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医学形象

传统的医学与文学的结合方式有三种：治疗者形象以及他们的伦理两难；医师或作家的作品；患病与苦难的主题，特别是从患者立场出发的各种叙述。

当代医师或作家的作品对医学伦理学具有特殊的价值。比如，W. C. 威廉斯的某些医师故事已成这方面的经典。威廉斯具有勇气现实地描绘医患相遇并揭露医师的错误、性格弱点和缺陷。其著名的“强制的使用”即是这种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工作过度的家庭医师和一位拒绝做口腔检查的病重女孩之间的相遇。在试图暴露女孩的喉部以获得培养物并诊断她是否患白喉的过程中，医师失去了自我控制，变得没有了理智。故事中的医师告诉我们：“我完全可以在愤怒中将这小孩撕成碎片并欣赏这一举动，攻击她简直是快乐，我的脸因此而燃烧着。”“这个该死的小家伙必须加以保护以对抗她的极端愚蠢，此时此刻我自言自语。其他人必须加以保护以对抗她，这是社会的必然做法。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但一种盲目的愤怒，一种成人的耻辱感，导源于渴望肌肉松弛，在冲动着，一个人已走投无路。”这是一个有关医师角色固有权柄的故事，这种权力很容易被滥用。威廉斯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例子说明，在难堪境况下坚持伦理理想的困难性，使我们得以理解为何一个好的和动机良好的医师，为了明显正当的理由而做错事情。

科尔谈到威廉斯的医师故事时说：“在每个故事中，医师不仅受到其古老而熟悉的对手——疾病的挑战，更受到其他敌人诸如各种傲慢、伪装、固执己见等的挑战，这些敌手持续不断的力量于我们大家而言是一个既定的事实。”(https://www.daowen.com)

理查德·塞尔滋在他的故事中也提供了许多医学中出现的伦理问题萦绕的例子。“野蛮人”和“安乐”这两个来自《给一位年轻医师的信》一书中的故事常常被用在医学人文学课程中。“野蛮人”的主题乃是告诫那位年轻的实习医师：“你决不能再对一个患者发脾气。”塞尔滋讲述他25年前接受医学训练时的一个事件，像威廉斯的故事中的那位医师一样，他失去控制，对一位醉醺醺并失去理智的患者大为光火。随后两人“都成了野蛮人，互相争吵和攻击”。由于医师握有权力，战斗并不公平，医师赢了，但他没有忘记他的所作所为，即使在25年之后。在塞尔滋的“安乐”故事中，安乐死问题变得直接、个人和形象。故事中的医师已照顾治疗无治愈希望的癌症患者7年了。故事开始时，患者被接受入院并且肯定是最后一次住院了。他的疼痛已无法控制，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结束疼痛而又不致死患者。患者的妻子和母亲乞求医师给患者更多吗啡，尽管他们知道这会致患者于死地。医师给了患者较常用量多3倍的注射量的吗啡等着他死去。患者呼吸变慢，然后转为正常。医师知道通过压迫这位已丧失意识的患者的喉结以使患者窒息而死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医师不能这样做，医师很高兴他的患者没有因吗啡而死亡。医师解脱了，但患者的妻子和母亲却没有，他们认为医师没有帮助他们。这个故事置安乐死问题于病床边。在现实人生中，知道什么是合乎伦理的比知道什么是合乎法律的更难。不仅医师或作家的作品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文学素材，患者以及他们的亲属和朋友也为这种伦理的反思提供了文本。

贝蒂·洛林的有争议作品《最后的心愿》，从一位身患癌症患者的女儿的立场，提出了安乐死或被助自杀问题。玛莎·李尔的《心音》，描述了她的医师丈夫的心脏病及最后的死亡。这些书属于一种称之为“疾病志”（pathograph）的文学类型。疾病志即患病的叙述，作者通常为患者或患者的亲友。许多疾病志为医学伦理学的学习提供了生动有力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