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建树
（一）首倡“中西医汇通”
唐宗海所处的时代西学东渐，西方科技文化全面渗透到东方古国。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机械化工业，显示出无与伦比的生产效率。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西方医学对于古老中医学的冲击，也使得当时社会弥漫着一种“贵西贱中”的思潮。同时，也有一些国内保守学者，墨守古人成规，对西方医学的优势视而不见。唐容川感慨当时风气，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西医初出，详形迹而略气化；中医略形迹而详气化，各有优势，当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因此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口号，立足中医，采撷西医优势，以期建立更为完善的医学。唐氏之说，堪为首创。
与唐宗海同一时期的罗定昌也致力于寻求中西医汇通，并在1893年刊行的著作《脏腑图说症治要言合璧》中对脏腑进行了重新解说，其好友卓垣焯在作序时称：“西医之论脏腑，详形而略理；中医之论脏腑，详理而略形，理与形不可偏废。谁其合中西之医而为之互相阐发者？吾友罗君茂亭。”[29]鉴于民国年间的社会环境，当时西医学风头正劲，一些中医医家也开始接受和吸纳一些西医知识，特别是西医学的解剖生理及病菌知识，在中医学著作特别是中医教材中往往作为内容的一部分，或为迎合世俗心理，或对西医学相关知识的认同与吸收，将其作为对中医学理论的补充，后者如周禹锡在其著作《中国医学约编十种》中以中医经典为纲，并详采诸书，参以西说。
1.以西医之理解释中医
唐宗海认为中医与西医虽有不同的理论体系，但究其中所存在的义理，许多地方是可以一致，这是唐宗海力持汇通说的主要论点。唐氏最早以西医之理解释中医，他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有许多相关记载，单以脏腑诸说为例，如“肝系后着脊，前连胃，名为总提，上有胰子，总提内有行水管，为胃行水，西医言肝无所事，只以回血生出胆汁，入肠化物。二说言肝行水化物，不过《内经》肝主疏泄之义而已”。又如“西医言苦胆汁乃肝血所生，中国旧说，皆为胆司相火，乃肝木所生之气，究之有是气，乃有是汁，二说原不相悖”。再如“西医云心有运血管、回血管，导血出入，西医名管，中医名脉，二而一也”。[30]可见，中医与西医产生于不同的地域而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有其理论体系，但中西医学原理也有相同一致的地方，并不完全矛盾，中西医各有所长，可互相补充。
除此之外，唐氏深得仲景《金匮》要旨，其注释精练，文词简明，颇多发挥。如对“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一条，唐氏注释云：“此节言误下伤肾，则小便自利，气喘而死，误下伤脾，则大便下利不止而死。观仲景方，皆是补土以治湿，则知湿家断无下法也。”又如对黄疸病篇第1条之“色必黄，瘀热以行”，唐氏注“瘀热以行，一个瘀字，便见黄皆发于血分，凡气分之热不得称瘀”。一语便揭示了《金匮》原文的精义，实开中西汇通观点注释《金匮》之端倪。
2.以中医学说为主体
正因为唐宗海的汇通，主要是从文字上强相比附，也就是用西说来强证中说，之所以要以西说为证，也就是在希望保存中说，因而便自然地走向重中轻西的取向。例如，他在其著作中言：“西医知心为生血回血之脏，而谓心不主知觉，主知觉者，是脑髓筋。又言脑后筋只主运动，脑前筋主知觉；又言脑筋有通于心者。彼不知髓实心之所用而非髓能知觉也。”这表明唐宗海对西医脑主思的观点仍存疑议，但他又试图以“髓实心之所用来沟通中西医在心脑谁主思”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在对心的构造与功能做解释时，唐宗海则又糅合了西医解剖原理；不过，唐宗海又随即一转，认为西医的这种解说“即《内经》营卫交会于手太阴肺及心主血脉之说也”。很明显，唐宗海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是以中医学说为主体的。所以，他批评西医“只知层析而不知经脉，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则西洋远不及矣”。对此，罗定昌也认为：“天下之医，当以《内经》为准则。西医不遵《内经》，论形不论理，终逊中国一筹。”因此，他们常常采取“西医中有”或“以古说今”的形式来沟通中西医之间的分歧，但这并未达到学理上的真正汇通，其结果亦往往是汇而欠通。这种“西医中源”的情结与“中医为体”的方式对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二）推动中西医结合
在“中西医汇通学派”的影响下，继而涌现了以“吴氏中西医结合学术流派”“孙氏中西医结合肝病流派”“蒋氏中西医结合急腹症流派”“王氏中西医结合妇科流派”等为代表的一批四川中西医结合学科的代表学派医家，对四川的中西医汇通及结合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均有自己的理论创见，其中，以吴氏和蒋氏中西医结合流派较为突出。
1.临床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吴康衡在中西医结合理念上有着独到的思维与创新，强调中西医结合的最好方式是中西医知识的结合。他重认病（西医诊断），更识证（中医辨证），并提出卓有成效的防治措施。如急性肾炎和肾病综合征是儿科最主要的两个肾脏病，如果只从小便检查和症状舌脉上辨证可能产生严重的治疗错误。两种疾病尿检与症状可能相似，但发病机制却截然不同，故制定了“急性肾炎者，以清为主，补不宜早；肾病综合征以补为主，补不宜迟”的截然不同的治疗原则。辨证是中医的精髓和最高境界。临证时不可被西医病名以及病名下所谓规范的证型所束缚，或现代病理生理及西药治疗所困扰，而应重在中医的证候舌脉体质等。如果只诊断肾炎、肾病、肾衰竭，就选择六味地黄丸主治，疗效多不明显。又如顽固性腹水，一般从脾肾着手，用实脾饮、真武汤之类。而吴氏则以湿热作祟为辨，言肿之生，以水为基，以湿为础。湿郁则热，为湿为热需凿通路径，疏凿饮子为上佳之方。虽水湿之病理机转，有从寒化者，有从热化者。寒化者，真武实脾类是也；热化者，方无定数，治法却一，清热利湿是其要也。其辨证独具一格，可见一斑。
2.中西结合，协同攻关
华西医院以蒋俊明为主创立的中西医结合急腹症流派，历经40余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从早期的胆道蛔虫、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到后期的急性胰腺炎、肠梗阻等疾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规范，尤其对急性胰腺炎的证治体系研究自成一体，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为国内最大的急性胰腺炎治疗中心，疗效居国内外大宗病案的领先水平，成为中医药治疗危急重症的典型范例。
对于急性胰腺炎，华西医院中西医结合急腹症医家在独创传统热病理论指导下以卫气营血和脏腑辨证为基础，辨病与辨证、分期与分型相结合的辨证论治体系，确立了“益活清下”的综合治疗方法，采用针药结合、中药内服与外敷共用、口服与灌肠同施的多种中医药特色治疗手段。治疗急性胰腺炎，除分期辨证和证型辨证相结合给予“益活清下”内科治疗外，还配合禁食、胃肠减压、抑酸、维持电解质和内环境稳定、对症、防治感染、营养支持及器官功能保护等西医基础治疗。具体手段主要有：中药汤剂给予口服、胃管注入和灌肠治疗；静脉滴注生脉注射液、丹参注射液等；肠麻痹明显者给予新斯的明穴位注射两侧足三里；病程初期胰周蜂窝织炎明显者，在左腰肋部及左胁腹部每天1～2次外敷行气活血止痛的外敷中药六合丹（大黄、黄柏、白及等七味药）；加用针灸治疗以促进病人胃肠功能恢复，止吐、镇痛。体现了中医与西医的有机结合，取得了优于单纯西医治疗和单纯中医治疗的显著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