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合秩序之竞赛

众所周知，市场系统的运作不仅创生了一种秩序，而且还使人们从他们的努力中所获得的回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如果我们想理解其间的道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如我在本书前一章的讨论中所建议的那样，把它理解成一种竞赛，也就是把它理解成一种偶合秩序的竞赛（the game of catallaxy）。这是一种创造财富的竞赛（而不是博弈理论〔game theory〕所说的那种零和博弈的竞赛〔a zero-sum game〕），也就是那种能够促使财富滚滚而来并不断拓展所有参与者满足各自需求之前景的竞赛；当然，这种竞赛同时还保有着《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对竞赛一术语所界定的那种特征，亦即“一场按照规则展开的、并由更高的技艺、力量或好运所决定的竞赛”。正是由于这种竞赛具有上述特征，所以这种竞赛的结果，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必定是由技艺和机遇混合而成的因素所决定的。这一点正是我们在这里必须予以全力阐明的一个要点。

这种竞赛之所以具有创造财富的特性，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对每个参与者的努力所做的回报都起着一种信号的作用：这种信号不仅能够促使他们去努力满足那些他们并不了解的需求，而且还能够使他们在做这种努力的过程中利用一些他们只有以间接的方式才能够了解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只是在他们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中有所反映而已。据此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生产财富的竞赛，这是因为第一，它会向所有的参与者都提供一种能够促使他们去为他们并不直接了解的需求提供服务的信息；第二，它能够使人们去运用那些在没有这种竞赛的情况下他们便不可能认识到其存在的手段，进而有助于他们去满足更大范围的需求——而这在其他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个制造商并不是因为知道张三李四需要鞋子而生产鞋子的；制造商之所以生产鞋子，实是因为他知道有许多商人会以各种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鞋子；而这些商人之所以会购买鞋子，则是因为他们（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为之提供服务的那些零售商）知道有千万个张三李四想买鞋子——而这些人却是那个制造商所不知道的或不认识的。与此相似，一个制造商在生产他的产品的过程中，通过用铝代替镁的方式而放弃了一部分镁资源并为其他人追加生产镁制产品提供了便利。然而，这个制造商之所以用铝代替镁，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了所有能够使铝变得较不稀缺并使镁变得较为稀缺的供求变化，而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其他人向他提供的铝的价格已相对低于镁的价格。毋庸置疑，价格体制要求人们考虑需求方面的冲突，而在其他的体制中，人们是可以将这种冲突忽略不计的；因此，在价格体制中，最重要的事情便可能是成本核算——即使从整个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成本核算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它最可能给众多的其他人带去益处；当然，私人企业可谓是精于此道，而国营企业则显然拙于此道。

据此我们可以说，在市场秩序中，每个人都是为了能够得到可见的收益而为他看不见的需求提供服务的，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运用那些对他来说是未知的特定情势，因为正是这些情势能够使他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去满足这些需求——而所谓尽可能低的成本，乃是从他有可能生产出的其他物品的角度来衡量的。当一个新的重要事实只为极少数人知道的时候，恰恰是那些被人们恶意中伤成投机者的人使得那些相关的信息经由价格的适当变化而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当然，上述情形导致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果，即所有为某个与这种交易有关的人所了解的变化，都会在当下得到人们的考虑；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情形却不可能使人们对新出现的事实所作的调适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

我们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市价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告知人们在当下的情势中应当做什么事情的指示作用，而与人们在过去做的事情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这种市价的目的就在于使任何特定的商品在市场上得到即时的供应。与此同理，由于那些为不同的努力指导方向的价格所反映的也是生产者不知道的事件，所以生产者从自己的努力中得到的回报也常常会与他的预期不尽相同；此外，只要人们还想让价格为生产提供适当的指导，那么生产者所得到的回报就必定会与他的预期不尽相同。市场所确定的酬报，从功能上讲，可以说与人们在过去做的事情毫无关系，而只与他们应当做的事情相联系。市场所确定的酬报实际上是那种在一般意义上能够指导人们取得成功的激励因素，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之所以能够产生一种可行且生机勃勃的秩序，却完全是因为它们常常会在相关情势发生出人预料的变化的时候致使它们所引发的那些预期蒙遭挫折。竞争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表明哪些计划是错误的。一如我们所知，充分运用价格所承载的有限信息通常会使人们得到回报，而且这种情形也会使人们认为全力关注价格是一种事有所值的事情；这两个事实极为重要，一如预期在发生未预见之变化的情势下会蒙遭挫折那个事实一般重要。当然，运气这个因素，乃与技艺因素一样，都是与市场之运行不可分割的。

一如我们所知，一些具体的分配（包括收入分配或财富分配）并不是经由刻意安排而达成的，而是一种竞赛的结果：人们之所以参与这种竞赛，实是因为它会增进并改善所有人的机遇；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从道德上对这些具体的分配作正当性的论证。在这种竞赛中，任何人都不会采取因人而异的方式去“对待”他人，而且不同的人得到极为不同的竞赛结果这个事实也是与平等尊重每个人的原则完全一致的。即使任何人的工作都由某个计划机构来指导，那么他们工作的结果具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仍可能是一种赌博，只要在确定他们的工作是否成功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并不是他们的知识而是那个权力机构的知识。

价格中所反映的或积聚的信息总量，完全是竞争的产物，至少是市场向任何掌握了有关商品供需之信息的人开放的结果。竞争乃是作为一种发现过程（discovery procedure）起作用的，而它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不仅是向任何有机会运用特殊情势的人开放出从中谋取利益的可能性，而且还在于向其他当事人传递存在着这样一种机会的信息。正是依凭这种密码性的（in coded form）传递信息方式，市场竞赛中的各种竞争性努力才能够确使广泛分散的知识得到运用。

有关需求的信息，亦即关于某些需求可以得到满足以及有人提供诱人的价格以满足这些需求的那种信息，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比这种信息更为重要的却可能是有关这样一种可能性的信息，即如何才可能用比现在所使用的更少的资源（亦即满足其他需求也需要的资源）去满足这些需求的信息。因此，具有绝对重要性的不只是（也许还主要不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价格会传播这样一种信息：在技术上存在着某些可以使人们更为有效地生产出某种商品的可能性；而且更在于价格可以为人们提供这样一些信息：第一，在可供选用的技术手段中，何者在给定的情势中是最经济的；第二，不同的物质原料以及其他要素在相对稀缺程度方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而这些变化会改变不同的生产手段所具有的相对优势。一如我们所知，几乎任何产品都是可以经由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无数组合而被生产出来的，但是在这些组合当中究竟何种组合成本最低（亦即对那些也可以用这些生产要素生产的其他产品的侵损最小）这样的问题，却是由这些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来指示的。〔16〕

正是生产者都努力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去生产各自的产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生产者确实能够使偶合秩序中的总产量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生产者能够在市场上购得不同要素的价格会告诉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任何两项生产要素各需多大的数量才会使生产者维持同样的成本，因为它们被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时也会给生产者带来同样的边际收益（marginal return）；因此，每个生产者都会在这种考虑的驱使下对他所需要的任何两项生产要素的相对数量作出调整，从而在他支付相同费用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从他的产出中获得同样的边际收益（对任何一项生产要素来说都是“边际替换”）。如果这成了一种普遍的做法，而且任何两项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替换率在它们的所有用途方面也都趋于一致，那么市场就达致了偶合可能的水平（the horizon of catallactic possibilities），其间，生产者正在生产着他们在特定情势中所能够生产出的最大可能数量的特定的商品组和。(https://www.daowen.com)

对于只有两种商品的情形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线图来说明上述偶合可能的水平；这种线图在经济理论中便是众所周知的转换曲线（a transformation curve）：如果用一个二维直角坐标来度量两种商品的数量，那么经坐标原点的任何直线都将表示这两种商品在一定数量比例中所具有的所有可能的总量的轨迹，比如a+2b、2a+4b、3a+6b等等；此外，对于两种生产要素的任何特定的供应来说，也始终会有一个绝对的最大值，亦即那种经由把这两项生产要素在两项用途中做精确计算的配置以后有可能获得的最大值。连接那些表示两种商品不同组合之最大值的切点的凸面曲线，也就是那种表示这两种商品在既有情势中所具有的偶合可能水平的“转换曲线”。这种潜在最大值的值域所具有的重要性乃在于：第一，它不只是一个技术上的事实，而且还是由不同要素在当时是否稀缺这种情势所决定的；第二，只有当不同要素之间的边际替换率在它们的全部用途中都变得相同的时候，才能够达致偶合可能的水平——当然，在一个生产多种商品的偶合秩序中，只有在所有的生产者都根据统一的市场价格对他们所使用的不同要素的相对数量进行调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致边际替换率的一致性。

偶合可能之水平（对于一个生产n商品的系统来说，这种水平可以用一个n维面来表示）能够指示出那种现在被人们通常称之为帕累托最佳条件（Pareto-optima）的东西的值域；所谓帕累托最佳条件，亦就是指：对于能够生产出来的不同商品的所有组合来说，在不可能对这些商品的生产进行重组的情况下，如何使某些消费者获益增多，而又不致于使任何其他人获益减少（只要生产与该水平之内的任何切点相对应，那么达致上述条件就始终是有可能的）。

如果在判断不同的需求方面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公认的标准序列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确定在与偶合可能水平相对应的不同商品组合中，究竟哪一种组合会大于任何其他组合。然而，这些组合中的每一种组合都是一种特殊的严格限定意义上的“最大值”；当然，对于一个不存在公认的目的等级序列的社会来说，这种“最大值”也是我们能够言说的惟一一种最大值：这种最大值乃与现有技术条件下所能够生产出的商品的特定组合的最大量相对应（这里所指的仅是那种在不生产任何其他商品的情况下有可能生产出的一种商品的最大量。就此而言，这种最大量乃是偶合可能之水平中所含括的诸项最大值中的一项最大值！）。生产者事实上生产出来的那种商品组合，乃是由人们对不同商品的需求所具有的相对强度所决定的——而这种不同的需求反过来又取决于收入的分配（也就是对不同的生产要素所给付的价格）；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有助于确使人们能够达致这种偶合可能的水平，或者说是确使人们达致这种偶合可能之水平的必要条件。

因此，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任何特定个人份额的物质等价物都会达致尽可能大的程度，尽管每种生产要素在总产出中的份额还要取决于我们惟一知道的那种能够确使我们稳步地趋近偶合可能之水平的过程所具有的工具必然性。换言之，只要偶合秩序之竞赛中的每个参与者所获得的份额，在部分上取决于他所拥有的技艺，在部分上则取决于他所具有的机遇，那么这个由技艺与机遇混合而成的竞赛所分配给他的份额量就是一种真正的最大值。

一如我们所知，在市场系统中，不同的行动者并不是为一种共同的目的等级序列服务的，他们只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合作而在追求各自目的的过程中互相帮助才进行这种合作活动的。因此，试图从这种系统的运作中要求比这更多的东西，显然是不合理的。在一种秩序中，如果参与者是自由的，亦即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那么这些参与者在其间也就确实不可能再去实现其他什么共同目的了。一如前述，单凭市场竞赛本身，就能够使所有这种知识得到运用，而且还能够使所有这些个人目的都得到考虑；因此，只要这种竞赛还在进行，那么把其中的一部分商品拨给某个权力机构认为应当得到这些商品的某些参与者的做法，就是前后矛盾的，也是不公正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亦即在一个中央控制和指导的制度中，权力机构则是不可能根据人们自愿提供的服务或商品对其同胞所具有的价值来酬报他们的，这是因为在不存在一个有效市场的情况下，个人既不可能知道也不会被允许去决定自己究竟应当在哪个方面投入精力或资本。在这种中央控制的系统中，每个人如何使用他的才能以及每个人取得的结果的效用等问题，都将完全取决于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

只有当人们得到的报酬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既不能控制亦无力预见的情势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自由地根据他们自己的知识并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去行事。再者，如果我们允许人们在他们的行动中受他们自己的道德信念的指导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从道德上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他们各自的行动对不同的人所产生的总体影响应当与某种分配正义的理想相符合。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乃是与那种常常同品行无关进而被认为是非正义的报酬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