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形式的演变与特点
在君主专制政体国家中，除了权臣当政特殊情况外，皇帝的诏令就是法律，皇帝不仅是最高的军事统帅、行政首脑、司法长官，而且还掌握着一切主要官僚的最后任免权和监察权。因此，皇帝为一切权力的核心，辅佐皇帝进行决策军政大事的机构和官员，远比协助皇帝处理行政事务的政务机构和官员重要得多。司马光在《通鉴》中曾经指出：刘宋时，“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214]说明皇帝是刘宋权力的核心，凡是被皇帝委以机密、参与决策的官员，不管名义上任何职官，他们都是真正的宰相。其实，不仅南朝的刘宋如此，其他王朝也无不是这样，而这正是各朝各代实质性的“宰相”不断改换官名、决策的具体形式和特点不断发生变化的关键所在。
秦汉时期，丞相、丞相之副的御史大夫，和协理军事行政的太尉，是辅助皇帝“总理万机”的核心权力集团，[215]决策与执行的职责在这里并没有严格地区分开来。
东汉中叶后，尚书台取代形成不久的“三公”这个“宰相集团”而成为“总领纲纪，无所不统”[216]的权力机构，尚书令和尚书仆射虽然还是文属少府的品秩不高的官员，却成了辅佐皇帝的“真宰相”。这个变化主要是实权从高级官僚向低级官僚的下移，它为“相权”的分割创造了条件；但它本身并不表明决策和执行权的分割或分离。
东汉末年，曹操执政，这个精通权、术、势的政治家，不仅对汉献帝的作为不放心，对大权在握的尚书台更为关注。在相府中置秘书监令，“典尚书奏事”；[217]又定侍中、黄门侍郎员各4人，他们可以“出入禁中，近侍帷幄”，也负责“省尚书事”。[218]侍中、黄门侍郎大概设在许昌汉宫，“出入禁中，近侍帷幄”，是为了监视献帝的言行；而“省尚书事”则和秘书监、令“典尚书奏事”一样，是对准大权在握的尚书台的。所以《唐六典·秘书监》注说“即中书之任也”。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一在许都、一在邺城。也就是说尚书台的表章诏令的出笼，首先要经过侍中、黄门侍郎的初审，然后送到邺城，在曹操的直接主持下，由秘书监、令再审核是否同意颁布执行。这两项措施十分重要，它不仅分割了“相权”，而且为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做好了组织人员方面的准备。
曹魏建国后，曹丕当上了皇帝，再没有必要挟持以令诸侯的“皇帝”，许昌和邺城的两套班子合并迁于洛阳，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把对尚书台职权的分割制度化、程序化。魏文帝的措施是：①把原相府的秘书府升格为中央职能部门；而且一分为二，秘府置监，负责掌管“图书秘记”；主要职官秘书左、右丞组成中书省，升格为中书监令。中书监负责草拟诏命，中书令出谋划策，监令“并掌机密”。[219]②合并散骑与中常侍为散骑常侍，又置散骑侍郎，任用士人，“掌规谏”[220]。于是，侍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侍从左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221]这样一来，“相权”就分割成为两个部分：一是决策部门或者称之为决策集团；一是执行部门，或者说是政务执行机构。后者主要是尚书台（省）；前者较为复杂，皇帝“总摄群下，内图御寇之计，外规庙胜之画”，[222]中书监、令，当然必须参加；有时侍中、散骑也能“拾遗补阙”。但由于中书府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机要部门，而且具体负责将决策形成诏命下达；有时属于“秘诏”，还可以不通过尚书省直接下达州郡、边将。所以，中书府就成为围绕皇帝形成决策的关键部门，而中书监、令也就是这个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了。魏明帝病重，子芳年仅7岁，“深念后事”，决定以武帝子燕王宇为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和骁骑将军秦朗等辅政。燕王宇固辞首辅。在这个关键时刻，明帝召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人卧内”决策。对燕王固辞首辅，放、资解释成为“实自知不堪大任”。谁堪此任？因曹爽在侍，放、资“因荐爽”，并且提出“宜召司马懿相参”。“帝从放、资言，欲用爽、懿，既而中变，敕停前命”。二人再一次入卧内“说帝”，帝又从其说。“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223]这是司马氏篡魏决定性的一步，也是曹魏政局的重大决策，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正是这次重大决策的最关键人物。
司马懿父子是很精明的封建政治家。司马懿得以辅政，是中书监、令参与决策的结果，对刘、孙二人当然感谢；但是，对于即将取得皇权的权臣，当然知道中书府权力过大，会影响最高统治者的决策，这是不能忽视的。因此，他们当政之后，在继续发挥中书监、令作用的同时，又在积极筹划限制中书权力的工作。其最终目的即是要分中书之权。
当时，除尚书台、中书省外，还有侍中、散骑两曹。二曹的长官侍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郎“共平尚书奏事”；而且尚书台的表奏，先得送侍中曹，由黄门郎签署后，再交中书通事郎（晋时改名中书侍郎）署名。然后将表奏呈入，并由中书通事郎“为帝省读，书可”。这种办事程序，也是进一步发挥侍中、散骑作用的基础。
嘉平六年（公元254年），改侍中曹为侍中寺，散骑文属侍中。机构级别上似乎有所提高。
魏晋之际，中书府改中书省。《通典》卷22说：“魏晋重中书之官，居喉舌之任。”当时人称中书省为“凤凰池”，荀勖就从泰始（公元265～274年）初到太康（公元280～289年）初任中书监10多年还不想离任。晋帝则在侍中身上下工夫。西晋初，改侍中寺为门下省，以散骑文属门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二月，晋武帝下诏，强调“侍中、常侍”，“以谏诤为职”。[224]东晋初（约在明帝即位时，公元323年），庾亮《让中书监笺》说：“方今喉舌之要，则任在门下；章表诏命，则取之散骑。”《唐六典》卷8是在“东晋并中书人散骑省”后紧接着引此《笺》的。它恰好说明，在中书未并入散骑省之前，中书已经丧失了“喉舌之要”的地位，所保留的只是起草“章表诏命”权了。魏晋时中书“喉舌之任”已经为门下省所取代。“喉舌之任”在这里指什么呢？简单地说，它就是由“平尚书奏事”和“谏诤权”发展而来的“封驳权”，即上驳诏命，下驳奏章。所谓下驳章奏主要是对尚书省而言；“上驳诏命”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是指向君主，其实不然。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点需要说明：①从“拾遗补阙”到具有谏诤之职，到上驳诏命，有一个发展过程，强调谏诤之职是泰始二年，而规定门下侍中具有“上驳诏命”权，可能是武帝末年朝臣在皇位继承问题发生分歧的前后，当然规定与实践权力还有一个过程。②门下具有“上驳诏命”权，主要是为了分割中书监令的实权，即将参与决策又分割为“草拟诏命”和“封驳诏命”两个层次。③它又具有监察中书权力的作用，似乎是为了预防刘放、孙资“挟持”明帝下达手诏的情况再现。在这点上显然效果是不明显的，“八王之乱”中“矫诏”的事常有发生。“矫诏”情况也多种多样，刘放强制重病的魏明帝书诏，明帝“困笃，不能”，刘放就上御床，“执帝手强作之”，这也就是“矫诏”。贾后南风使惠帝为诏废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是她利用这位弱智儿的缺陷，也是一种“矫诏”。《晋书·楚王玮传》说：“矫诏召三十六军”、“矫诏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绶，侍中貂蝉”、“矫诏赦亮、瓘官属”等，但是司马玮在“绑赴法场”时，对监刑官出示“怀中青纸诏”说是冤枉，看来“矫诏”的可能不是楚王玮，而是贾后及其同谋侍中、中书监张华。[225]门下侍中“上驳诏命”权本是用于对付中书监令越权草诏的，现在合为一人，自然就无法起作用了。
东晋初，曾一度并中书入散骑，其中自然很有文章。《御览》卷220引《王导表》称：“臣得除中书监、持节，专一所司，竭诚保傅，惟力是视。”王导为太子太傅时，“刘隗用事，导渐见疏远”，而中书舍人刘超负责草拟诏命；中书监令实际上成为虚名，而用事的刘隗正是散骑常侍，[226]元帝此时正企图建立自己能指挥的军队和充分发挥原晋王府、相府僚佐的作用，以解脱“王与马，共天下”，即一个政权、两个中心的局面。以中书并入散骑约在此时。建军失败，首先将刘超等人下放为县令，中书职权自然恢复，而散骑省日益成为冗散渊薮，其因果或即在此。相对而言，东晋时期中书之权实大于侍中，与王权屡振屡蹶有关。
南朝时，君主们企图通过加强散骑省的地位来增强对中书省权力的约束，先后有过3次措施。一次是在刘宋初年，将散骑省改为集书省，并使之从门下省文属的地位独立出来。第二次是刘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公元456年），企图通过起用几位名士充任散骑常侍来提高集书省的地位。以上两次收效甚微。第三次是梁武帝天监六年，采取分给实权、裁员定编的措施，到陈代似乎显现了它的作用。但是从整个决策系统而言，削弱门下，增强集书，都只是在“下驳章奏”、“上驳诏命”的机构内部打圈子，仍然无法改变中书省权力过大的局面和影响。《通典》卷22《职官·尚书省总论》说：“至梁、陈，举国机要，悉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门下；而尚书，但听命受事而已。”这大概基本上反映了南朝后期决策权和执行权分割的状况，但门下省“献纳之任”，距离独立的、职权明确的下制尚书、上限中书的决策机构，还要走一段不太短的路程。
北朝各国是少数族军事贵族建立的政权。从政治体制上看，往往多仿效魏晋。但是，由于传统习俗的深刻影响和民族差异的存在，少数族军事贵族们，其生活习俗亲近融洽，往往远比政治上的启迪来得自然、亲切，因此，对侍从左右，“切问近对”的侍中、黄门侍郎（尤其是中侍中、中黄门），对军事贵族出身的君主，远比“掌文案”、“典尚书奏事”的中书监、令们要亲近得多。这大概正是北魏前期侍中“辅政”，[227]北魏后期“政归门下”[228]的重要原因。
东魏时期，高澄为中书监，曾经“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229]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中书地位的提高起过一定的作用。
隋代周立国，北齐和陈的现行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在内），不会作为包袱全盘保留下来，而是作为可以随意打破、增减的战利品被占有，并根据隋朝统治者的需要进行改造，特别是有关政治制度，扬长避短，互为补充而在隋代发挥作用。隋并集书省入门下，并把中书、门下从君王侍从机构的性质，改变为朝官机构，又对尚书、中书（内史）、门下的权力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而为唐初三省分立制的完成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必要的条件。[230]
唐初，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立制的形成，把以皇帝为核心，包括司徒、司马、司空为基本骨干的“三公”制，分割成为决策、审议和执行三个职能比较明确的官僚系统，即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个相对独立的官僚集团。而决策、审议关系密切，它正是皇帝赖以处理军国大事的机要所在，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核心。这一点，在近400年的魏晋南北朝，三省制正处于探索前进的过程之中。
[1]《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
[2]《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3]《晋书》卷24《职官志》。
[4]《宋书》卷39《百官志》上。
[5]《魏书》卷6《显祖纪》。
[6]《周书》卷1《文帝纪》上。
[7]《隋书》卷27《百官志》中。
[8]《通典》卷19《职官典·宰相》。
[9]《通典》卷19《职官典·序》。
[10]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一章《中央官制》。
[11]《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
[12]《三国志》卷59《吴书·孙登传》注引《吴录》、卷48《吴书·孙皓传》。
[13]《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黄初元年十一月。
[14]洪饴孙：《三国职官表》上。
[15]《通典》卷20《职官·三公总叙》。
[16]《三国志》卷24《魏书·高柔传》。
[17]《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
[18]《御览》卷207《职官·太尉》引《齐职仪》，《三国志·文帝纪》诏文字稍异。
[19]《三国志》卷13《魏书·钟繇传》。
[20]《三国志》卷24《魏书·崔林传》。
[21]《御览》卷690《服章部·衮衣》引《傅子》。
[22]洪饴孙：《三国职官表》上。
[23]《南齐书》卷16《百官志》。
[24]《隋书》卷26《百官志》上。
[25]《魏书》卷113《官氏志》。
[26]《隋书》卷27《百官志》中。
[27]《隋书》卷27《百官志》中。
[28]《周书》卷2《文帝纪》下。
[29]《周书》卷7《宣帝纪》。
[30]洪饴孙：《三国职官表》上。
[31]《晋书》卷24《职官志》。
[32]《宋书》卷39《百官志》上。
[33]《宋书》卷39《百官志》上、《南齐书》卷16《百官志》。
[34]《南齐书》卷16《百官志》。
[35]《隋书》卷26《百官志》。
[36]《通典》卷20《职官·总叙三师三公以下官属》。
[37]《通典》卷20《职官·总叙三师三公以下官属》。
[38]《隋书》卷27《百官志》中，《通典》卷20《职官·总叙三师三公以下官属》本注。
[39]《晋书》卷1《宣帝纪》。
[40]《晋书》卷2《文帝纪》。
[41]《宋书》卷39《百官志》上。
[42]《宋书》卷39《百官志》上。
[43]《宋书》卷39《百官志》上。
[44]《魏书》卷113《官氏志》。
[45]《魏书》卷113《官氏志》。
[46]《唐六典》卷10“秘书监”本注。
[47]《唐六典》卷10“著作局”本注。
[48]《晋书》卷45《和峤传》。
[49]《唐六典》卷9《中书令》本注，《三国志》卷4《魏书·齐王芳纪》、卷16《魏书·杜恕传》注引《魏略》、卷24《魏书·崔林传》。
[50]《通典》卷21《职官·中书令》。
[51]《御览》卷220《职官部·中书监》引《晋诸公赞》：“华廙为中书监，时事多不泄。”
[52]《唐六典》巷9《中书省·中书侍郎》本注引《晋令》。
[53]《通典》卷21《职官·中书侍郎》。
[54]《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侍郎》本注、《通典》卷21《职官·中书侍郎》。
[55]《通典》卷21《职官·中书舍人》。
[56]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一目《中书的成立及发展》；按《初学记》所载简略概括，当以《宋志》具体为可信。
[57]《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舍人》本注引《晋今》。
[58]《三国志》卷14《魏书·刘放传》，《通典》卷21《职官·中书令》。
[59]《三国志》卷14《魏书·刘放传》注引《魏氏春秋》。
[60]《三国志》卷14《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
[61]《三国志》卷14《魏书·刘放传》。
[62]《御览》卷220《职官·中书监》引《环济要略》，按，《隋书》卷33《经籍志》记环济撰《帝王要略》12卷，“纪帝王及天官、地理、丧服”，环济为晋朝人。
[63]《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
[64]见陈仲安等著《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一目《中书的成立与发展》。
[65]《艺文类聚》卷48《职官·中书令》引《晋诸公赞》。
[66]《晋书》卷39《荀勖传》。
[67]《初学记》卷11《职官·中书令》引谢灵运《晋书》。
[68]《艺文类聚》卷48《职官·中书令》引《晋中兴书》。
[69]《逋典》卷21《职官·中书令》。
[70]《唐六典》卷9《中书令》本注，《通典》卷21《职官·中书省》。
[71]《宋书》卷40《百官志》下。
[72]《宋书》卷40《百官志》下。
[73]《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注引《世语》。
[74]《北堂书钞》卷57《设官·中书舍人》注引《张华别传》。
[75]《通典》卷21《职官·中书侍郎》本注，《晋书》卷36《张华传》。
[76]《晋书》卷39《荀勖传》。
[77]《晋书》卷42《王济传》。
[78]《通典》卷21《职官·中书侍郎》注引。
[79]《御览》卷220“中书监”条引《晋诸公赞》。
[80]《北堂书钞》卷57《中书侍郎》注引《嵇氏世家》。
[81]《晋书》卷89《忠义·嵇绍附从子含传》。
[82]《晋书》卷39《荀勖传》。又《北堂书钞》卷57《中书舍人》条本注引《荀勖集》：“晋武帝时，门下辟通事令史伊羡、赵成为中书舍人，对掌文诰。”
[83]《晋书》卷70《刘超传》。
[84]《北堂书钞》卷57《中书舍人》引《晋中兴书》。
[85]《宋书》卷60《王韶之传》。
[86]陈仲安等著《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一章第三节一目。
[87]《北堂书钞》卷57《中书舍人》注引《晋中兴书·东莞徐录》称：“烈宗（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礼学之士，后将军谢安举（徐）邈应选，补中书舍人，在西省，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晋书》卷91《儒林·徐邈传》所载略同，唯“后将军”作“太傅”。
[88]此据《南史》卷77《恩幸传序》；按晋时，中书通事舍人为第七品，陈为八品；宋、齐《百官志》不载中书通事舍人的品秩。
[89]《宋书》卷40《百官志》下。
[90]《宋书》卷94《恩幸·戴法兴传》。
[91]《宋书》卷94《恩幸·阮佃夫传》。
[92]《宋书》卷94《恩幸传序》。
[93]《通典》卷21《职官·中书令·中书舍人》。
[94]《隋书》卷26《百官志》上。
[95]《通典》卷21《职官·中书令·中书舍人》。
[96]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一目《中书的成立与发展》。
[97]《魏书》卷113《官氏志》。
[98]《魏书》卷67《崔光传》。
[99]据《魏书》卷63《王肃传》，肃死于寿春，时宣武帝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同传《王绍附传》称：“绍，肃前妻谢生也，肃临薨，谢始携二女及绍至寿春。”
[100]《王使君（绍）墓志》，《芒洛冢墓遗文》卷上。见《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第11册。
[101]《北齐书》卷39《崔季舒传》，内伎属中书，倒是沿袭下去了。
[102]《隋书》卷27《百官志》中。
[103]《通典》卷21《职官·中书令》，《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本注。
[104]《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注。
[105]《通典》卷21《职官·散骑常侍》：“虽隶门下，而别为一省”。自注引潘岳云：“寓直散骑省。”
[106]《晋书》卷24《职官志》。
[107]《晋书》卷24《职官志》。
[108]《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注。
[109]《晋书》卷24《职官志》，《北堂书钞》卷58“侍中”引《晋官品令》，《初学记》卷12“侍中”引《齐职仪》。
[110]《晋志》和《通典》均作“兴宁四年”，《晋志》校勘记称哀帝兴宁无四年，疑有误字。因此，仅称“兴宁中”。
[111]《初学记》卷12《职官·侍中》引戴逵《竹林七贤论》。
[112]《御览》卷219《职官·侍中》引《山公启事》。
[113]《唐六典》卷8《门下省·黄门侍郎》注。
[114]《初学记》卷12“给事黄门侍郎”。
[115]《北堂书钞》卷58“给事黄门侍郎”引。
[116]《初学记》卷12“黄门侍部”注引王隐《晋书》。
[117]《北堂书钞》卷58“给事黄门侍郎”引王隐。《晋书》。
[118]《初学记》卷12“散骑常侍”正文，同条注引《魏书》称“延康元年（公元220年）置”。
[119]《晋书》卷24《职官志》。
[120]《唐六典》卷8《门下省·左散骑常侍》注。
[121]《初学记》卷12“散骑常侍”。
[122]《晋书》卷24《职官志》“散骑常侍”。
[123]《晋书》卷24《职官志》“散骑侍郎”下。(https://www.daowen.com)
[124]此处从《唐六典》卷8“门下省·给事中”注。
[125]《初学记》卷12“给事中”注引荀绰《兖州记》。
[126]《初学记》卷12“给事中”注引王隐《晋书》。
[127]《初学记》卷12“给事中”注引《晋起居注》载武帝太康七年诏。
[128]《御览》卷221《职官·给事中》引《胡广集》。
[129]《北堂书钞》卷58“给事中”注引《束皙集》。
[130]《北堂书钞》卷58“奉朝请”注引晋太常刘实（寔）疏：“廊庙诸王，见在奉朝请，宜兼三公。”诏可。刘寔为太常，在武帝咸宁中（公元275～279年），又同卷引晋武帝诏：“陇西王世子越、附马都尉杨邈，并可奉朝请，俱与太子游处也。”
[131]《晋书》卷24《职官志》；西晋末，把晋王司马睿拥上皇帝宝座的有一大批“投刺王官”。
[132]《北堂书钞》卷58“奉朝请”注引《晋起居注》称“武宁三年诏”，按晋无“武宁”年号，从内容推测当是东晋明帝“太宁”之讹。
[133]《晋书》卷24《职官志》。
[134]《御览》卷219引《汉官仪》。
[135]《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本注。
[136]《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注引蔡质《汉官典职》。
[137]《通典》卷21《职官·门下侍中》。
[138]《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注引《献帝起居注》。
[139]《诵典》卷21《职官·散骑常侍》。
[140]《三国志》卷13《魏书·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时间据同书《陈群传》。
[141]《通典》卷21《门下省·侍中》正文：“门下省，后汉谓之侍中寺。”杜佑自注：“嘉平六年，改侍中寺”，自相矛盾。此处从《唐六典》注，秦汉只称侍中曹，晋改门下省，嘉平六年当是由侍中曹改侍中寺。
[142]《晋书》卷24《职官志》。
[143]《曹植集》载《赠侍中王粲诗》。
[144]《通典》卷21《门下省·侍中》，在叙述晋事时，提到此为“旧”制，从文中涉及中领军、中护军，当为曹魏时制度。
[145]《三国志》卷16《魏书·苏则传》注引《魏略》。
[146]《晋书》卷3《武帝纪》。
[147]《北堂书钞》卷58“散骑常侍”注引《华峤集》；《御览》卷224也引《华峤集》，但最后多“兼与中书，共参著作事”两句。
[148]《三国志》卷21《魏书·刘劭传》。
[149]据《晋书·职官志》，惠帝永平（公元291年）中，复秘书监，兼统著作省。按永平只有——三月，三月即改元“元康”，华峤元康初为秘书监，似为复置后的首任。
[150]《晋书》卷44《华表附子峤传》。
[151]《高僧传》卷6《释惠远传》。
[152]《晋书》卷75《王湛附曾孙坦之传》。
[153]从上表至此，均据陈仲安等撰《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一章第三节二目《门下省的发展与变化》改写而成。
[154]庾亮迁中书监，实为王敦“推荐”，见《御览》卷220“中书监”引王敦表，可能是崇其位而去其权。
[155]《北堂书钞》卷58“秦朝请”注引《晋起居注》。
[156]《晋书》卷70《刘超传》。
[157]《北堂书钞》卷58“散骑常侍·集比诏书”条引《晋中兴书》称：“熙（兴之讹）宁二年（公元364年），桓温奏请散骑常侍二人，复置四人，凡一省文书奏表，意异者，为散骑常侍。”此条应有脱文，其意与《隋志》略同。若此则东晋中期，又曾恢复散骑的“省驳权”。
[158]《晋书》卷92《文苑·庾阐传》。
[159]《北堂书钞》卷58《散骑常侍》注引《晋中兴书》。
[160]《北堂书钞》卷58《散骑侍郎》注引《束皙传》。
[161]《宋书》卷39、40《百官志》。
[162]《宋书》卷63《殷景仁传》。
[163]《唐六典》卷8“侍中”注。
[164]《南齐书》卷16《百官志》。
[165]《南齐书》卷32《阮韬传》。
[166]参《宋书》卷59《何偃传》，卷87《萧惠开传》。
[167]《南齐书》卷16《百官志》。
[168]《宋书》卷87《萧惠开传》，惠开解职表称何偃“恃恩使贵”“诃胁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议，专载己辞”。
[169]《宋书》卷75《王僧达传》。
[170]《南齐书》卷16《百官志》。
[171]《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注。
[172]《南齐书》卷43《江斅传》。
[173]《南齐书》卷46《陆慧晓传》。
[174]《南齐书》卷16《百官志》。
[175]《隋书》卷26《百官志》上。
[176]《魏书》卷113《官氏志》。
[177]《魏书·官氏志》载前《职令》仅有“中常侍，正二品上”，此处据《唐六典》卷8“侍中”注。
[178]《魏书》卷113《官氏志》。
[179]《魏书》卷7《裴植传》。
[180]《魏书》卷41《源贺附子怀（原名思礼，后赐名为怀）传》。
[181]《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
[182]《魏书》卷9《肃宗纪》。
[183]《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
[184]《魏书》卷38《王慧龙附重孙遵业传》。
[185]《隋书》卷27《百官志》中。
[186]《北齐书》卷39《祖珽传》。
[187]《御览》卷219“职官·侍中”引，《艺文类聚》卷48引。
[188]《北齐书》卷50《恩幸·韩宝业等附陈德信传》。
[189]《通典》卷21《职官·门下·侍中》，《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注。
[190]《晋书》卷24《职官志》，《初学记》卷12《职官·侍中》。
[191]《通典》卷21《门下省·散骑常侍》。
[192]王素著《三省制略论》第163～186页。
[193]关于此一现象的出现和梁武帝职官改革的关系，下面即将谈到。
[194]《宋书》卷84《孔觊传》。
[195]《南史》卷33《范泰附子晔传》。
[196]《南齐书》卷16《百官志》。
[197]《宋书》卷84《孔觊传》；此次改革无任何成效，据《南齐书·百官志》，至南齐武帝永明（公元483～493年）中，仅奉朝请一职，就有600余人。
[198]《隋书》卷26《百官志》上。
[199]《隋书》卷26《百官志》上。
[200]《通典》卷21《职官·散骑常侍》。
[201]指袁枢，天康元年（公元566年）为散骑常侍，左仆射，一年后即病逝。《陈书》卷17《袁敬附兄子枢传》；参考王素《魏晋南北朝真宰相表》，见《三省制略论》第175页。
[202]《魏书》卷113《官氏志》。
[203]《魏书》卷63《宋弁传》，卷7下《高祖纪》下。
[204]《北史》卷26《宋隐附从重孙弁传》；《魏书》卷63《宋弁传》“庶兄”作“粗冗”，误。
[205]《魏书》卷113《官氏志》。
[206]《魏书》卷63《宋弁传》魏收语。
[207]参看黄惠贤、聂早英《﹤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
[208]《魏书》卷77《羊深传》。
[209]《北史》卷83《文苑·樊逊传》。
[210]《宋书》卷40《百官志》下。
[211]《南齐书》卷16《百官志》；《唐六典》卷8“左散常侍”注：“齐因省祭酒之号。”
[212]此据《隋书》卷26《百官志》上及《通典》卷21《散骑常侍》校正。
[213]《隋书》卷26《百官志》上。
[214]《通鉴》卷120“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六月”条。
[215]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否可以称之为“三公”，或者他们之间在品秩方面有多大差距，只是说他们是围绕皇帝的核心集团的成员。
[216]《通典》卷22《尚书省》。
[217]《唐六典》卷10《秘书省·秘书监》注。
[218]《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黄门侍郎》注。
[219]《通典》卷21《职官·中书令》。
[220]《北堂书钞》卷58《职官·散骑常侍》引《魏书》；《初学记》卷12《职官·散骑常侍》引《魏书》。
[221]《初学记》卷12《侍中》注引《齐职仪》。
[222]《三国志》卷14《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
[223]据《通鉴》卷74“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条删略而成。
[224]《晋书》卷3《武帝纪》。
[225]《晋书》卷59《楚王玮传》、卷36《张华传》。
[226]《晋书》卷65《王导传》、卷69《刘隗传》。
[227]《通典》卷21《职官·门下省·侍中》。
[228]《魏书》卷38《王遵业传》。
[229]《北齐书》卷39《崔季舒传》。
[230]参考王素著《三省制略论》第6章第4节《隋对三省制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