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集书省始末
南朝刘宋时期，分文属门下省的散骑省而置集书省。南朝时，集书省所属有“六散骑”、给事中和奉朝请等职官；北朝时，另置谏议大夫；北齐时，领起居省。隋时，除起居省在炀帝时划归内史省外，余职均并入门下，遂无集书省之号。
魏晋时期，侍中、黄门侍郎与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地位相当。君主登殿，侍中“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作为侍从之臣加貂蝉，“侍中左貂，常侍右貂”；[190]而且散骑常侍、侍郎和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因此，散骑常侍“旧为显职，与侍中通官”，[191]似乎没有轻重之分。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从当时宰相的加官情况就可以看出。我们根据王素《魏晋南北朝真宰相表》，[192]除去蜀汉、孙吴、北周宰相加官不涉及侍中、散骑者外，可化为数字简表于下：
上表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真宰相加散骑者较多，与加侍中者约为1∶3。南北朝时期，真宰相几乎极少加散骑，南朝为1∶7；北朝更低，为1∶18。从数字看，散骑在南朝似乎地位要比在北朝高。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南朝的4个宰相加散骑常侍者都集中在陈朝，而宋、齐、梁三代无一人，这与北朝之北魏、东魏、北齐无一人加此官者十分相似；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陈朝4个宰相加散骑常侍，几乎与加侍中者相等，这很可能与梁武帝职官改革有关。[193]
南朝集书省地位之日趋低落，实源起于东晋。作为集书省前身的东晋散骑省，早已存在两大致衰之因：一是副职极不稳定，且有向不受社会重视的文籍档案整理和国史修撰方面倾斜的倾向；二是机构庞杂，所属员外散骑常侍、侍郎、给事中和奉朝请均无员额定限，名儒学者与帝室茂亲、贵游子弟杂处。宋承晋制，虽改散骑省为集书省，而职任和机构未变，其结果只能是“职任闲散，用人渐轻”[194]了。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孔熙先从范晔等谋反，文帝以其“望风吐款，辞气不挠”，奇其才，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使孔熙先年三十犹作散骑侍郎，那不作贼！”[195]连最高统治者也知集书省是滞留人才之处；散骑侍郎已属闲散，而“通直、员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渐替”。[196](https://www.daowen.com)
南朝曾对集书省有过两次整顿，以求恢复其相当于门下省的地位。一次是刘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公元456年），孝武欲重集书省人选，特以当世名士孔顗、王彧为散骑常侍。这种既不整顿机构、裁减冗员，又不调整职任，企图增加一两名士来改变集书省冗散滞留的做法，当时就有人认为不妥。侍中蔡兴宗曾对别人说：“选曹要重，常侍闲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实，虽主意欲为轻重，人心岂可变邪！”果然不出所料，“常侍之选复卑，选部之贵不异”。[197]
第二次是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散骑诸官，刘宋以来“或轻或杂，其官渐替”。梁武帝诏称：“常侍、侍中，并奏帷幄，员外常侍，特为清显。”“可分门下二局；委散骑常侍尚书案奏，分曹入集书。通直常侍，本为显爵；员外之选宜参就准人数，依正员格。”[198]次年，定18班，侍中和散骑常侍，同为12班；御史中丞、通直散骑常侍，同为11班；给事黄门侍郎和员外散骑常侍，同为10班。真的做到了“散骑视侍中，通直视中丞，员外视黄门郎”。[199]这次改革最重要的还在于下列两点：①给予部分实权，也就是从门下分出2局（这是机构）；“委散骑常侍，尚书案奏”（这是“平尚书奏章”的实权）。所以《隋书·百官志》在谈到梁集书省的职权时，就明确提出作为副职第一条是“省诸奏闻文书，意异者，随事为驳”。②定编裁员，即“员外之选，宜参就准人数，依正员格”。这条大概是最难的，因为挤在这里不干、也干不了什么事的“冗散”，多是“帝室茂亲”，“贵游子弟”，触犯了他们就会影响到达官贵人的利益。所以从梁到陈，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员外”的人数限额，给事中、奉朝请也是如此；更没有见到有哪些冗员被从集书省中裁撤出来的记载。历史只告诉我们两点：①梁天监改革之后，“常侍终非华胄所悦”；[200]②陈文帝天康元年（公元566年），南朝第一次有真宰相加散骑常侍，[201]如果这与梁武帝改革（公元507年）有关的话，也已经过了整整60年！一个制度废弃之后，一种职务在社会上名声不佳，想要恢复过来，所要花费的时间几乎与废弃的时间相等（刘宋建国到孝建改革是36年；大明到天监七年是50年）。也就是说，即使“改之以实”，“人心轻重之变”还需要时间；何况部分是“实”，部分仍“虚”呢！
北魏孝文帝改官制，多依南朝宋、齐例。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置集书省，有六“散骑”等为“东省官”，与二卫、四军、五校之“西省官”相对。但与宋、齐略有不同，其员外散骑常侍、侍郎均有定员。[202]因此，此后一段时期，集书省官的地位明显地比宋、齐为高。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七月，宋弁以中书侍郎兼员外散骑常侍，为出访萧齐的正使，使还，转散骑侍郎，“时，散骑位在中书之右”。[203]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迁散骑常侍，不久，又转迁右卫将军，领黄门，宋弁屡表辞让，孝文帝称：“常侍者黄门之庶兄，领军者二卫之假摄，不足空存推让，以弃大委。”[204]此时，作为皇帝亲近的侍卫官共置门下和东、西三省。散骑常侍为东省正长官，左右卫将军为西省主要首长，而侍中、黄门侍郎则是门下省正副长官。按前《职令》，常侍为正二品下，右卫为从二品下，黄门为从三品中；[205]由常侍转右卫、领黄门，从品秩来说属于“左迁”，因此宋弁不满意，屡表“辞让”。但是，北魏尤重门下，次及东、西二省，由常侍迁黄门，是从“庶”转“嫡”，虽品秩有所下降，而嫡、庶之别尤重；何况职兼文武，均属亲近侍从，所以孝文帝称之为“空存推让，以弃大委”。而魏收也认为“其被知遇如此”。[206]因此，我们认为，北魏改制之后，集书省的地位虽高于南朝宋、齐，但仍不及门下显重。延昌（公元512～515年）中，宣武帝授明亮勇武将军。明亮不高兴，申辩说：“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孝文帝改制，重颁《职令》，钦定姓氏。门第品分姓、族，职官又有清浊。常侍为“第三清”，是门第品中姓类的士族官，当然地位不低；但它仅是“第三清”，职官中“清类”之末，相当于九卿中的司农、太仆（第三清），高于太府（士人官上），而低于光禄、卫尉、宗正、大理和鸿胪（第二清），更低于太常（第一清）。[207]所以，在承认北魏太和改制之后集书省地位高于南朝宋、齐的同时，似乎也不应估计过高。北魏末，类似南朝的问题在北方同样出现了。普泰元年（公元531年），羊深为散骑常侍、卫将军，节闵帝元恭认为，“自天下多事，东、西二省官员委积”，“敕深与常侍卢道虔、元晏、元法寿选人补定，自奉朝请以上，各有沙汰”。[208]随后就是尔朱荣乱政，东、西魏分裂，问题当然无法解决，到北齐时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参者二三千人”。[209]
回顾北朝历史，散骑地位虽为姓类第三清，较南朝宋、齐为高，但仍不及侍中权势；此后每况愈下，至北齐亦难于挽回衰落局面。这大概正是北魏、东魏、北齐真宰相兼侍中者有15人，而无1人加散骑常侍之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