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相国、三公、八公
丞相之名，起于秦。汉承秦制，仍置丞相，有时称为“相国”，职任虽然相同，而地位则稍显尊崇。丞相的职权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1]即一方面辅佐皇帝，参与机要，决策军国之大事；另一方面又是全国执行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上是皇帝的助手和幕僚长。
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五月，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省“大”字，丞相一职被废除。东汉末年，董卓专权，自称“相国”。曹操自称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2]总揽军政大权，实际上成为政权的最后决策者，并非一般的人臣。
魏晋南北朝时期，或称丞相，或称相国，不常置；置则多系权臣居此职，如曹魏时的司马昭、司马炎，蜀汉的诸葛亮，西晋的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肜、成都王司马颖、南阳王司马保，东晋的王导、王敦，[3]刘宋的南阳王刘义宣[4]等。《通典》卷19《职官典·宰相》称：“宋、齐、梁、陈，并相因袭，或为丞相，或为相国，多非寻常人臣之职。”北魏和平六年（公元465年），献文帝拓跋弘继位，以太尉乙浑为丞相，“位居诸王上，事无大小，皆决于浑”。[5]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孝静帝以高洋为相国，“总百揆”，西魏大统年间（公元535～551年），文帝以宇文泰为丞相，总统庶政。[6]北齐职官紊滥，河清（公元562～564年）中，分置左、右丞相。[7]北周拟《周礼》，置天官大冢宰，五府总于天官，“亦其任也。其后亦置左、右丞相”。[8]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丞相或者相国，多非寻常人臣的职位，常常是权臣篡夺皇位的阶梯；当然，有时（如萧齐）皇帝也把它作为赠官，以表示对已去世的大官僚的特殊恩宠。
秦置“太尉主五兵，丞相总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9]汉承秦制。但丞相、太尉秩万石；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前二者为公，后为上卿，品秩权力不等。太尉，西汉不常置。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制，实正式形成于东汉之初。[10]汉末，曹操为丞相，罢三公之官。
三国时，蜀汉曾以许靖为司徒；[11]孙吴曾置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公”官。[12]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文帝复置“三公”，以贾诩为太尉，华歆为司徒，王朗为司空，[13]黄初七年（公元224年），以钟繇为太傅；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又增置郑冲为太保。太傅、太保为上公，位在“三公”上。[14]
东汉“三公”之制建立后不久，诸公逐渐成为虚荣头衔。[15]曹魏时，“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16]但恩宠有加。黄初二年（公元221年）二月辛巳，文帝诏：“分三公户邑，封子、弟各一人为侯。”[17]六月戊辰，日蚀，有司奏免太尉贾诩，文帝废弃汉旧制，诏称：“天地灾害，责在朕躬，勿贬三公，遂为永制。”[18]黄初七年（公元226年），太傅钟繇有膝疾，拜起不便；太尉华歆也以年高疾病。文帝特许朝见时乘舆车，由虎贲扛抬上殿，赐座。“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19]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5年），崔林为司空，封安阳亭侯，“三公封列侯自（崔）林始”。[20]但是，不管恩宠达到什么程度，君臣之间的严格区别，哪怕只是衣服、冠冕方面有点近似也是不能含糊的。因此，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减其采章”，[21]这样做自然很有必要。
三国时，在相国、丞相之下，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公之上，除了前面提的太傅、太保外，还有大司马、大将军等上公官。本来汉时太尉与大司马不并置；可是，曹魏、孙吴和蜀汉，既有太尉，又置大司马，各自为官。[22]这样一来，三国时，丞相之下，实际上是七公并置了。
司马炎代魏称晋，以司马孚为太宰（太宰即太师，以避司马师讳，改“师”为“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司马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顗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济济一堂，八公同时并置。
《晋书》卷24《职官志》载：“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晋初，“秩增三司”，“皆为上公”；这三上公只是“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不参预实务，“无其人则缺”。东晋后，职官之名不改，“而居之者甚寡”。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历两晋无变化。三国时，在太尉之外，又置大司马、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晋初，“二大”在三公之下。后来，司马望以太尉拜大司马，又恢复魏制，“二大”位居“三司”（即三公）之上。太宰、太傅、太保和司徒、司空为文官公；大司马、大将军和太尉，为武官公。(https://www.daowen.com)
南朝刘宋有八公官，但不并置，缺职不置者甚多。萧齐唯置太傅，其余三公以上官，均为赠官。[23]萧梁八公和“开府仪同三司”以及从公开府者，都置僚属。陈置相国、丞相、“三太”（太宰、太傅、太保）、“二大”，都是赠官。[24]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孝文帝定《后职令》，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为“二大”；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皆为一品。[25]《魏书》卷113《官氏志》称：“旧制：有大将军，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公元520～524年）以后，天下多事，勋贤并轨，仍俱置之。”北齐沿袭魏制，均开府，府三门，中开黄阁，设内屏。[26]北周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又置少师、少傅、少保以为“三公”之副，称为“三孤”。内命三公九命，三孤八命。[27]又以大冢宰为天官，大司徒为地官，大宗伯为春官，大司马为夏官，大司寇为秋官，大司空为冬官，以符合《周官》六官之制。[28]宣帝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又置“四辅”官，以太冢宰宇文盛为大前疑，尉迟迥为大右弼，李穆为大左辅，杨坚为大后丞。[29]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诸公不预实政，已成虚荣。但是，魏晋北朝，诸公一般仍开府，具官属，似有政务处理，尚具一定权力；南朝除萧梁外，诸公多不开府，不置官属，甚至成为“赠官”，自然纯属虚荣了。还有的权臣，起于诸公，拥有极大实权。此属特例，后当别论。
魏晋诸公，仍开府，具官属。曹魏诸公府属，各有长史1人，千石，第六品；司马各1人，千石，第六品，主兵。从事中郎各2人，千石，第六品，参谋议。主簿各1人，第七品，“省录从事”。此外，尚有掾属舍人等员。[30]晋初，诸公开府，置长史1人，秩千石；西东阁祭酒、西东曹掾、户仓贼曹令史属各1人；御属阁下令史、东西曹仓户贼曹令史、门令史、记室省令史、阁下记室书令史、西东曹学事各1人。司徒加置左右长史及主簿、左西曹掾属各1人；司空加置导桥掾1人。加兵者，增置司马1人，从事中郎2人，主簿、记室督各1人；舍人4人；兵、铠、士曹，营军、刺奸、帐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1人。为持节都督者，增置参军6人。[31]东晋时，诸公府置长史、仓曹掾，户曹属、东西阁祭酒各1人，主簿、舍人2人，御属2人，令史无定员。领兵者置司马1人，从事中郎2人，参军无定员。加崇者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4人，掾、属4人，即仓曹增属，户曹增掾。两晋时，长史、从事中郎“主吏”，司马“主将”，主簿、祭酒、舍人“主阁内事”，参军、掾、属、令史“主诸曹事”。[32]
南朝宋、齐“三公”同制。司徒府领天下州郡名数户口簿籍。无司徒，唯省舍人，其府常置不省。常置左右长史、左西曹掾属、主簿、祭酒、令史。余府有公则置，无公则省府。[33]萧齐太宰、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均为赠官，唯置太傅。[34]梁武帝初，诸公开府，置官属。有长史、司马、谘议参军，掾属、从事中郎、记室、主簿、列曹参军、行参军、舍人等。司徒府则置左右二长史，又增置左西掾1人。无司徒，唯省舍人，余官常置。其他，有公则置，无公则省府。[35]其制实同宋、齐。陈时，“三师”、“二大”都是赠官，此又过于齐制。“三公”置府，有长史、司马、谘议参军，从事中郎、掾曹属、主簿、祭酒、录事、记室、正参军和板参军。[36]
北魏“三师”不开府，无官属。“三公”及“二大”置府，有长史、司马、谘议参军、从事中郎；掾属、主簿、录事参军，功曹、记室、户曹、中兵等参军，诸曹行参军，祭酒参军事，长兼行参军和督护。在“三公”、“二大”五府中，唯有司空府官，比它府同职官降一阶。[37]北齐多循魏制，“三师”、“二大”、“三公”均开府，置长史、司马等略同魏，唯司徒加置左右二长史。长史“主吏”，司马“主将”，祭酒、主簿与舍人“主阁内事”，掾属“主诸曹事”，令史“主诸曹文书”。北周“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不见僚属记载。[38]
以上属于常制，亦多有特例。曹魏太傅，长史为1人。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司马懿为太傅，增置左右长史，掾属舍人满10人。[39]大将军，司马为1人、从事中郎2人；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为大将军，特诏增司马1人，从事中郎2人，舍人10人。[40]晋惠帝即位（公元290年），杨骏为太傅，“增祭酒为四人，掾属为二十人，兵曹分为左、右、法、金、田、集、水、戎、车、马十曹，皆置属，则为二十人”。[41]司马懿父子在曹魏、杨骏在西晋，都是专制朝廷的权臣，他们担任太傅、大将军等，自是权力很大而决非虚荣，因此，不仅开府，而且属官也就可以随意增加了。
至于相国、丞相，除作为赠官外，一般均非寻常人臣之职，其僚属更无从限制。西晋时，赵王司马伦为相国，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4人，参军20人，主簿、记室督、祭酒各4人，掾属40人。东西曹又置属，其余18曹皆置掾，共计40人。[42]琅邪王司马睿（即晋元帝）为丞相时，丞相府除录事、记室外，初置东曹、西曹、度支等13曹，后来又增置直兵、长流、刑狱、城局、水曹、右户、墨曹等七曹。[43]北魏本置三师、二大、三公，不置太宰。末年却以元天穆为太宰，增置佐吏，此亦特例。[44]至于孝庄帝拜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45]则更接近于做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