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支出

亦集乃路遗址中出土地方财政支出方面的文书数量较多，包括有俸禄、诸王妃子分例、军人钱粮、官用钱粮等名项。其中官用钱粮中又包含有若干科目，其名目的繁多，开支数量的巨大，远非边陲下路的财力物力所能承受，仅择其中较大支出项目予以分析，即可知其大致情形。

俸禄包括俸例和职田两部分，官吏俸禄兼有，收俸不收名的小吏和差役则仅有俸钱。在《也火汝足立嵬地土案文卷》中，残存有将石革立嵬地土划拨给达鲁花赤的记载，但下面缺文，不能肯定是职田。此外亦集乃路的官员未见有明确记载划拨给职田的，一般是给予禄米，按时价折算成钞定放支。至元二十二年时，规定官员俸例，下路达鲁花赤、总管秩从三品，俸例有“三定”、“二定三十五两”、“二定二十五两”等三等。当时的米价是每石十贯文，这笔俸钱还算可观，有养廉作用。可是，由于皇室大量挥霍浪费，军费和佛事开支巨大，国库空虚后只能滥发纸币，以维持正常运转，于是物价腾贵，钞定严重贬值。到元朝末年时，官吏的俸钱也因之大为提高，看起来要超过至元年间数倍。F2∶W 201记至正十一年时总管府发放给司吏和差役的俸钱，司吏各月俸“叁定叁拾两”。按每定五十两，每两折二贯计算，即为三百六十贯之多；发给奏差月俸为“壹定肆拾两伍钱”，折算成至元宝钞为一百八十一贯。这些不入流的司吏的俸钱，竟和元代初年下路达鲁花赤、总管的俸秩相等。又F 79∶W 46缺失年款，从上面所记司狱和狱典俸禄数字很大看来，也应当是至正年间的文书。所记这两名官吏应共支俸禄“弍定伍两”，其中，“司狱杨那孩月支俸钱壹定壹拾两。狱典倪文德月支俸钱肆拾伍两，俸钱叁拾两，禄米陆斗折钞壹拾伍两。”狱典的俸钱少，但有禄米，而禄米不是发给实物而是以折钞形式发给。禄米折钞的文书，还有F 111∶W 55，“所属：蒙古教授月支钞陆十两。禄米一石。每石折钞二十五两，计钞八十五两。”禄米折钞的比值，与上述狱典倪文德禄米折钞相同，因此，F 111∶W 55显然也应同属于至正年间的文书。《元史·食货志》记成宗大德“七年，始加给内外官吏俸米，凡俸一十两以下人员，依小吏例，每一两给米一斗，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每员给米一石。余上之数，每俸一两给米一升。无米，则验其时直给价，虽贵每石不过二两。上都、大同、隆兴、甘肃等处，素非产米之地，每石权给中统钞二十两，俸三定以上者不给。”狱典倪文德为小吏，俸钱为三十两，只给禄米六斗，即每两给禄米二升，与上述记载不符。蒙古教授月俸六十两，若依上述记载，当给禄米一石三斗五升，但只给一石。而每石折钞数却是按上述记载计算，即每石折钞二十五两，而且将中统钞改为至元钞，成为折半放支。官吏俸禄实际是贬值，微薄俸禄是一捆宝钞，难以糊口养家。在宝钞严重贬值的状况下，养廉成为空话。亦集乃路总管府及其司属的官员、吏目和差役人等，全赖官府月俸和禄米维持生计。F 9∶W 26残页所见有官员十三人，该支月俸“壹拾定壹拾弍两”，禄米折中统钞“弍定弍拾伍两”，这些官员中包括达鲁花赤、总管、判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等，惜此残页不知出于什么年代。而从Y 1∶W 37上得知上述文书提到的官员弥实贵，“二月至三月俸钱捌拾两”，即月俸仅为40两。弥实贵任判官一职，品秩应如同F 65∶W 1所见为昭信校尉，正六品。若按上述至元二十二年所定百官俸例，正六品俸秩有一定二十两和一定一十五两二等，弥实贵所得月俸仅相当于从八品或正九品。总管府内司吏和差役名额，当如《元史·百官志》“诸路总管府”条所记“司吏无定制，随事繁简以为多寡之额”。F 2∶W 201记有司吏八名，两个月该支钞五十定，即每月应支二十五定；奏差五名，两个月该支钞十九定二十五两，即每月应支九定六两多，这反映了至正十一年时的人数情况。又Y 1∶W 30记载，元统二年时有府吏九名。可知府吏人数大致为八至九人。连同上述官员十三人，全总管府内的官吏和差役共计二十二人左右。每月支俸钱在元初约为三十定左右，到至正年间约在一百定以上。总管府司属有广积仓等约十个单位，每个单位有吏目及差役若干人，从F 1∶W 32得知广积仓除有大使、副使、监支等吏目外还有差役十一人，其余司属所领库子、巡检、差役等依靠俸钱过活的应有数十人。如此众多的官员、吏目、差役，全靠俸禄维持，月俸总数虽难于确定，其数额必然可观。

诸王、妃子、驸马屯住各地，由当地官府负责按月供应米面、羊酒，统称为分例，或称为诸王妃子驸马分例、诸投下分例。亦集乃路遗址中发现的分例文书不少，已零散破损的分例文书中先后见有：亦令只失加普大王、班的失加大王、秃忽鲁大王、阿里不花宁肃王、只立歹大王、倒剌的斤妃子、只儿哈迷失妃子和卜鲁罕妃子等八位。经整理成卷的有《桑哥失里大王延祐四年分例羊酒文卷》、《卜鲁罕妃子延祐四年分例米面文卷》和《纳冬妃子分例米面文卷》。纳冬妃子分例放支时间是可查的，起自至元四年（1338年）至至正二年（1342年），尚有大量缺损过甚的未予收录，反映了纳冬妃子在此屯住时间较长。从保存较为完整些的《桑哥失里大王延祐四年分例羊酒文卷》中看到，每次到总管府支取分例，原则是按季度支取，由于延祐四年（1317年）为闰正月，第一季度分做两次放支。每次支取分例时，由大王位下承管人向总管府送去畏兀儿体蒙古文文书；由总管府译史硬译成汉文；钱粮房据此向总管府首领书写曹状，拟定放支数额；经官员盖过印押批准后，再以总管府名义发出牒文，向支持库支取钞定，或向广积仓和屯田仓官支取米面。每次支取分例先后有文书五件，除去蒙古文一件外，汉文文书共四件。以这份文卷为基准，查对其它分例文卷和零散分例文书，就可得知原有文书缺失和残损情况。从Y 1∶W 22得知，诸王妃子分例包括米面和羊酒两部分，有时用同一件文书支取米面和羊酒，而大都是羊酒与米面分别办理。羊酒按市价折算成钞定放支，米面则是放支实物。诸王妃子分例中，羊按中等计值。羊重三十至三十四斤为中等，按当时市价折算成钞定放支。酒月支七十至七十五瓶，同样按时价折钞放支。米月支四斗五升，有时放支白米，有时用黄米和大麦顶替，在放支时按一定比值加量，有时也折成小麦放支，连同面的分例在一起。面月支四十五斤，折成小麦计算放支。支取分例时，诸王与妃子同居一起的按两人计算。F 20：W 31记载秃忽鲁大王与妃子分例，羊月支七口，“二位共一十四口，三个月该羊四十二口，羊口价钱不等，计钞七十定”，“斋戒四日计一十二日当除不支”，“实支上等四十斤，每月二位共支四口，三个月一十二口，照依泰定四年四月分时价，每斤价钱二两五钱，每口该锭二定，钞廿四定内除每月斋戒。”这件分例文书中有三种特殊情况，不同于其它分例：一是扣除每月斋戒日四天，反映该王系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每逢斋戒礼拜日要戒去肉食，因此予以扣除；二是放支羊口按上等计价；三是每月两位共实支四口，每人月支羊仅两口，与既定分例不符。再看F 249∶W 23所记，阿里不花宁肃王延祐三年“八月至九月两个月，分例小麦壹拾陆不整，延祐二年粮小麦陆斗柒升弍合，延祐三年粮小麦壹拾伍石弍斗弍升弍合”，其中所记后两个粮数之和，不等于十六石的总数；其支取的分例包括有两个年度，原文无标点，不能理解为两个月分例共小麦十六石，应是在这两个月内共支取粮食数量，其下文所记粮数四百余石，系广积仓现存粮数。这份文书不是直接支取分例的文书，而是广积仓向总管府申报的曹状。

军人钱粮的开支，是亦集乃路总管府的另一大宗支出项目。遗址内出土文书Y 1∶W 22中所见，支取军人口粮的项目有：征西元帅府军人口粮、北庭元帅府军人口粮、蒙古元帅府军人口粮、朵立只罕翼军人口粮、忽剌木翼军人口粮。再从Y 1∶W 6至元六年发放朵立只罕翼军人口粮的封签证实，Y 1∶W 22当为至元至至正年间的文卷。又F 13∶W 121写道：“一帖暑字伍拾弍号，放支朵立只罕翼军人至正廿九年冬季口粮，黄米伍拾石弍斗陆升贰勺□抄叁作弍□”，其时限已是北元初年。与上述文书同时出土的、笔迹相同、同是用千字文编号的F 13∶W 124写道：“一帖往字十九号放支北庭元帅府军人冬季口粮，黄米四十二石七斗二升”，可知应是同时放支军人口粮的记录。这就注解了Y 1∶W 22文书中所见的军人口粮，至少从后至元年间起，由亦集乃路负责供应，直到北元初年仍在继续放支。每支军队每季领取口粮四五十石黄米，可见军人数量每支仅有四五百人，但各翼军人总数估计应有两千人左右，这对于农业人口约四千人的亦集乃路不能不是一件沉重的负担。亦集乃路总管放支军人钱粮文书中，F 62∶W18记有延祐六年朵立赤翼正军和阔录赤（或译写作阔立赤）还要支取杂色钱。阔录赤当系地方军队，不属于正军，F 62∶W 18记为二十名，F 125∶W 61记为二十八名，F 9∶W 12记为九十二名，人数差异很大。文书中还见有放支口粮和柴薪钱的记载：F 125∶W 61写道：“阔立赤廿八名，每名季支米四斗，该米一十一石二斗，内除小尽一日不支米一斗八升。”又F 123∶W 7写道：“正军□落赤□伯一十八名，各支不等，泰定四年七月一个月大尽，该支粮七十六石八斗，黄米五十六石四斗”。若按上述文书每季支粮四斗计算，所供应正军与阔录赤人数约为四五百人。这是泰定四年（1327年）情况，其中阔录赤人数不详。再175∶W 7记载放支军人口粮部分残缺，下文写道：“支持库支每名月支钞弍两伍钱，计钞壹定肆拾伍两。柴薪每名月支硬柴伍秤，计柴壹伯玖拾秤，价钱钞叁钱，计钞壹定令柒两。添支钞每名壹两计钞叁拾捌两。”从内容计算是放支三十八人柴薪钱，前一项数字为总数，为后两项计数的总和。数字后还列有“男子壹拾陆名”的名单，再以下缺失。这些人名单中有汉、党项和蒙古人名，其中“答失蛮、马合麻”等名字当是穆斯林，更有可能为回回人。给这批杂色人组成的军人放支钱粮，这支军队应属于阔录赤无疑，可惜缺失年款，其年限当在至正以前。

亦集乃路由于“置在极边，接连川口，紧靠迤北”的冲要之地，凡重大军事行动所需口粮，均由该路筹集供应，成为该路的头等大事。《大德四年军粮文卷》虽只残存文书六件，但大致包括了筹集军粮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术伯大王率军征讨海都叛乱的战役。参与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有蛮子歹驸马、海山太子和术伯大王所率大军。蛮子歹驸马即《元史》译写的蛮子台驸马，为弘吉刺部长，尚鲁国大长公主囊家真和南阿不剌，是世祖忽必烈的女婿。海山太子即元武宗，为世祖忽必烈的嫡曾孙，即真金太子次子答麻八剌的长子。术伯《元史》或作出伯，为世祖弟旭烈兀大王的玄孙。海都于世祖时已叛立西北边陲，曾于至元二十五年时命诸王术伯率军征讨海都，但未能平息叛乱，海都继续叛立割据和林以西地带，成为元廷的后顾之忧。成宗大德四年又命术伯大王率领蛮子歹、海山等大军北征，亦集乃路只存粮两千石，远不足万石之数，于是紧急申文甘肃行中书省，恳请调运军粮，而行省又无粮可运，于是又要求拨给钞定籴粮。《元史·成宗记》记载这次战役平息了海都叛乱后，曾给术伯大王与蛮子歹驸马赏赐。《元史·武宗记》却将这次战功多记在海山名下，写道：“成宗大德三年，以宁远王阔阔出总兵北边，怠于备御，命帝即军中代之。四年八月，与海都军战于阔别列之地，败之。……五年八月朔，与海都战于迭怯里古之地，海都军溃。”这里忽略了术伯之功，对为这次战役行动提供军粮的亦集乃路，更是只字未提。只有从残存的《大德四年军粮文卷》才能得知出兵路线及诸王军马参战情形。这份文卷应是对此次平叛战役的补充史料。(https://www.daowen.com)

又有一件文书记载了亦集乃路为豳王暖忽里提供军粮之事（F 116：W 561）。暖忽里为术伯之子，术伯因平叛有功，于大德十一年由威武西宁王进封为豳王。《元史·诸王表》记“喃忽里（即暖忽里）延祐七年袭封”豳王。但《元史·仁宗纪》记载，延祐二年六月“豳王南忽里等部困乏，给钞俾马羊以济之”，可见其时已袭封为豳王。暖忽里这次率部去往岭北行省之事，《元史》失载，可能与仁宗不重用成宗时显贵后裔有关。

亦集乃路总管府的公用支出，除去上述三大项之外。文书中还见有为维持站赤所需的钱粮支出，本书下一章将予以论述。此外，F 51∶W 5和F 9∶W 105记录了祗应过往使臣的羊酒米面开支；F 36∶W 6记录了接待官员的吃喝费用；F 1∶W 48记录了军人死亡的烧埋费用；F 15∶W 3记录了房舍修缮费用；F 167∶W 25记录了救荒开支；F 124∶W 6记录了礼僧崇佛费用；F 20∶W 36记录了水利工程费用；F 14∶W 102记录了囚犯口粮和柴薪费用；F 116：W 31，F 116∶W 35，F 116∶W 91，F 116∶W 190，F 116∶W 191，F 116∶W 192，F 116∶W 361，F 116∶W 354和F 51∶W 12记录了祭祀宣圣、社稷、风雨雷师及上元节等所用钱物，Y 1∶W 60，F 270∶W 9，F 9∶W 24记录了官府内油盐、纸张等杂项开支；另外，设置惠民药局（F 125∶W 7）也需用钞定。名目繁多，不必一一细说。

亦集乃路的各项开支，未见有全面统计数字的记载。上面论述的各项钱粮支出，不敷用时，就得向甘肃行中书省申请下拨。但从残破的F 116∶W 21的劄付上可见：万亿宝源库拨降给行省丰备库中统钞30000定，但各路呈请下拨的钞定数为十二万九千六百余定，如何分拨给各路的有关文字已经缺失，亦集乃路能得到下拨钞定数字，自然是按下拨总数与所需总数的比例放支，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窘状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