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假币的斗争

战争时期，以国家的力量伪造敌国货币，是德、日法西斯都曾采用的破坏手段。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伪造中国货币，不仅在日本本土设立科研机构专造伪币，而且还在中国设立许多专造假币的工厂，扰乱非沦陷区的金融，破坏中国的战时经济。

早在日军攻占华中主要地区伊始，日军参谋部中国课的山本宪三主计大尉就开始奉命研究如何制造法币伪钞。1938年，山本提出了具体方案，在参谋七部中国课课长渡左近和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的支持下，三人共同向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田丰豪建议，调山本宪三到陆军省新设的第九科学研究所（登户研究所），专门筹划制造假币。

由于当时中国的法币大都是由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美国钞票公司印制，印刷和防伪技术高超，印刷油墨有特殊的配方，不同面额纸币的水印和防伪技术各不相同，尽管日本组织了大藏省银行券印刷局和造纸厂的专家一起工作，但进展缓慢。1941年，德军潜艇在太平洋上被其俘获的美军军舰中发现了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有10余亿元。日本从德国买回了这批纸币半成品，从而大大提高了其伪造法币的能力。

1942年以后，日军在攻占的香港和缅甸发现了几家印制中国法币的秘密印刷厂，从中抄获了大量钞票半成品、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后来又在南洋截获了20亿元的中国银行小额纸币半成品，日军终于获得了法币印制的全部秘密，并利用这些半成品加工成成品，抛出使用。(https://www.daowen.com)

日军抛出伪造法币的途径有：1.用于特务机关的经费，如日军主管上海陆军特务机关“松机关”的特务活动经费，大部分是伪钞。2.充当收买散兵游勇、改编伪军的经费。如收买李长江部所用款项均使用伪币。3.组织走私机构，负责控制特殊贸易，抢购中国物资。如特务机关“松机关”提供4亿元假币，以票面金额的70％作价，拉拢杜月笙在上海的代理人徐采丞，设立民生和佑生公司，抢购物资。4.利用日伪控制的伪银行、钱庄及其他金融机构，推出伪造法币。如1940年2月，日本大藏省印刷局伪造的大批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券500万元，交给伪“华兴商业银行”在上海使用。5.利用假钞投入日本在中国的“开发”事业充为资本。如日商三井及大康、同兴、公大等纱厂都有这种“法币”的资本投入。6.利用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势力，相互勾结，在国统区内使用。如日军在香港劫获的印钞钞版，由日军运至上海大批印行，并和中统局挂钩，由中统局局长徐恩曾运至内地行使。1944年4月，戴笠赴安徽屯溪将中统偷运的伪造法币200万元扣押，从而在军统和中统长时间的争斗中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一事件后来成为徐恩曾被撤职下台的罪状之一。

敌伪在抗日战争中究竟伪造了多少法币，极难估计。冈田酉交次在《日中战争内幕记》中说，日本伪造法币最低时每月不下200万元，至1941年伪造总额为25亿元。登户研究所在侵华战争中伪造了40亿元，另以行使假钞的大户“松机关”而言，该机关在战败前一年的支出就高达2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