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艾滋病
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人们都认为艾滋病是一个医学和公共卫生问题。随着艾滋病疫情的扩大，更多人意识到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1992年，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的“艾滋病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国际研讨会上，一位实际工作者强烈呼吁：面对艾滋病的肆虐，我们要关注社会健康，不能只谈疾病问题。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关注艾滋病问题。人类学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社会文化及政治经济因素在塑造与艾滋病传播及预防相关行为中的重要性的认识。
（一）研究视角
人类学的艾滋病研究最初关注个体行为的风险，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转向行为背后社会文化意义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关注导致艾滋病易感性的结构性因素。当前，很多研究试图整合文化和结构两方面的关注，为早期个体行为研究提供一个替代性的范式。
1. 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
在发现艾滋病的早期，艾滋病研究及干预的主导范式主要是以强烈的生物医学和大量的个人主义偏见为特征。20世纪80年代晚期人们开始认识到，广泛的文化因素对于充分理解艾滋病的社会面向至关重要。而且，传统的行为调查方法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局限性愈发明显，受到阐释人类学的影响，人类学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可以被理解为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形塑或建构行为的广泛的社会表象和文化意义上。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对行为的文化意义的解释，以整体的认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艾滋病的传播情况，并设计更具有文化适应性的预防项目。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研究将关注点从对性、吸毒等行为本身的关注，转向行为发生的文化情境以及组织这些行为的文化象征、意义和规则上。研究重点尤其放在分析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之中建构和定义风险行为的本土文化类别和分类体系上，特别强调风险行为建构中的跨文化多样性。通过更多地关注当地人的主位视角，也就是，从生物医学科学的“经验远离”转向特定文化成员用来理解和阐释他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近”的概念和类别。
2. 易感性与结构暴力
20世纪90年代初，虽然很多人类学家继续对意义、象征、性等话题感兴趣，但社会责任使一些学者开始关注HIV/AIDS所体现的社会不平等。人类学家发现，不仅文化塑造风险行为，结构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这些行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分析已经对早期的行为学方法做出了有力的纠正，同时，对于包括增加艾滋病感染风险和促进或阻碍降低风险的结构因素的政治经济分析，日益成为人类学艾滋病理论诠释的核心。相关研究强调政治经济因素在决定艾滋病流行状态与传播中的核心作用，认为它们是阻碍有效干预的重要原因。
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人类学家应用不同的语言、概念工具及特定分析框架，探讨艾滋病相关的结构因素。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关注某种形式的“结构暴力”。结构暴力本身存在于一个历史建构的政治经济体系中，这一体系不同的——无论是和经济发展、住房、劳工、移民、健康还是与福利相联系——政治经济过程与政策产生了造成艾滋病流行的动力，并使一些个体与群体具有更大的社会脆弱性，容易感染艾滋病。这一研究取向将艾滋病放在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语境与历史过程中，探讨贫困与经济剥削、不平等、性别权力、种族主义、社会隔离等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及其对艾滋病的影响。
（二）关注问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每年出版的医学人类学著作数量不过数种，随着艾滋病问题日趋严重，20世纪末美国每年出版的医学人类学著作猛增至100余种，其中70%左右与艾滋病问题相关。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者也逐渐将注意力投入这一领域。人类学家关注的问题也比较宽广，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https://www.daowen.com)
1. 社会经济与艾滋病
从目前情况看，艾滋病的传播是不平衡的。贫穷国家、贫困地区和穷人最集中最突出地受到艾滋病困扰。可以说，贫困和不平等是造成艾滋病广泛流传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艾滋病流行的多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原因中重要的一种。在艾滋病高发国家和地区，主要的感染者是贫困人口。例如，人类学家景军在研究贫困与艾滋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虽然经济贫困和人文贫困与艾滋病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无数的事实说明因为经济上的贫困会导致许多引发艾滋病的易感行为，如劳务输出、家庭破裂、失去土地、居住拥挤和无家可归，增加了贫困人口从事高危行为的比例。
2. 社会文化与艾滋病
作为社会文化动物，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会对所有事物赋予社会文化意义，HIV/AIDS也一样成为人们表达社会意义的对象。艾滋病的流行与人类的各种社会文化行为及关系密切相关；同时，社会文化信仰、理念、价值观也构成了人类对艾滋病的重要认识背景。例如，泰国的性行业成为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由于泰国民众大多信奉佛教，受“宿命论”的影响，认为得艾滋病是“命中注定”，因此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时多抱有消极的态度。
3. 社会变迁与艾滋病
德国人类学家鲁道夫·弗卓认为，传染病流行的消长起伏与社会文化变迁有密切关系，未能适应或较慢适应文化变迁的群体往往是传染病的主要受害者。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对社会文化变迁与传染病的关系有着深入的论述。例如，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与社会变迁亦紧密相关，与某种社会政治经济不平等和文化制度相关。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问题急剧凸显，由于结构性缺陷导致农村居民和城市中的部分居民的资金和技能十分欠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变中的调整和适应能力极为有限，而同时对市场的依赖却在日益加深。这样，就出现了豫东及周边晋、冀、川、鄂、徽的贫困农民近乎疯狂的“卖血”致富行为。
4. 社会性别与艾滋病
社会性别与其他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着艾滋病的流行方式，也影响着社会对它的认识和回应。女性所处的不利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地位，使她们更多地受到艾滋病传播的影响。例如，之前在美国的公共媒体和关于艾滋病的统治话语中，在医学杂志和妇女杂志中，有关妇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问题从未被提及。似乎HIV的危险与妇女无关，结果许多女性被感染后未能及时发现和获得必要的诊治。另外，由于男女在社会角色方面存在不同，被感染的男性和女性所面临的压力和社会歧视也并不相同。
5. 道德化与艾滋病
社会道德历史悠久，自人类社会产生便受到社会道德的约束。从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性行为、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来看，前两者都与人类特定文化相关。绝大多数人都将感染者视为道德败坏的人，是因为做了不道德的行为才感染的，所以他们罪有应得，自作自受。只有输血、“卖血”被感染者或被母亲生育感染的孩子是无辜的。由于艾滋病被定义为“不道德”之病，其患者不仅要承受着至今无法治愈的病痛折磨，还要背负耻辱并受到严重的歧视和社会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