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盐引和盐券
亦集乃路遗址中出土有不少官方发行的票引契券，这是研究元代经济史的重要实物依据，其中有些首次露面的票证，更是稀世珍品。而盐引和盐券的面额最大，还可顶替宝钞在社会上流通，因此十分引人注目。
盐引仅得一件残页，F 126∶W 4为盐引后半段，用薄麻纸印刷，雕版刻印，现存文字为末尾的3行结衔：“省□□两淮运司广盈库副使”、“敕使两淮运司广盈库大使”、“将仕郎两淮运司广盈库提领王”等字。加盖有朱红官印一方，印文虽已残损不清，仍可显示这份文书是盐运司发出的正式盐引。持此盐引者可在规定的食盐区内贩卖食盐，也就是贩运食盐的凭证。若持盐引者不向有关官司交出此盐引，而按券面载明的已交纳买引钱的数字，转给他人作为交换商品的凭证，盐引也就成了可转让流通的有价证券。
盐券也仅得一张，F 126∶W 2基本完整。用薄棉纸印刷，木版雕刻券面固定文字，再用墨填写人名、钞种、数量、月份，并加盖检钞人王土钧黑色押印，并盖有朱红官印一方及小押印一方，朱红印文已模糊不全，难于揣测印文。券面印刷和书写的全文是：
两淮都转运盐司广盈库
今收 董兴 买引钱
中统钞伍拾定如是拿问
过中间但有昏伪短长不堪等钞(https://www.daowen.com)
王士钧〔押〕情愿当罪陪偿无词
至治元年四月 日检钞人王士钧〔押〕
这是两淮盐运司广盈库发行记有大面额钞定的买引钱收据，券面载明是盐引用的钱，而不是正式的盐引。如系盐引当记每引价格和盐引数字，并列出广盈库官吏名衔，因此可以肯定这是盐券。依据券面书写的面额，可以抵纳所需买盐引的费用。持此盐券而不交纳给盐运司换取盐引，便可作为有价证券在社会上流通。
盐引和盐券本是购买盐引和运销食盐的凭证，本身并不是货币，元朝政府为筹措巨额粮饷，往往发行大量的盐引和大面额的盐券，以代替印刷不及且不便于大量长途运载的纸币，形成一种可流通的有价证券。《元史·李德辉传》记载：“癸丑（1253年），宪宗封宗亲，割京兆隶世祖潜藩，择廷臣能理财赋者俾调军食，立从宜府，以德辉与孛得乃为使。……乃募民入粟绵竹，散钱币，给盐券为直，陆挽兴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储充羡，取蜀之本基于此矣。”可知“给盐券为直”代替货币的办法，在未建立元朝的蒙古帝国时代，就已为李德辉所采用，当时尚未印造发行宝钞，金属货币又不便于在短期内筹措到巨额，发行盐券以代替货币便成为一种好办法。元朝发行宝钞以后，初期曾保持过稳定的价值，但随着每年岁赐、佛事以及军事支出的无限增加，财政收入不敷支出时，便大量发行宝钞以弥补财政赤字，于是通货膨胀越发严重。至元以后，又陆续发行若干盐券和盐引，以代替宝钞流通。盐引的每引有固定价值，至元以后每引盐价三定：而盐券的面额不固定，每张盐券上填写的面额可较盐引价值大十倍以上，因此多发盐券，而且也可以盐券折成若干盐引。从亦集乃路遗址所得盐券上看，它是由两淮盐运司广盈库发行的，面额为中统钞伍拾定，以每引盐价三定计算，可买到食盐十六引多，每引四百斤计，约可买到六千五百斤之多。两淮盐运司的销售范围，是江浙、江西、河南、湖广等行中书省所辖之境，而这些盐券却流通到了甘肃行中书省所辖的亦集乃路，可证这些有价证券不是用来购买销售食盐，而是代替了货币的功能。
《元史·食货志》市籴记载：世祖中统“四年，以解盐引一万五千道，和中陕西军储。”“至元十六年，以两淮盐引五万道，募客旅中粮。”“二十一年，以河间、山东、两浙、两淮盐引，募诸人中粮。”“九月发盐引七万道，钞三万定，于上都和籴。”“二十四年，官发盐引，听民中粮，是年十二月，以扬州、杭州盐引五十万道，兑换民粮。”这些记载足以说明，早在世祖时就已用盐引来代替货币了。因此，在亦集乃路遗址中发现两淮盐引，也就不足为奇了。亦集乃路遗址出土文书中，记载有使用盐引代替宝钞的情况，如F 62∶W 16残页写道：“……支钞并夏季分例钱内支盐引肆拾道……”，“……末支钞并元统元年秋冬二季□□内令支盐引叁拾捌道，每道折钞叁定，计钞壹佰壹拾肆定，浙江弍拾肆道、山东壹拾肆道……。”由此得知，放支诸王、妃子的分例，不用通行的宝钞，而用盐引代替，元统元年时每道盐引仍折算钞三定，所用盐引是浙江、山东、两淮等处盐运司发行的。各地盐运司发行的盐引，不仅在本地可以流通，而且朝廷也作为代用货币，作为赏赐、分例、军需、赈济之用，实际上盐引也就成为大面额的纸币，在全国各地都可流通使用，亦集乃路遗址中所见的使用盐引放支分例钱，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大面值的代用货币，当然不在每年官方统计的印造宝钞总数之内，每年赏赐诸王钞定数额巨大，动辄以万定计，如全部都是宝钞，还需用车船载运，才能运回封地内，有了代用货币就可轻易带走，减轻重量数十倍以上。当然，发行巨额代用货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问题，并非早就能预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