、闻、问、切分别介绍中医诊断方法和西医听诊、触诊；《药物约编》总论述药物的分类、作用、应用、用法、用量、禁忌，各论介绍189种附70种药物的名称、异名、产地、形态、性质、功效、成分、用量、禁忌、附录；《处方约编》介绍处方的标准、法制、规矩、配伍，论及五脏病、六淫病、七情病、地理环境病证的处方大法等；《内科约编》先论六经病的气化、病证、传变、诊断、治法，再述表里寒热、气血虚实病证证治，末论90首方剂；《妇科约编》论妇女生理、经带胎产病理、病证诊断治疗和妇科方剂76首；《儿科约编》论小儿生理卫生、病理诊断、治疗及方剂44首，附方11首；《瘟疫约编》录太医院有关瘟疫辨论原文，评议及方剂；《医賸约编》选编《内经》有关诊断、证治及所拟“国医馆法定统一全国国医处方笺”。施今墨评其为“萃中西之精华，正科学之道路”，并受到中央国医馆的嘉许。
（七）冉雪峰
冉雪峰（1879—1963），主张中西融会贯通，特别是抗战避难万县期间，参考中西医书籍，结合其理论思考和临床经验，编写的《冉氏内经举要》《国防中药学》《大同药物学》《大同生理学》《大同方剂学》皆中西并论，其“大同二字包含中西医结合的意义”，其中有不少认识属于中西汇通思想，如认为“理气”不过是生理之别名，“形身”不过是解剖之别名，“病机”不过是病理之别名，而“色脉”亦不过是诊断之别名等。
（八）祝味菊
祝味菊（1884—1951），先学中医，再学西医，从而学贯中西，并重视中西医之间的合作，主张中医要改革，认为“要发皇古义，必须融汇新知”，提出改进中医的四个步骤，即首先从中医短处着手，须取西医之长；第二是中医病理要突破《内经》范围加以扩展；第三是中医药物学要参用西学；第四是在前三者基础上再及方剂、诊断和治疗学。故《中医近代史》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祝氏的四步说基本上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般开明中医的主张”。
（九）黄星垣
黄星垣（1921—2003），是全国现代中西医结合的代表人物，在中医院校第二版教材的编撰、中医急症、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等方面都有开拓性贡献（图4-9）。曾任重庆市中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1991年改称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常务理事。1949年毕业于国防医学院大学部医科系。1958年离职学习中医两年半，获卫生部颁发的一等奖。1961年10月，被重庆市选派担任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病低血糖昏迷研究组副组长，采用中西医结合的综合疗法以控制病死率。1963年参加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审订会议，执笔撰写以《脏腑、气血、痰湿病证概述》为题的内科总论，同时执笔中医各家学说总论，首次较深入地论述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反映出历代各家学说的学术发展和成就，同年任重庆市第一中医院内科主任，并负责肾盂肾炎的中医治疗研究。1965年在北京正式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鉴定，被评为重大中医药科研成果，被国家科委正式聘为中医中药组成员。1979年11月受卫生部中医司的委托，在重庆主持召开编撰《实用中医内科学》会议，1985年出版问世，受到广泛好评和赞誉，1989年获全国优秀科学技术出版图书一等奖。1980年以来，黄星垣负责中医治疗内科急症研究，把继承传统经验和更新中医的急救手段结合起来，把临床治疗验证、改进剂型和实验研究结合起来。1983年卫生部中医司在重庆市中医研究所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交流推广他们的经验。同年在重庆建立了由其担任主任的全国中医急症培训中心，先后开办培训班15期，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一批中医急症科技人才。其后以温病高热、厥脱、救阴保津“三关”的急救为重点，提高中医治疗急症疗效。从1981年起还制订出“高热”“休克”“昏迷”“抽搐”“喘促”“出血”“心痛”“中毒”8种常见急症中医诊治常规，先后主编《中医内科急症证治》《中医急症大成》《温热求新》和《中医药临床科研指南》。发表了《内科急症中西医结合成就》等70篇论文。
图4-9 李重人赠黄星垣书法
（十）吴康衡
吴康衡（1932—2017），1962年于成都中医学院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结业，曾任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的全国第二批师带徒老中医专家、四川省第一届十大名中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潜心于急重症、疑难症及新病种的防治，尤长于温病、肾脏疾病。1970年组建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小儿“三病”防治协作组，重点收治流行性乙型脑炎病人，连续8年创用“三五注射液”取得较好疗效。1987年提出治疗外感热病“寒温结合”，据此形成小儿肺炎系列治法。将脊髓灰质炎分为乍热期、痛痹期、软瘫期、痿痹期四个阶段；将小儿泄泻分为7型27法，施以专方专药，均取得较好疗效。对细菌性多发性肝脓肿的治疗，巧妙运用中医外科疮疡的消托补法创立多发性肝脓肿治疗六法。对晚期结核性脑膜炎的治疗，结合西医病理分期，运用中医阴疽、流痰、流注之治法，降低了死亡率，减少了后遗症。在一些新病种如坏死性节段性肠炎巨细胞包涵体病、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等的治疗方面，均形成了独特的系列诊治经验。主攻难治性肾病，创制了6套方药，并对肾炎性肾病、紫癜性肾炎、乙肝相关性肾病，使用活血化瘀法进行辨证施治，疗效显著，求治病人来自祖国各地。
除此之外，曾懿对西方医学卫生知识广收博采，引入其著作《医学篇》中，如“时吸新鲜空气以保肺气”“运动使血络（脉）流通”等；补晓岚认为中医如果不懂西医，就无法维护和发展中医，因而兼习西医。近现代四川中西医结合的代表医家还有孙同郊、蒋俊明、王成荣等多人。他们之间不一定有师承授受的关系，但既通中医，兼习西医，或西医学习中医，主张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的学术观点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