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文的发展历程
纵观中西方医学发展史，各国对医学人文都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论述。世界医学人文可追溯到古希腊希波克拉底人文理念的启蒙，我国对医生的德、爱、仁、善、诚、信等也有较多的约定俗成。
20世纪以前，医学的进展一直都是很缓慢的，医生能够为患者所做的事不多。因此，医生对患者更多的是照顾、开导和抚慰。尽管患者的健康没有得到很大改善，寿命也没有因此得到延长，但医生却被看作很有人情味的人，受到患者信任和欢迎。
进入20世纪，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往那些威胁人类健康的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缺乏性疾病等得到了有效控制，人类的健康状况有了极大改善。现代医学已经成为一个包括探索生命、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缓解病痛的庞大体系。然而，现代医学在飞速发展的同时，非人性化问题也日益凸显，医学教育和医学实践都出现了偏差，人们对医学的批评也日益增加。因此，人们开始反思医学技术发展的价值，医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人类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学等问题。
1919年，著名医学家、人文学者威廉·奥斯勒在英国古典学会发表“旧人文与新科学”主题演讲，首次提出了医学人文的概念。他指出医疗实践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桩生意，是使命而不是交易，这项使命需要用心和用情来修炼。他敏锐地意识到，现代医学的超常规发展可能对医学产生负面影响。他说，虽然医学的分科与专业化是必需的，但专业化可导致临床医学的支离破碎，而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20世纪60年代，在基础医学领域，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为医学家探索生命与疾病的奥秘开辟了新路径，关于遗传、神经、免疫、内分泌等生命现象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在临床医学领域，抗生素、激素、化学药物、心脏外科、器官移植、人工器官等的应用，让医生产生一种错觉，以为现代医学什么都能做。医学越来越被看作是一门自然科学，技术至上的观念在医生的头脑中日益根深蒂固，技术的力量助长了医生的家长制权威。医生普遍认为，医学有能力征服一切疾病，患者所需要的就是耐心地配合医生的各项诊疗程序，治疗效果就是对患者最好的关怀。然而，由于疾病谱的变化，生物医学将应对急性传染病的策略应用于慢性病防治已不再灵验，高新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医疗费用急剧上升，医学伦理和法律问题日益增多，这些问题迫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医学。事实上，对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只重视生物医学技术的状况，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卡森说：“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医学教育几乎只注重生物医学和医学技术，结果医学院培养的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在医学理论和治疗技术上出类拔萃，但对它们在个人的和社会的影响及意义的研究上却捉襟见肘。”达特茅斯学院医学院院长坦尼博士指出，虽然现代医学的基础更加理性，但原本应该融科学与人文于一体的医疗实践却越来越偏离人的价值。因此，医学需要反思，人本身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
1969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讨论会。虽然与会者人数不多，但都是当时美国医学界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杜博斯（Rene Dubos），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著名的微生物学家；皮克林爵士（Sir George Pickering），是牛津大学荣誉内科学教授；奇译姆（Brock Chisholms），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是美国神经外科学的奠基人；麦克德莫特（Walsh McDermott），是美国著名的内科学家；穆勒（Hermann J. Muller），是遗传学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基斯佳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科学技术顾问。此外，还有《两种文化》的作者斯诺（C.P.Snow）、《美丽的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人文学家。这些著名科学家和学者的讨论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现代医学技术的普遍忧虑。与此同时，来自芝加哥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和耶鲁大学等10位从事医学与人类价值教学和研究的教授，成立了“健康与人类价值学会”（Society for Health and Human Values），其目标是将人类价值作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教育的基本内容。该学会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的资助下创建了医学人类价值研究所，致力于人文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研究，对医学人文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医学技术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推动了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美国许多大学的医学院纷纷成立了医学人文教学和研究机构，医学人文的研究生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医学人文学科在美国的发展也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欧洲、亚洲、南美洲、大洋洲一些国家的著名大学也陆续建立了医学人文教育和研究机构。到了20世纪末，在医学教育中加强人文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医学教育改革的趋势。1993年，英国总医学委员会（GMC）发表了题为“明天的医师”的报告，建议实施医学教育改革，废除过去以学科为单位的教育，制定由核心课程和特殊学习模块所组成的课程，提出医学教育和实践要加入更多的人文学科特殊学习模块，以达到医学人文与医学科学的相互融合，建议涉及医学人文学科的课程应不少于25%。
进入21世纪，医学人文的研究又呈现出新一波浪潮。这一波浪潮呈现医学人文学科的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更加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医学人文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医学人文学科的批判性加强，从伦理学的辩护走向生命政治学与美学批评以及健康人文概念的提出。澳大利亚医学人文学者克莱尔·胡克等在讨论当代医学人文发展时，提出应鼓励医学人文学科研究的多元化，尤其在涉及生命、死亡、生殖、身体等观念问题时，文化的多元性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在医学人文研究中应警惕以西方医学文化的价值观念来理解或阐释不同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问题。
在我国，医学人文的教学和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在各医学院校陆续开展起来。最初，医学伦理学被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课开设，目的也很单一，即对医学生进行职业道德养成教育。然而，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1987年，邱仁宗教授的《生命伦理学》出版，在医学伦理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医学伦理学的医学人文性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建设医学人文学术共同体的必要性，在南京、大连、上海、北京等地分别召开了医学人文学术研讨会。医学人文教学与研究机构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部分院校成立了专门的医学人文教学研究机构，传统的医学人文研究机构也突破了单一学科的研究局面，开始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工作，人们对医学的人文属性、现代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医疗服务的本质、医疗纠纷的深层原因、医务人员的人文素养等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医学领域兴起的医学人文教学与研究的热潮，为我国21世纪医学人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人文学科的建设还很薄弱。一方面，在医学院校开设的人文类课程中，只有医学伦理学做到了较为普遍的开设，其他人文课程的开设还十分随意，生物医学模式的思维惯性在医学领域仍根深蒂固，医学领域兴起的医学人文研究的热潮还难以撼动“技术至上”的固有观念。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的建设需要一个较长的磨合过程，在如何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如何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如何进行跨学科的批评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事实上，有关医学人文的许多研究仅仅停留在医学人文学者的书桌上或讲义中，还难以说服人们放弃对医学人文的成见。因此，仅仅依靠医学人文教师开设医学人文课程，对推动医学人文教育还是十分有限的。
21世纪后，我国医学人文的学科建设得到迅速发展。2003年，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和《医学与哲学》期刊编辑部共同起草了《关于加强高等医学院校人文社会医学教学与学科建设的建议》，并在《医学与哲学》期刊上公开发表。该建议陈述了我国医学教育中严重缺乏医学人文教育的现状，对加强我国人文社会医学教学与学科建设提出了具体措施。2006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召开了首届全国高等学校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研讨会，并成立了“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医学分会”。这些都表明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迈出了坚实步伐。
100多年来，科技进步创造了无数奇迹。但是，科技进步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早在1990年《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中就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人文发展状况才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医学人文精神的沦落也是造成我国医疗乱象的重要原因。艾钢阳在《医学论》一书中强调：“无论医生的科学素养多么强，如果没有艺术之光的启示，也不能成为完全的医生。”事实上，这种对医学中非技术因素与技术因素同等重要性的认识，早已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识。吴孟超就指出：“阅读病历资料和询问病史的水平与医生的人文素质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体格检查和实验室辅助诊断只能查出临床上具有阳性体征的病，而绝大多数的求医者，可能是查不出任何阳性体征的。”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于疾病与健康的认识正发生改变，医学已进入预测性（predictive）、预防性（preven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参与性（participatory）与早干预（presymptomatic）的5P模式。随着“健康中国”理念深入人心，医学人文必将指引医学并促进医学为满足人类的健康需求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