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大观元年　丁亥（公元1107年）

九月，程颐卒　程颐（1033—1107）早年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共同开创洛学，同为理学奠基人。世称“二程”。政治上反对王安石新法，司马光执政时任崇政殿说书，与修国子监条例。后被贬削职，期间完成著作《周易程氏传》。徽宗即位，得以赦免，遂隐居龙门。依托《周易》建立以“天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言“理”为体，具体事物现象“器”是“理”所表现出来的“用”。在认识论上提出以先天之“气禀”决定人的智愚，应当通过“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悟得“天理”，获得知识。提出“性即理”，认为人的善性源于“才”之异，而“才”随“气”之清浊而异。主张严辩义理、理欲之分。首先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行称经，形成以“四书”为中心的理学经典系统。提出“文以害道”的观点，否定诗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其思想后为南宋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生前与苏轼、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等有密切的学术交往。门人甚多，著名者有杨时、谢良佐、游酢、尹焞等。至南宋，宁宗追谥其“正公”，肯定其绍明道学之功绩，并承认其两宋儒学宗师之地位。以后，南宋理宗及元、明、清各代皇帝，均对二程及其他理学派中人物作出追封，从而确立了他们在学术史上的权威地位。主要哲学著作除《周易程氏学》外，尚有《遗书》、《文集》、《经说》等。程颐之子程端中约人编辑《伊川先生遗文》，由端中为之序。理宗淳祐六年丙午（1246），后人将他与程颢的著作合刊，由赵师耕刊印大字本《二程遗书》、《二程外书》，世谓麻沙本。同年，东川李袭之亦刊此本。元惠宗至正二年壬午（1342）临川谭善心将两书合编，刊大字本《二程全书》68卷。1981年中华书局校勘出版《二程集》。《宋元学案》为列《伊川学案》。卒年据《续资治通鉴》卷九〇所记。

［文献］　《宋史》卷四二七《程颐传》：“（程颐）诏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既入见，擢崇政殿说书。……遂出，管勾西京国子监。久之，加直秘阁。……去官。绍圣中削籍，窜涪州。……徽宗即位，徙峡州。俄复其官。又夺于崇宁。卒年七十五。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于圣人不止也。张载称其兄弟从十四五时便脱然欲学圣人，故卒得孔孟不传之学。……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涪人祠于北岩。世称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阳伯，从祀孔子庙庭。门人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晒，皆班班可书。”朱熹《伊川先生年谱》又记：“于疾革，门人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朱熹《伊川先生年谱》：“大观二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伊洛渊源录》卷四）《续资治通鉴》卷九〇：“（大观元年九月）庚子，宣义郎致仕程颐率，年七十五。”《宋元学案》卷一五：“祖望谨案：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则洛学之统且中衰矣！蕺山先生尝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发明有过于其兄者。’信哉！”《二程遗书》卷二五：“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二程集》第322页）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率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胡安国《二程遗书·附录》：“夫圣人之道，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此诚不可易之至论也。然《中庸》之义，不明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其义可思而得。不然，则或谓高明所以处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断为二途，而其义愈不明矣。”另可参见《宋元学案》卷一二《濂溪学案下》等。

［考辨］　二程诸书多经朱熹、张栻等后人编次，故大致知其成书年代，唯《经说》未知其在宋时之刊印情况。宋明时之目录志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或录其中之某篇如《孟子解》、《论语解》等，其他详情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查证。不过因此书在宋代后便与《遗书》、《外书》、《文集》等合刊，以后又收入《二程全书》中，故尚能知其内容为二程对一部分儒家经典的解说与发挥。可能有些内容曾以单篇的形式刊行于世。另，程颐虽被世人与其兄程颢并称“二程”，然学说则有同有异。故有此说传于后世。

近现代学者均对二程的天理论给予高度的重视，认为二程把自己的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这块基础上，对宋明理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们都认为天理的涵义具有本体论含义，是把宇宙本体、事物规律和儒家伦理统一于一体的最高范畴；但相对于一种认天理为最高的精神本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根源的观点（参见卢连章：《二程学谱》，13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有些人认为本体不等同于始基，天理不能派生万物。（参见陶清《试论二程建构“天理”范畴的思维构架及其哲学意义》，《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3期）(https://www.daowen.com)

关于理欲观，现代学者潘富恩、徐余庆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理欲观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理存乎欲”，二是“以理节欲”，三是“存理灭欲”。二程的理欲观是对历史上的理欲之辩的总结和继承，同时又反映时代特征。他们主张“存理灭欲”，但也部分认可“以理节欲”，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参见《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另有研究者认为二程是把传统的理欲关系归结为公私关系，再由公私的对立推出整个理欲关系的全面冲突和对立，而后使其“存天理灭人欲”成为“带有鲜明宗教禁欲主义倾向的教条”。（王育济：《论二程的“天理人欲之辨”》，《山东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而张恒寿等学者则提出二程与张载相同，都反对佛教的禁欲主义，故他们主张的还是节欲主义（参见《论宋明哲学中的“存天理，去人欲”说》，《哲学研究》1988年第3期）。

关于二程间哲学之异，陆九渊曾有“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弊锢深，明道却疏通”（《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的说法。现代学术界中有如下几种代表观点：（1）二程没有什么分歧。以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为代表。（2）有同有异。如冯友兰曾说：“程颢是以后心学的先驱，而程颐是以后理学的先驱。兄弟二人开一代思想之二大派，也是罕有的事。”并认为“二程之间是大同而小异，这个小异是相对大同而说的，虽说是小，可并不是不重要，而且是很重要。”海内外学者李日章、宇野哲人、刘绍其、徐远和等也持相近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