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庙学的建置

早在蒙古帝国窝阔台汗（太宗）统治时期，就开始注意吸收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推崇孔子，使用儒臣，以统治中原汉人。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耶律楚材“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在成吉思汗时作为谋士扈从，窝阔台汗多用其谋，采纳其“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的献策，以儒治汉。并应其请求寻得孔子后裔，袭封为衍圣公，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宣扬儒学。于是在戊戌年（太宗八年即1238年）派断事官术忽解和宣德课税使刘中二人，到各路考试选取儒士，“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百人，免为奴者四之一。”中选的儒士全家得以享受免除赋役的优待，除种田需向官府缴纳地税外，免除其它一切科差杂役。这就是有名的“戊戌选”，或称“戊戌试”。这批入选的儒士，后来有不少成为元朝名臣。由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对待儒学的意见分歧，自戊戌年后一个时期内也就中止了选举儒士。

《元史·世祖纪》记载，忽必烈在藩第时，就曾“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向以治道”。建立元王朝后，继续注意吸取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尊孔崇儒以治理国家。《元史·许衡传》所谓“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尊孔崇儒也就是汉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元史·世祖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就已要求全国各地“举文学才识可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儒学被尊崇，儒生被任用为官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并应“王鹗请于各路选委博学老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同年开始祭祀宣圣庙。自此以后，各路都建立了儒学和宣圣庙。忽必烈的后裔，更加重视儒学的作用，历代皇帝都尊孔崇儒，武宗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祭祀孔子的庙宇，直接称为文庙。《元史·百官志》载各行省设置儒学提举司的职责，就是管领诸路府州“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儒学也就是负责祭祀的文庙所在地，庙与学合二为一。自上而下，在都城及各路府州县设置的儒学，教养生员应是其主要职责，《元史·选举志》对于设立儒学的目的写得很清楚；“凡诸生进修者，严加教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肆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往往人材辈出矣。”这就是推行“汉法”的一个方面，为封建统治培育人材，是设置儒学的根本。(https://www.daowen.com)

亦集乃路地处边陲，人口较少，地瘠民贫，文化落后，但是既是路一级政权所在地，就应设置儒学和文庙。正如F 39∶W 1所见，儒学教授新旧任交割收管各种物品文卷的关文中写道，该路儒学内有“文庙壹所，门窗俱全”，并有明经堂和小斋堂等教学设施，也就是学校所在。儒学和文庙建在一起，由儒学教授负责管理及祭祀。从这件关文中所见，儒学内的设备也较简陋，移交清册中所列八项是：“万岁牌壹面，大小尊牌壹拾伍面，香桌儿陆个，大小破损香炉伍个，高桌儿叁个，长床肆个，破单肆片，破铁小锅壹口”，前几项是供奉祭祀用物，后几项才是教学设备及生活用具。路一级的儒学内设备如此寒酸，文庙和明经堂、小斋堂等建筑物也应较简陋，名称虽然堂皇，但以当地条件太差，只能因地制宜。亦集乃路总管府（Y1）大院内的主要建筑物，为砖砌门面，墙壁用土坯垒砌，院内次要建筑全用土坯垒砌，儒学建筑的质量当然不会较高。考古发掘时，虽曾注意搜寻过儒学遗址，但未见有文庙或学校明显特征的建筑物。Y1大院内出土儒学生员习字残屑较多，F234也出有不少，城内其它建筑址内也有不少习字纸屑，但多存这类纸屑的地方也不能肯定就是儒学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