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流行病
流行病指可以感染众多人口的传染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广泛蔓延，如流行性感冒、脑膜炎、霍乱等。流行病可以只是在某地区发生，可以是全球性的大流行，如COVID-19。流行病学（epidemiology）是人类在与多种流行性疾病，特别是与传染病做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现在几乎没有流行病学不研究的病种和健康问题。流行病学的研究不仅是流行病学家和临床学家的工作，医学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进入了这个领域。
（一）流行病与文化
流行病学是对疾病与健康问题分布模式的探讨，这种模式常与生态与生计、人群的政治经济地位、行为模式、饮食习俗等相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人类学家在中国的一个村落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一些村民受到钩虫的严重侵扰，而另一些没有。所有的钩虫病患者都是稻农，他们在有大粪的泥浆中工作，导致了钩虫幼虫传染；没有得该病的村民主要从事养蚕，采集桑叶。在这个例子中，疾病与生计模式几乎完全重合，表明文化对疾病流行的显著影响。
文化对健康及疾病的影响类似于这种行为模式。一个族群的总体生活方式（生计方式、食物构成、饮食习俗、娱乐活动等）、适应环境的策略（建筑、服饰、医学），以及信仰、审美、道德规范等，会影响到他们得哪些病与得病的概率。人类学家甚至认为，患病率与病死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因为文化具体说明了行为表现的方式、地点与时间。南亚一些国家受儒家宗祧祭祀观念的影响而偏好男性后裔，这种文化导致了自古及今的溺女婴习俗，女婴死亡率一直偏高。而当现代医学检查羊水等产前检测技术提供了识别胎儿性别的可能性时，人们又利用这些技术检测胎儿的性别。文化价值的持续性及其对疾病与死亡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医学人类学领域，地方性疾病与文化习俗直接相关的经典例子是20 世纪50年代在新几内亚高地的福雷人（Fore）中流行的库鲁病（kuru）。20世纪60年代早期，人类学家雪莉·林登堡（Shirley Lindenbaum）与罗伯特·格拉斯（Robert Glasse）夫妇从文化的角度在该地区研究库鲁病，比如人们对这一瘟疫的认识、记忆与感受。他们对当地老人做了访谈，了解到库鲁病与食人的哀悼习俗是这些老人出生后才在福雷社会出现的。首先，是食人习俗的传入，然后出现了库鲁病。这一信息使人类学家最早把食人习俗与库鲁病联系在一起。而自从放弃食人习俗以后，福雷人中的库鲁病就开始减少。后来盖杜塞克与他的同事通过做实验验证了库鲁病的传播途径。他们从库鲁病患者的脑部提取了脑组织，注射进黑猩猩的身体。这些猩猩很快患了库鲁病，这证明了科学家关于病毒是库鲁病的病因，吃死者尸体是其传播方式的预感。由于在库鲁病和其他神经病学疾病方面的出色研究，盖杜塞克在1976 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从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人类学家如何应用学科视角，与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一起解开一个致死性疾病之谜。
实际上，文化能够通过很多途径影响疾病模式的形成，比如什么是疾病、谁算作患者、哪些人需要得到关注、患病后找什么人求医问药等。同一种流行病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影响千差万别，其中包括文化的影响。文化对确认疾病类型的影响范围究竟有多大，有待于医学人类学与流行病学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以加深对该问题的理解。
（二）人类学和流行病学的合作基础
医学人类学作为人类学最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公共卫生项目为医学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应用和理论发展空间。而在公共卫生领域中，流行病学的研究模式处于支配性地位。因此，人类学和流行病学的跨学科合作成为人类学参与公共卫生项目的核心内容，在学理上探讨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学科合作的基础或基本维度也就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学术归宿。人类学博士宋雷鸣探讨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学科的合作基础，具体有以下四个维度。
1. 人群与组织(https://www.daowen.com)
由于流行病学要观察某些因素和疾病之间的联系，仅仅通过对某个个体或几个病例的观察一般是不够的，往往需要观察大量的人群或病例，才能把相关因素和疾病进行因果关系的推论。因此，相对于临床医学及其他医学学科，流行病学的研究视野更为宏观，它往往以特定的“人群”为描述和分析对象，寻找影响疾病和健康的各种相关因素（其中包括物理、生物、社会、文化以及行为等）。例如埃博拉出血热第六次的流行。2000年9月，乌干达一位名叫阿维蒂的妇女因埃博拉出血热死亡，她是本次流行的首发病例。按照当地传统，阿维蒂的尸体要在自家的茅草屋内放置两天以等待亲人参加葬礼。并且，在葬礼上阿维蒂的家人和亲近的朋友要为她清洗身体，然后在一个公用的面盆内净手以表示家族的团结。因此，葬礼后不久，阿维蒂的母亲、3个妹妹和另外3个参加葬礼的亲戚陆续感染埃博拉出血热死亡。基于类似的方式，埃博拉出血热在乌干达暴发。在这一案例中，乌干达当地的亲属组织和葬礼组织形式成为埃博拉出血热病传播和暴发的重要因素。而了解了这一组织方式和组织过程，对于预防和控制埃博拉出血热病在乌干达地区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与“人群”相关的各种“组织”也应成为流行病学不可忽视的关键词之一。
2. 生物与文化
流行病学是研究特定人群中疾病、健康状况的分布及其决定因素，并研究防治疾病及促进健康的策略和措施的科学。疾病和健康一方面表现为身体上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受制于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流行病学在寻找影响疾病和健康的“关键因素”过程中，采用的是一种开放性的视角，其中囊括了各种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实际的研究中，影响疾病和健康的生物和文化因素是相互作用、不易分离的，必须对他们进行综合考虑，才能较为全面和清晰地解释疾病和健康的成因或过程。对这一基本道理进行解释时，库鲁病（kuru）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以往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在此过程中“文化”因素尚未被充分重视。因此，重视人类学中“文化”研究，以之与流行病学的生物基础相结合，可成为人类学与流行病学跨学科合作的角度之一。
3. 定量与定性
流行病学主要是采用各种概率性指标，描述疾病和健康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种因素与疾病或健康之间的相关关系。人类学则偏爱于以文字（也包括影像）的方式对研究对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细致地描述和解释，它所形成的文本即是所谓的“民族志”。由此可见，流行病学和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以概率论为基础，偏于数理统计，属典型的定量研究；后者以理解和解释为目标，重于文字描述，是典型的定性研究。人类学和流行病学进行跨学科合作时，方法上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不容回避。两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上述差异，以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互补性，为学科之间的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4. 理解与干预
流行病学致力于寻找影响人类疾病和健康的各种关键因素，从而以相关知识更好地预防、控制和消灭各种疾病，促进人类健康。流行病学知识应用于实践时，自然涉及疾病和健康知识的宣传，以及各种应用性的干预措施。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把专业知识传递给多样化的人类群体，以及在疾病预防控制中采用何种有效的干预策略，都需要建立在对各种对象人群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因为在各种公共卫生项目中，流行病学专家面对的对象往往具有不同的生活环境、知识体系和信仰观念等，只有在对他们进行深入理解之后，才能提出不同的、有针对性的策略，从而达到理想的干预效果。例如，人类学家庄孔韶等捕捉到的彝族人通过传统的“虎日”仪式进行戒毒，是利用文化力量进行健康干预的经典案例。“虎日”仪式是彝族人传统的战争宣誓仪式，其中蕴含着彝族人的家族组织、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习惯法和民俗教育等等。彝族人利用这一传统仪式向毒品宣战，调动了上述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力量，使家族内的吸毒者大量减少，戒毒成功率达到64%～87%的高比率。可见，流行病学面对的是复杂的干预对象和多元的文化环境，对干预对象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深入理解，有利于从中汲取有益的力量，获得更加有效的干预效果。
根据上述四个方面的讨论，可以进行如下概括：“生物和文化”体现的是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统一；“人群和组织”讨论的是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在研究视角中的交融；“定量和定性”说明的是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互补；“理解和干预”表达的是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在应用过程中的联合。因此，我们可以把上述的四个维度当作人类学和流行病学跨学科合作的基础，并指导具体研究项目的开展。人类学与流行病学两学科间的渗透、互补，开展多方面的协作研究，正成为解决当前人类面临许多健康和疾病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