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外汇的斗争

1935年底中国进行了法币改革。改革后，中、中、交三行得无限制买卖外汇，对英镑售出价14.625便士，买进价14.375便士，1936年9月改为售出价14.75便士，买进价14.25便士；对美元为进价法币百元合美元30.5元，出价29.5元，以此维系法币的币值。这一政策给日后日本造成了可乘之机。日本通过高压政策在沦陷区搜刮法币，并运至上海以法币套取外汇，以中国的外汇购买战略物资，增强了自己的实力。用中国法币套取外汇，还起到了动摇法币基础，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的币制，扰乱中国经济，离间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作用。

1938年3月10日，华北成立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以伪币换取法币，再以法币套取外汇。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为了使敌人完全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在国外基金，由此在财政上使现政府自行消灭。”

为阻止日军在华北搜刮法币，套取外汇，国民政府在华北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授意中、中、交三行尽力吸收各该行法币，以避免被伪银行所控制。二是停止中、中、交三行华北分行的外汇供给机能，同时施行外汇申核制度。这样上海和香港成了外汇中心，天津则有了外汇黑市，而且天津地名法币成了上海外汇市场上兴风作浪的生力军。到1938年底，华北敌伪吸收法币计有南方券540万元，北方券266万元，总计吸收800余万元（含杂币）。如此巨额的法币，极大地冲击了上海外汇市场。从1939年3月至1939年底，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已吸收英币195万余镑，美金380余万元，连同集中全部出口货时所增设之外侨乡里汇款，可用之外币，亦有相当之数额”[131]。

国民政府自1938年3月12日开始对外汇进行管理。财政部公布了《办理外汇请核办法》，规定：“1.外汇之卖出，自本年3月14日起，由中央银行总行于政府所在地办理，但为便利起见，得由该行在香港设立通讯处，以司承转。2.各银行因正当用途，于收付相抵后，需用外汇时，应填具申请书送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讯处。3.中央银行总行接到申请后，按法定汇价售与外汇。”后来又建立了上海通讯处，办理外汇请核事宜，这一办法的实行，实际上标志着中、中、交三行已经停止了无限制的供售外汇。

1939年4月，由于中国外汇损失太多，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外汇市场的均衡，国民政府经过艰苦的交涉，得到了英国的支持，设立了1000万镑的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力图维持法币汇价。但由于上海沦陷后海关已被日军占领，货物出口被敌伪统制，出口所得外汇尽失；进口外汇则全须由平准基金提供，因而不及二月，汇价便由8便士跌至6便士，平准基金“已告罄”。(https://www.daowen.com)

1939年5月，日军在上海利用汉奸建立了伪“华兴商业银行”，此后又以伪“中央储备银行”取代了伪“华兴商业银行”。两行均不与日元挂钩而靠上法币，以法币吸收外汇。

欧战爆发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1941年4月，为支持法币，中美、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协定签字，由三国换文，将中英、中美平准基金合而为一，成立中英美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美国出5000万美元，英国出500万英镑，中国出2000万美元，于5月25日成立，8月18日开始活动，并放弃以前自由外汇办法，代之以审核制。中国由此逐渐停止了过去的外汇政策，法币成为对内货币，法币的外汇黑市逐渐消失。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把美国彻底卷入了对日战争，美国已不能再向日本销售战略物资，外汇作用对于日本已经基本丧失，以争夺外汇为主的货币斗争，逐渐转入了以争夺物资为目的的新范畴。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坚持以维持法币汇率为手段，使法币仍能在沦陷区内流通，给敌伪货币的流通以极大的阻力，使日军想把法币变成“废纸”的梦想破产。但是由于坚持维持法币的对外汇率，却迫使法币在国内的币值低落，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中国损失惨重。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争夺外汇的货币斗争中，中共抗日根据地货币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中共各抗日根据地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主动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阻遏了敌伪对法币的吸收，保护了法币，保护了法币的外汇。特别是独立自主的根据地货币并不与外汇挂钩，无法供敌伪套取外汇，其发行原则足以给国民政府以极大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