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位继承与皇太子
本节主要从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观念在魏晋南北朝皇太子选择问题上的影响及其变异，较系统地进行比较和分析。
秦汉以来，皇位继承人称皇太子，简称太子；由于他居住在东宫，所以习惯上有时也称太子为“东宫”。皇位由嫡长子继承已经形成固定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也没有改变。但是，由于名教传统观念的动摇，魏晋时期经常出现君主在嫡长子之外考虑皇位继承的问题。
先从曹操说起。曹丕和曹植是同胞兄弟，《文士传》载，丁廙对曹操说，曹植“天性仁孝”，“聪明智达”，学识渊博，“文章绝伦”。[116]曹操也有同感，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的人物，[117]多次要立曹植为嗣。[118]可是，与他争夺继承人地位的曹丕，除了在才学上与曹植很接近外，还有两个优势：一是他本人善于“矫情自饰”，后宫中“宫人左右，并为之说”。[119]另一条更是关键。史载魏太子未立，曹操以函令密访于外，尚书崔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120]而尚书仆射、兼典选举的毛玠则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121]丞相东曹掾邢颙说：“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122]太中大夫贾诩和毛玠一样，面对现实，说是：“适有所思”，“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123]引《春秋》之义的“古训”也好，引袁绍、刘表的“近事”也好，一句话“立子以长不以贤”，“以嫡不以庶”。史称曹操听了贾诩的话后“大笑，于是太子遂定”。[124]因此，即使像曹操这样一位雄才大略、心胸开朗的人物，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仍然很难摆脱传统观念的约束。
再看那位篡夺之心“路人皆知”的司马昭吧。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大将军司马师死，无后，弟司马昭继位为大将军，这算是“兄终弟及”，打破了常规。司马昭以第三子司马攸（与司马炎为同胞兄弟）为司马师后嗣。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为晋公、魏相国，“总百揆”。常说：“此景王（司马师）之天下也”[125]；抚床呼司马攸小名说：“此桃符坐也”[126]；议立世子，属意于攸。由于羊琇的策划和匡救，尤其是贾充、何曾等人据“理”力争，武帝（司马炎）之位“遂定”[127]。《晋书·贾充传》载贾充说司马昭的理由是两条：一是“武帝宽仁”，这是虚美之词，就在同书《司马攸传》就说，司马攸的“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司马懿）每器之”；二是“且又居长”，这倒是既符合实际，又合乎“古训”的警语。姑且撇开所谓“景王之天下”之类的道德因素，炎、攸都是司马昭的亲儿子，他明明知道攸比炎有才能和威望，为什么立炎不立攸？这就只能归之于嫡长子继承制这一传统的威力了。
司马炎代魏称帝，泰始三年（公元267年）立长子司马衷为皇太子。嫡嗣虽立，皇位最终为谁继承的矛盾并未解决，最终继承权在弱智儿司马衷和卓有“才望”的叔父司马攸之间争夺。武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武帝本人也认为“太子不堪奉大统”。但杨皇后却是态度鲜明：“立嫡以长不以贤。”[128]武帝也不愿意把皇位传给司马攸。于是在“素知太子暗弱，恐后乱国”[129]的矛盾心情下，企图从舆论方面为太子顺利继位创造点条件。当和峤对他进言时说到“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时，武帝默不作声。[130]随后，派和峤与荀顗、荀勖进一步了解情况，荀顗、荀勖盛赞“太子明识弘雅”，而和峤却说太子“圣质如初”。当时，朝野内外虽“贵峤而贱勖”[131]，但是，二荀的巧言令色既维护了嫡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父死子继”传统，更迎合了武帝本人的心愿，结果是弱智儿被推上了皇帝宝座，而“百僚归心”的齐王司马攸却愤怨“欧血而薨，时年三十六”。[132]
东晋时期，皇位继承的传统观念似乎有些变化。康帝、穆帝的继位，反映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两种观点，在不同时期各占上风。咸康八年（公元342年）成帝死，子司马丕、司马奕均年幼，母舅庾冰专政，舍成帝诸子而立成帝同母弟琅邪王岳。当时，庾冰认为：“国有强敌，宜立长君”；而参录尚书事何充则以为：“父子相传，先王旧典”，不能改变。[133]据说庾冰的意见在成帝生前得到过认可，因此，改变了“父子相传”的成规；康帝继位，从而实行了“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康帝病重，庾冰、庾翼又主张以司马昱（元帝少子，康帝的幺叔）为嗣，其理由自然仍旧是“国有强敌，宜立长君”，而何充建议立康帝之子司马聃为太子，当然也是坚持“父子相传”的“旧典”。这次，何充占了上风，康帝死，年仅两岁的司马聃即位，即穆帝。母后褚氏临朝称制，本应是后父褚裒辅政，大概是为了缓和争夺继承权遗留下来的矛盾吧，褚裒坚决要求外任，而请会稽王司马昱录尚书六条事以辅政。穆帝死时年仅19岁，无后嗣，成帝之子丕（哀帝）、奕（海西公）相继继位，实际上又是“兄终弟及”。司马奕被废，会稽王司马昱终于当了皇帝（简文帝），他是海西公奕的叔祖。此后，孝武、安帝，均为“父子相传”，符合“旧典”，特别安帝司马德宗是孝武帝的长子，又是个白痴，没有后嗣，刘裕为了应“昌明（孝武帝之子）之后有二帝”的谶语，杀安帝后，立安帝弟司马德文为恭帝，然后杀而篡位，杀安帝而立恭帝又坠入了“兄终弟及”的窠臼。
南朝的宋、齐、梁、陈4代，除了各国的开国之君（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外，其皇位继承和皇太子的情况，可以表解于下（因系讨论皇位继承和太子问题，故不列入开国之君）。(https://www.daowen.com)
续表
上表共列称皇帝人数为22人，属于正常继位（不包括宋文帝太子刘劭杀父抢位）者11人，正好是半数。其中，经过皇太子（或皇太孙）这个皇位继承环节的有9人，占80％还多，说明通过皇太子来继承皇位，在南朝仍属正常轨道。皇帝嫡长子不得为皇太子来继承皇位的只有1人。属本人“无道”或年幼（指在16岁以下）而终于继承皇位、招来祸乱的有7人，明显地暴露了皇位世袭制不可避免的弊端。
北魏从道武帝建国称帝，到孝明帝去世，历8帝130年，除文成帝以太武帝嫡孙继位外，其余7帝都是按“父死子承”的世袭制轨道运行的。公元528～534年，时仅6载，5主称帝，属于乱政阶段。
西魏3帝，东魏仅1帝，他们实际上只是权臣宇文泰和高欢父子手中的傀儡；而西魏的废帝和恭帝，都是文帝元宝炬之子，被宇文泰推上“皇帝”宝座，属于“兄终弟及”。
北齐从高洋称帝到幼主被俘，高洋以下，历5帝。属于“父死子继”的3人，“兄终弟及”的2人。北周自宇文觉称帝到静帝禅位，宇文觉下历4帝。“父死子承”者2人，“兄终弟及”者2人。
根据上述粗略记载归纳，是否可以认为：北魏时期，皇位继承始终遵循“父死子承”的世袭制，而北齐、北周却出现过一定程度的返古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