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皇帝
魏晋南北朝虽属于分裂割据时期，但是，在这个时期的各朝各国内部，仍然实行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的称号和皇权至高无上、皇位世袭等法定的传统并没有改变。
皇帝之所以权力至高无上，是因为他是军国大事的最后决策人，是行政上的国家元首，是军事上的最高统帅，是精神上的支柱“上天之子”。魏晋南北朝这个分裂割据的战乱时期，皇权有时被削弱，甚至名存实亡，其原因大多是权臣侵夺了皇帝应具有的四大权力所致。
从公元221年起至公元589年止的368年中，在江河南北、河西走廊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先后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实体，除农民起义建立过的短暂政权以及谯纵、桓楚、冉魏等昙花一现的政权外，重要的还有魏、蜀、吴、西晋、东晋、前赵、后赵、前凉、前燕、成汉、前秦、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后燕、南燕、北燕、大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宋、齐、梁、陈等共30个王国，称帝称王者约148人。[1]这148位帝王，大致可分为四类：
（1）权臣专政，从来不可能也没有行使过皇帝职能的帝王。早在初平（公元190～193年）、兴平（公元194～195年）间，献帝被凉州军阀从洛阳裹胁到长安，又由长安辗转东迁洛阳。两京残破，宫室废毁，粮谷耗尽，居人相食。时袁绍割据河北，沮授曾说绍“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以收“挟天子而令诸侯”之利。袁绍目光短浅，以为“今迎天子，动辄表闻”，[2]不便于独断专行。但曹操却采纳了荀彧的建议，迎献帝都许昌。此后，曹操击败袁绍，坐镇邺城，遥控许昌，献帝都许，20余年，“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3]连皇后都不能保其不死，哪里还谈得上行使皇帝的职能。当然，这是汉末的事，可是在魏晋南北朝，类似的悲剧确屡有重现。
曹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明帝死，齐王曹芳继位，时年8岁。曹爽、司马懿以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甲午（初六），曹爽与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等偕魏帝曹芳谒高平陵（明帝陵墓，在洛阳城南90里）。老于心算的司马懿乘机发动政变，假郭太后令废免曹爽等官职，占驻武库，关闭洛阳诸城门，屯兵洛水浮桥。戊戌（初十），逮捕曹爽、曹羲、曹训及其党羽何晏、邓飏、丁谧、司州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大司农桓范、黄门郎张当等，俱夷三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掌握了曹魏中央军政大权。[4]此后，在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的同时，先后平定了由扬州刺史王凌、镇东大将军毌丘俭、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在淮南的三次起兵，肃清了曹氏在地方的势力。从“高平陵之变”到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十二月，司马炎废魏皇称晋帝，这16年中，魏帝连性命都不能自保，还哪里谈得上行使什么“皇帝”的职能？司马炎代魏几乎和曹丕代汉一样：曹操死，子曹丕继任丞相、魏王，旋即废献帝而称魏帝；司马昭死，子司马炎继任丞相、晋王，旋即废魏元帝曹奂而自称晋皇帝。
类似的政局，公元528年之后，在东、西魏几乎又是历史的重演。
北朝权臣专政是从北魏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四月“河阴之变”开始的。当时，契胡酋长尔朱荣借口北魏孝明帝为胡太后毒死，从肆、并率兵南下，立元子攸为帝，把3岁的魏帝元钊和已经削发为尼的胡太后沉入黄河，又杀公卿百官2000余人于淘渚（属河南孟津）。此后，回兵晋阳，遥控洛京。永安三年（公元530年）九月，孝庄帝元子攸愤极以谋诛杀尔朱荣，旋为尔朱荣从子尔朱兆所杀，兆立长广王元晔为帝；1年后，尔朱世隆又废元晔，立节闵帝元恭，尔朱氏仍然专擅朝政。尔朱世隆兄弟，“各拥强兵，割剥四海，极其暴虐”，[5]他们依靠的力量是契胡部落和“三州六镇”豪强。普泰元年（公元531年）六月，高欢反戈，立元朗为魏帝，举兵讨伐尔朱氏。普泰二年（公元532年）四月，高欢入洛，废杀魏帝元朗、元恭，另立元脩为帝（北魏孝武帝，又称“出帝”），高欢自称大丞相。七月攻下晋阳，把丞相府置于晋阳，遥控洛京的孝武帝，很可能是仿效尔朱荣的办法。胡三省《通鉴注》说：“自此至于高齐建国，遂以晋阳为陪都。”[6]这个估计未免失之于轻。实际上孝武帝只不过是高欢手中的傀儡，洛阳只存在一个象征性的政府。
北魏孝武帝不甘寂寞，洛阳朝廷公然与晋阳霸府发生矛盾，高欢率兵南下，“以晋阳根本”召弟高琛“为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酋长大都督”，“留掌后事”，决“相府政事”。[7]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七月，孝武帝西奔关中，投靠宇文泰。高欢入洛，十一月立元善见（时年11岁）为帝（东魏孝静帝），并匆匆将国都从洛阳迁至邺城，大丞相府仍在晋阳。
高欢是鲜卑化汉人，为怀朔镇豪强尔朱荣的部将，他所依仗的是三州六镇鲜卑和鲜卑化兵众十数万人。早在他建霸府于晋阳，就并六镇为朔、显、蔚三州，连同原先的恒、燕、云三州，合称六州，侨置于今山西境晋阳四周，名为六州，实系九部，故仍有“三州九酋长”之区分。“六州之众”既已分屯于晋阳周围，该地区自然成为东魏立国之本。《通鉴》卷157“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35年，东魏天平二年）七月”条载：“或告东魏司空济阴王（元）晖业与七兵尚书薛琡贰于魏。八月，辛卯，执送晋阳，皆免官。”胡三省注称：“时东魏丞相（高）欢居晋阳，执送二人，取其裁决。《春秋》，晋为方伯，执列国君臣之违命者归之京师，《经》犹贬之，况自京师而执送晋阳乎？”发这样的感叹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其实，类似情况在东汉建安年间早已发生过，曹操置丞相府于邺城，许都有事莫不裁决于邺城，何止高欢如此！建安时的邺城，东魏时的晋阳，霸府所在，都是凌驾于京都之上的根本地。东魏时的高欢、高澄、高洋，几乎完全承袭了曹操、曹丕的衣钵，玩弄孝静帝如同汉献帝于股掌之上，均是先以霸府遥控朝政，最后取而代之。
西魏的权臣是宇文泰及其侄宇文护。宇文泰属鲜卑宇文部人，武川镇豪强，原来也是尔朱荣的部将。在高欢倒戈反尔朱后，他跟随尔朱氏大将贺拔岳而成其左右手。贺拔岳死后，他代岳统率这支基本上以武川镇人为骨干组成的军队，并在河东、关陇大族支持下雄踞于关陇地区。当魏孝武帝从洛阳被迫出走时，他迎孝武帝定都长安，建立西魏。同年（公元534年）闰十二月，宇文泰毒死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皇帝（西魏文帝），改元大统。宇文泰则以丞相兼都督中外诸军事，专制朝政。[8]
西魏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三月，文帝元宝炬死，子元钦继位（即废帝）。元氏宗室企图夺回军政大权，阴谋政变，被宇文泰察觉，杀首犯尚书元烈。“元烈诛，魏帝有怨言。”[9]公元554年，宇文泰废杀西魏帝元钦而立其弟元廓（即恭帝），不立年号。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十月，宇文泰死，侄宇文护专政，奉泰子觉（年15）为太师、柱国、大冢宰，仍镇同州以控制朝政。十一月，宇文觉进封“周公”。十二月庚子，宇文护“以天命有归，遣人讽魏帝，遂行禅代”，[10]奉宇文觉称“周天王”。在公元534～556年的22年中，宇文泰及其侄护，杀2帝、立3帝、废1帝，始终专制西魏。从宇文泰开始，一直到宇文觉（实际上是宇文护），霸府常镇同州[11]（陕西大荔），遥控长安，其形式也略同于东魏的高欢父子。
这类完全没有行使过皇帝职能的帝王，如果算上刘裕专政时的东晋安帝、恭帝，共约13人，占此一时期帝王的十分之一弱。
（2）权臣当道，基本上不能行使皇帝职能的帝王。这类帝王主要是东晋诸帝。东晋11帝、立国103年。除去刘裕专政，安、恭二帝实为傀儡（公元397～420年共23年），上面已经谈过；还有成、康二帝时期（公元325～344年约20年）属于外戚庾氏专政，下面即将专述外，剩下7帝60年，属于权臣当道、帝王不能行使职能时期。
“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12]这条化龙之“马”就是东晋开国之君元帝司马睿。司马睿在“永嘉之乱”中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移镇建邺，实“用王导计”。[13]而“初镇江东，威名未著”，又全仗王敦及其从弟王导等人的“同心翼戴”，[14]才能站稳脚跟。东晋建国之后，王导任至宰辅，执政建康；王敦位至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雄踞上游。史称当时“王与马，共天下”，[15]实属有据。
元帝对权臣当道、垄断军政的局面并不甘心，企图建立一支自己能够指挥的军队，以扭转局势。太兴四年（公元321年）在尚书令刁协、丹阳尹刘隗的支持下，[16]元帝采取了3项措施：①五月庚申诏，“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17]②“发投刺王官千人为军吏”，[18]所谓“投刺王官”，就是在愍帝被俘、长安失守的消息传到建康时，积极上书（投刺）要求司马睿“践祚”的原琅邪王府的僚佐属吏[19]；③七月甲戌，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6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4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20]免僮客为兵组成军队，共计约2万余人；发“投刺王官”为这支亲军的军事骨干，以亲信戴渊、刘隗统率，“外以讨胡，实御（王）敦也”，[21]矛头十分显明，就是对准专制军政大权的琅邪王氏。
晋元帝的大胆措施，不仅激怒琅邪王氏，也损害了在扬州诸郡拥有僮客的吴姓豪强大族的利益。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戊辰，王敦“以诛刘隗为名”[22]，从武昌（湖北鄂州）起兵东下。四月，兵抵石头城，义兴大族周札开门响应，王敦入京师，自称丞相。五月，加王导为尚书令；杀戴渊、刁协、周顗；刘隗北奔降石勒。元帝通过建立亲军以便行使皇帝职能的企图破灭，闰十一月，病死，年47。
元帝死，24岁的儿子司马绍继位。王敦从武昌移镇姑熟（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23]太宁二年（公元324年）七月，明帝司马绍乘王敦病重下诏讨伐。王敦二次进逼建康，虽病死而未陷建康，但王导进位太保，领司徒；王舒为湘州刺史，舒子允之为江州刺史；导从弟彬为度支尚书，彬子彪之后来官至尚书令，琅邪王氏在朝中的实力仍然很大；而明帝却于太宁三年（公元325年）闰八月病死。子司马衍（成帝）即位，年仅7岁，庾太后临朝，王导与帝舅庾亮辅政，直至康帝死，穆帝即位，属于外戚专政。(https://www.daowen.com)
穆帝即位（公元344年），情况似乎有点变化。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四月，会稽王司马昱录尚书六条事，执掌朝政。七月庾翼病逝，桓温代翼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6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据有荆襄，控制上游。灭成汉，占巴蜀，其威势更甚。穆帝在司马昱支持下，也曾两次企图建军北伐，但主帅褚裒、殷浩怯懦无能，接战即败；而桓温于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十二年（公元356年）两次北伐，一次兵抵长安东霸上，一次收复洛阳，威望压倒执政。升平五年（公元361年）穆帝死，哀帝司马丕继位。兴宁元年（公元363年）三月，诏司徒会稽王昱“总内外众务”[24]；五月，加征西大将军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假黄钺。第二年，又加扬州牧，“总督内外”，筑城赭圻（安徽繁昌西30里）以居，[25]旋即移镇姑熟，形势有如太兴末年的王敦。三年（公元365年）二月哀帝死，母弟司马奕继位，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以司马昱为丞相，而桓温“雄武专朝，窥觎非望”。[26]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复领徐、兖二州刺史，率师第三次北伐，军至枋头，“粮运不继”，军败而回，废帝为海西公，立丞相司马昱为帝（简文帝），而桓温“多所废徙”，诛杀任意。[27]简文三世位居执政，但才能不过是“惠帝之流，清谈差胜”[28]而已，仅2年而卒，不至废黜。司马曜继位（孝武帝）。时桓温年逾60，身患重病，“讽朝廷加己九锡”，谢安等虚与委蛇，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七月病死，结束了长达28年的“桓温专政”时代。
孝武帝在位24年（公元373～396年）。前10年谢安居中辅政，兼理扬州；桓冲据节荆州，统辖上游。由于苻秦强大，大兵压境，在桓氏配合下，谢安终于组建成“北府”精旅，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随后，司马道子、元显父子专擅，谢安忧愤而死。这14年中，朝政紊乱，内讧频起，赋役苛重，民怨鼎沸。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九月孝武暴死后，孙恩、卢循起义，桓玄称帝，终于导致“北府兵”将领刘裕擅政，灭晋建宋，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东晋统治。
总之，东晋11帝，安、恭纯系傀儡；外戚专权于成、康；元、明、穆、康、海西、简文和孝武7帝，权臣当道，基本上属于不能行使皇帝职能的帝王。
（3）门阀势力强大，不能充分行使皇权的帝王（这里当然也可以包括皇权派生物外戚、皇后、宦官、恩幸擅权在内，这些将在下面谈到，在此从略），以西晋开国之君武帝最为典型。
司马氏是河内大族，在它攫取曹魏军政大权的过程中，一直得到河东贾氏、颍川荀氏、泰山羊氏和京兆杜氏等北方豪门著姓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司马炎建国称帝后，这些名门著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动向和主张，不仅影响、甚至制约着最高统治者晋武帝对重大军政大事的最后决策。晋代魏后，晋、吴隔江对峙，当时，孙吴政治腐败，民心涣散，羊祜、杜预力主伐吴，认为“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29]晋武帝也认为这个见解很正确。但是，南征的提议，却遭到贾充、荀勖等豪门大族的反对和抵制。武帝也只得调和其间，拖延达10余年之久。即使到了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六路大军大举南下时，那位一贯反对伐吴、临出兵时还宣称“兴兵致讨，惧非其时”[30]的贾充，却被晋武帝任命为总统伐吴大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大都督。这种怪现象的出现，除去其他个人因素之外，大族豪门势力的强大，皇权的衰弱是个重要的原因。因此，西晋政权实际上只是以皇帝为核心、皇族为首的各大家族的联合专政，各豪门大族在重大国策上产生分歧时，皇帝就成为调和其间的平衡器。
（4）能充分行使皇帝职能的帝王。这类帝王为数仍然很多，如曹魏的文帝、明帝，蜀汉的先主和北魏自道武帝至宣武帝，以及十六国，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北齐、北周的多数君主，都属于此类。这里仅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一事略加叙述。
孝文帝继位之前，北魏实行的是以鲜卑军事贵族为主体的君主专制政体，军国大事的决策，鲜卑和鲜卑化军事贵族的意见有很大的影响，而汉人官僚只不过是些装点文雅的附庸。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是其推行汉化政策，也是改变鲜卑贵族的军事统治为鲜、汉官僚进行联合政治统治的决定性步骤。支持的只不过是刘芳、郭祚以及李冲、李安世、刘昶等一类汉官，而绝大多数鲜卑权贵，或者是怏怏不乐，或者是公然抵制。早在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初，孝文帝借口南征，“意在谋迁”，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卜卦得“革”。孝文曲解卦辞，宣称大吉。而任城王拓跋澄说“未可全为吉”。孝文“锐意必行，恶澄此对”，厉声说：“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众也！”[31]六月丙戌，“诏造河桥”，准备南征。八月己丑，车驾发自平城，步骑百万南进。九月庚午至洛阳。丙子“诏六军发轸”。丁丑，“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32]这一过程，撇开灵活的策略不谈，也充分说明孝文帝具有并充分行使了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权。
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九月“定迁都之计”后，至十八年十月戊申，孝文帝“亲告太庙，奉迁神主”为止的一年中，孝文帝多次对代都百官安抚和晓谕。据《魏书·高祖纪下》：十八年二月车驾北巡，“甲辰，诏天下，喻以迁都之意”；壬申，至平城宫，癸酉，亲“临朝堂，部分迁留”，三月壬辰，“帝临太极殿，喻在代群臣以迁都之略”。经过这番工作，太和十九年九月，终于使“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最后完成了迁都大计。不仅如此，对个别有影响的宗室权贵，还不惜单独召见，喻以利害得失。他在斥责拓跋澄之后不久，又单独召见，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如何？”用这商量的语气，晓以大义，终于使任城王澄由反对转变为积极支持，后来恒州刺史穆泰等据平城谋叛时，孝文帝就是派遣他去平定叛乱、稳定了局势。[33]如此种种，说明孝文帝恰当地行使了“上天之子”这个精神首领的职能。
尽管六宫及文武都迁到了洛阳，但鲜卑权贵中的少数顽固守旧分子还是在制造事端，阴谋叛乱。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八月，14岁的皇太子恂手刃中庶子高道悦，密召牧马轻骑，准备从洛北金墉城出西掖门逃往平城，结果为领军元俨“勒门防遏，夜得宁静”。[34]同年闰十二月丙寅（初八），废太子恂为庶人。戊子（初十），一桩骇人听闻的鲜卑权贵未遂政变被揭露。这次参与暴乱的主谋是恒州刺史、冯翊侯穆泰和定州刺史、钜鹿公陆叡。骨干有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等权贵。据《魏书》记载：“是逆也，代乡旧族（指鲜卑穆、陆、贺、刘、楼、于、嵇、尉8大权贵家族），同恶者多，唯（于）烈一宗，无所染预。”[35]暴乱目的开始似乎是准备乘文明太后之兄、太师冯熙死于平城，争取孝文帝回旧都奔丧，挟持孝文帝还都代京[36]；此计不成，又打算扣留来平城奔丧的太子元恂，“举兵断关，规据陉北”。[37]由于孝文帝事先有所准备，连元恂的日程都详细作了规定，阴谋未逞。最后又决定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主，以割据恒代。但是，由于陆叡临事不决，更由于太子恂被废，孝文帝跟踪追查，阳平王元颐害怕被人检举，只好主动交代。结果直接参加阴谋的权贵被诛杀者数百人。[38]鲜卑权贵中反对迁都的保守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
处理未遂暴乱，孝文帝采取了宽厚政策。除坚决镇压直接策划阴谋的骨干分子外，对知情不报的元老勋贵如新兴公、都督、领并州刺史元丕，[39]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南安王元桢，[40]都采取不予深究的态度；而且，为了照顾代北人过不惯洛阳的热天生活，特许把原先仅适用于鲜卑高级权贵的政策“冬则居南，夏便居北”，[41]扩大到北方酋长及其侍子，“听秋朝洛阳，春还部落”，称之为“雁臣”。[42]
对这次因迁都洛阳而引发的未遂政变的侦破和处理，不仅反映出孝文帝个人具有良好的军政才能和素质，而且作为一个帝王也充分行使了“皇帝”所具有的最高政治和军事职权。
综上所述，即使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分裂割据的时代，能够或基本上能够行使皇帝职能的帝王仍然是帝王中的多数，从这点上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包括政治的、军事的集权）仍然是这300多年中的主流。但是，即使能够充分行使“至高无上”皇权的帝王也分两类，一类如上述北魏孝文帝使用“皇权”，迁都洛阳，镇压叛乱，对民族融合、社会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另一类，诸如孙吴末帝孙皓、蜀汉后主刘禅、后赵主石虎、大夏主赫连勃勃，以及南朝后主陈叔宝、北齐后主高纬之流，他们充分使用“至高无上”的皇权，用之于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滥杀无辜，做尽人间坏事，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因此，我们看到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只能给予皇帝个人以权力，却不给予皇帝以任何约束；皇帝“至高无上”权力发挥得好坏，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素质、品德甚至兴趣和爱好，而这是典型的“人治”，一种超越任何法律约束的特殊的“人治”。为此，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来探讨这种“天下一人”的“人”是在什么制度和条件下产生、培养出来的，也就是研究皇帝制度本身的另一重要方面，即“皇位世袭”问题。
秦汉以来，世卿世禄制度已经废除，而皇位却保留着世袭制，具体表现为先分嫡、庶，再分长、次的嫡长子继承制。这种制度在皇帝妻室多、儿子更繁的情况下，至少可以减少皇位继承中的纷争，其存在未尝全无价值。但是，这一制度本身，一开始就存在着皇位继承人无选择性与人的先天智商、后天条件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
首先，这种无选择的制度，有可能把弱智儿甚至白痴推上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东晋安帝司马德宗，“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他当了整整22年的“皇帝”，“凡所动止，皆非己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他为什么能够当皇帝呢？唯一的理由：他是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的长子。因此，他在位期间，“桓玄之篡，因此获全”；而最后，刘裕为了应“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命人把他缢死，把他的弟弟（恭帝）拥上皇座后再篡位。[43]司马曜个人的悲剧完全是皇位长子继承制的产物。
其次，与世隔绝的宫廷生活，可能把弱智儿培养成为“准傻瓜”。晋惠帝司马衷，有的史学家直称为“白痴”。他年少“不慧”，[44]包括他老子武帝司马炎在内，都认为他“不堪奉大统”。[45]晋陆翙《邺中记》载：“惠帝师败荡阴，千官皆走，独嵇绍端冕帝侧，以身捍主，遂至见害，血溅御衣。及事定，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也！’诏葬县南，因名其地为浣衣里。”[46]《晋书》卷89《嵇绍传》也有类似记载。因此，不能说晋惠帝是个“白痴”，最多只能算个弱智儿。说惠帝为“白痴”的两条根据都出自《晋书·惠帝纪》。（一）惠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二）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这种荒唐、幼稚的准傻瓜式的问话，只能是终年锦衣玉食、与社会隔绝的宫廷生活的产物，而“为官、为私”、“何不食肉糜”的问话背后，还未尝不包含着某种良知的本能。弱智儿被推上皇帝宝座，杨皇后琼芝引用“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训似乎起了关键的作用[47]。而把弱智儿培养成为准傻瓜皇帝则是宫廷生活和教育（这里指广义的教育，诸如“唯我独尊”之类）的结果。
再次，后天的尔虞我诈的政治环境和灯红酒绿的优越生活，也能把高智商青年“训练”成为荒淫、残暴的君主。前面提到的孙吴末帝孙皓、蜀汉后主刘禅、陈后主陈叔宝、北齐后主高纬等人都属此类，其中以陈后主最为典型。陈叔宝字元秀，陈宣帝顼的嫡长子，30岁继位，7年后降隋。后主于清乐中作过《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堂堂》及《黄鹂留》等曲，[48]“所作《自君之出矣》，尤得《子夜》风致……词旨新隽”。[49]肯定地说，他是个高智商青年。但是，他“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统治期间，“刑政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50]终于成了亡国之君。
皇位世袭制也是皇室内讧的重要根源（后面将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