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官员及其职掌
（一）录尚书事
尚书省（台）的主要官员是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另外，从东汉以来，实行“录尚书事”的制度，凡加录尚书事头衔的高级官员，代表皇帝对尚书台的一切事务进行总领。它本身与尚书（台）省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在该尚书省的主要官员之前，先交代“录尚书事”是必要的。
三国时期，魏沿袭东汉，称“录尚书事”；蜀汉或称“录尚书事”，或称“平尚书事”；孙吴称谓更杂，有“录尚书事”、“领尚书事”、“平尚书事”、“省尚书事”和“分平尚书事”等。[1]黄初五年（公元224年），魏文帝以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次年，又以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二月，裴松之注引《魏略》载文帝诏称：“今吾当征贼，欲守之积年”，以尚书令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镇军随车驾，当董督诸军，录行尚书事”。当时是“两录”并置，陈群随驾，“录行尚书事”；司马懿留镇许昌，“录后台（指尚书台）文书事”。这样安排，就能使他“周行天下，无内外之虑”了。诸公加“录尚书事”的头衔，即可总领百官，“职无不总”，“凡重号将军、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节”。[2]因此，录尚书事实际上控制了相当大一部分军政权力。明帝末年，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并以录尚书事辅政。“高平陵之变”，司马懿杀曹爽，独揽大权。其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均曾以大将军等本官，加录尚书事以专制朝政，最后篡魏建晋。
录尚书事又称“总录”，指高官加“录尚书事”者，时仅1人；而“总录”之外，又有诸录并置，甚至分条省录的制度。
西晋时期，何劭、王戎、张华、裴楷、杨济、和峤、司马越，都是以“太傅”录尚书事；[3]这是沿袭东汉中叶恢复“录尚书事”时的旧制，也是西晋录尚书事本官的主流。贾充以太尉、王浑以司徒、司马彤以卫将军、陈准以太尉、司马颖以大将军均录尚书事，这是沿用东汉后期的故技。但在晋惠帝时，太保卫瓘、太宰河间王司马顒、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皆录三省尚书秘书事”，[4]不仅属于“异制”，而且权力比“总录”还要大，仅只没有宣布自己就是皇帝了。
东晋时，王导、蔡谟以司徒，谢安以中书监，司马昱、桓温以丞相，均录尚书事，这还是属于“总录”。孝武帝时，会稽王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并录尚书事，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5]《宋书·百官志》则称为“二录”。[6]二录并置，倒有先例，前述魏文帝时之陈群、司马懿，正始（公元240～248年）年间的曹爽、司马懿，都是“二录”并置。其所以引人注目者，不在于“二录”并置，而是父子“对录”。何充《让录表》说：“咸康（东晋成帝年号，公元335～342年）中，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荀崧、陆晔各录六条事”，此为“三录”并置；又说：“晋江右有‘四录，则四人参录也。”[7]据此，西晋有“二录”、“四录”东晋有“总录”、“二录”、“三录”，可知相对“总录”而言，诸录并置，并非权宜之计。是否“总录”权重，君王有意分其权而行诸录并置之制？
录尚书事又有7条、6条之分，[8]虽不知所录之具体事项，但录“七条”事，不仅东晋有，西晋也有；[9]而录“六条”事自晋咸康之后，是常见于史册。[10]
南朝刘宋前期，彭城王义康以荆州刺史为司徒、录尚书事；[11]而江夏王义恭、南郡王义宣则分别以南徐、徐二州刺史，扬州刺史，或为太尉，或为丞相，录尚书6条事。[12]前者为“总录”，后者均为“分录”。其共同之处在于均以亲王录尚书事，且兼刺史之任，职兼内外，权力甚大，以致多生变乱。至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六月戊子，诏省“录尚书事”。[13]据《宋书·百官志》说，“省录”的原因在于“不欲威权外假”。此后，录尚书事省、置无常。[14]
录尚书与尚书令在萧齐时，并总领尚书20曹，为内台主，“总任弥重”，[15]“行遇诸王以下，皆禁驻，号为录公”，[16]但是，录尚书拜授无策书（相当于委任状或任命书）、无品秩，[17]无单拜之成例。仍然只是王公重臣的加官（或兼职），很有点像魏晋时期的州郡中正。齐高帝萧道成死时，遗诏褚渊单拜录尚书事。此后，拜授虽有策书，仍无品秩。[18]
梁、陈仍有“总录”，[19]但“条录”之制很盛行。西晋、东晋有录尚书“六条”、“七条”之例。陈太建五年（公元573年），孔奂与左仆射徐陵“参掌尚书五条事”。[20]萧梁时，沈约以侍中、右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关尚书八条事”。[21]可见录尚书事，有5条、6条、7条、8条之区别。诸“录”同置和分解尚书事为诸条分“录”，都应当认为是皇权削弱尚书“总录”的方式，不同之点一是分人“共录”，一是分条“分录”。这和先后建立中书、门下省目的均为削弱尚书台（省）的精神是一致的。
北魏前期，不见有“录尚书事”的加官，但往往以大臣“通署三十六曹”、[22]“总三十六曹事”。[23]或者“录三十六曹”。[24]《魏书》称崔玄伯通署36曹为“如令仆统事”[25]似乎说明其实际职能与南朝的“总录”有点近似。孝文帝改制后，北魏有了“总录”。宣武帝景明（公元500～503年）初，曾以北海王元详“录尚书事”。[26]此后，“总录”多见于史籍。天平三年（公元536年）四月，东魏以录尚书事、西河王元琮为司州牧，四年（公元537年）正月，以汝南王元暹为录尚书事，同年十月又以咸阳王元坦录尚书事。[27]从“通署”、“总”、“录”36曹到“录尚书事”的变化，当在孝文帝改制时期，可是前、后《职令》都不载“录尚书”，可能和南朝一样，它只是王公大臣的加官（或兼职），本身无品秩次第，所以《魏书·官氏志》不载。
北齐“录尚书”定员为1人，并称“位在（尚书）令上，掌与令同，但不纠察”，[28]仍无品秩。废帝乾明元年（公元560年）二月乙亥，以太傅、常山王高演为太师，录尚书事；又以太尉、长广王高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29]录尚书事仍是王公大臣的加官，本身没有品秩，这是“常制”；而“录尚书事”和“并省录尚书事”却是“特制”，不同于南朝“二录”并置以分其录尚书之权。因为北齐在其首都邺城和陪都晋阳有两套行政机构，实际上存在两个统率当地尚书省的最高实权人物来充当录尚书事。北周行《周官》之制，不设录尚书，隋亦不置。录尚书制至北周即废。
（二）尚书令
尚书台（省）的正式首长是尚书令、尚书仆射。东汉中叶，权归尚书，尚书令“主赞奏事，总典纲纪，无所不统”。[30]每朝会，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皆专席而座，京师号为“三独座”，[31]其地位很接近西汉时的丞相。
魏晋时期，在中书、门下相继建立的同时，尚书令的职权向政务方面的扩展加速并且逐步走向稳定。尚书令，第三品，秩千石。冠进贤两梁纳言帻，五时朝服，佩水苍玉，铜印墨绶。而位在端右，策命拜受。[32]曹魏时，尚书令“按行文书”，[33]又“奏正分职，料简名实”，[34]已成为名实相符的最高政务官。尚书令属官，除仆射（或左右仆射）、各曹尚书外，也在扩充和规范化。陈矫为尚书令，以军务需要，奏请增郎。[35]说明汉之三署郎官，随着台省的发展，相当大的一部分转向台省，此后；台省遂有侍郎、中郎、郎中等职的大量增置。
西晋时，贾充为尚书令，因目疾奏请置“省事吏”4人，品秩章服与诸曹令史同。置省事，自此始。[36]魏晋尚书令，作为最高政务官，总率百官，位实权重。
南朝刘宋时，孝武帝曾指出：“尚书百官之元本，庶绩之枢机。”[37]尚书政务的性质十分明确。但是，“事无巨细，悉归令、仆”，[38]以致政务纷繁，令仆任重。从而出现了尚书令自主勇退，[39]或者尚书令仆遇事相互推诿[40]的情况，或因仆射身为皇亲国戚，“任遇隆重”，尚书令自知无法履行职权；[41]或因尚书令本人疏懒，以至庶政芜杂，甘居虚闲。[42]其根源当在于贵族政治的恶劣影响。
萧齐时，尚书令为“内台主”，总领尚书20曹。行遇诸王以下，“皆禁驻”。[43]职重位尊。萧梁增尚书令秩为中二千石，班第16；陈更增至品第一。[44]但是，据说因人选难得，所以“皇代以来，无人则阙”。[45]
北魏、北齐，尚书令均为第二品。[46]北齐尚书令除了仍然是尚书省的最高首长以外，还负责“弹纠见事，与御史中丞更相廉察”。[47]
东汉时，以六曹尚书并尚书令、仆2人，合称“八座”。曹魏置五曹尚书，二尚书仆射（左、右），一尚书令，合为“八座”。南朝宋、齐“八座”与曹魏同；而两晋及南朝梁、陈，却不见有“八座”之说。[48]
（三）尚书仆射
东汉时，尚书台置尚书仆射1人。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以执金吾荣邵为尚书左仆射，卫臻为右仆射，仆射分置左、右，实起于此。[49]自曹魏以至西晋，仆射分合无常，置二则分称左、右仆射，置一则只称尚书仆射。尚书令缺，则左仆射为台（省）主。[50]《晋书·职官志》称，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省一仆射”。但据《晋起居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四年和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均置左、右仆射；[51]则咸宁四年省一仆射，不久即已复置。(https://www.daowen.com)
东晋以至南朝，祠部尚书与右仆射通职，祠部尚书不常置，以右仆射摄领；若右仆射缺，则以祠部尚书知右仆射事；[52]若左、右仆射皆缺，则置尚书仆射以主左事，置祠部尚书以知右事。[53]
魏晋时期，尚书仆射职权主要是省读文书，综理奏事。[54]其服饰印绶，与尚书令同。[55]曹魏时，卫臻以“右仆射典选举”，[56]陈泰以“尚书左仆射典选举”，[57]毛玠以尚书仆射领选曹。[58]西晋武帝承袭曹魏故事，以尚书仆射山涛领吏曹，此后常以为据，至南朝萧齐时，也常以仆射典选举，摄领吏部。[59]
根据《宋百官阶次》的记载，尚书仆射胜于“右”而减于“左”，其职望处于左、右仆射之间。仆射具有执法的职权，置二则为左、右二执法；又与列曹尚书，分领诸曹郎。[60]其兼掌弹举之职，似起于刘宋。[61]
萧齐时，左、右仆射行则分道。左仆射领殿中、主客二曹；右仆射领祠部、仪曹二曹。[62]《南齐书》卷16《百官志》载左、右仆射职责与工作程序。称：①诸曹郊庙，园陵，车驾行幸，朝仪，台内非违，文官举补、满叙、疾假事；②诸吉庆、瑞应众贺，灾异、贼发众变，临轩崇拜，改号格制，莅官铨选；③诸除署、功论、封爵、贬黜、入议、疑献及通关案。均以左仆射为主，右仆射次经。唯有“黄案”，则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在省内反复一次，即“左仆射、右仆射署朱符见字，经都丞竟，右仆射横划成目，左仆射划，（尚书）令划”，这一程序才算完成。[63]如果“右官缺，则以次并划；若无左、右，则直置仆射在其中间，总左、右事”。齐、梁、陈时，右仆射迁左仆射，“左仆射美迁尚书令”。[64]
自魏晋以至南朝的宋和齐，尚书仆射“秩皆六百石，品并第三”。萧梁初，仆射“品犹第三，秩中二千石”。[65]天监七年（公元508年）武帝革选，尚书左、右仆射均为第15班；陈时，尚书仆射更增为品第二。[66]
宋、齐时期，尚书仆射之职，多为侨姓士族垄断，江南士族也很少能充此职。建元（公元479～482年）初，齐高帝欲用吴郡张绪为右仆射，问王俭，俭说：“南士由来少居此职。”时褚渊在座，说：“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又说：“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结果是“上乃止”。[67]南朝时，朝会，尚书仆射与御史中丞座位，东西相当。萧梁大同（公元535～545年）中，张缵为尚书仆射，胞弟绾为御史中丞，元旦朝会，百官就列，张缵兄弟，高位而对座，时人以为荣。[68]
北魏前《职令》，尚书左、右仆射，为从一品中阶；后《职令》，尚书仆射为从二品，“若并置左右，则左居其上，右居其下”。[69]北齐尚书仆射品秩沿袭北魏。仆射“职为执法，置二则为左、右仆射”，“左纠弹，右不纠弹”。又称，录尚书、尚书令和尚书仆射，“总理六尚书事，谓之‘都省’”。[70]北周行《周官》之制，不置尚书仆射。
（四）尚书左、右丞
尚书台（省）置左、右丞各1人，此制起于后汉光武，[71]至隋不变。
魏、晋以至南朝的宋、齐，左、右丞都是第六品、秩四百石；铜印黄绶，绛朝服，进贤一梁冠。[72]梁武帝改制，左、右丞虽同为第四品、秩六百石；但左丞班第九，右丞班第八，右低于左。陈袭梁制。[73]北魏后《职令》，左丞为从四品上，右丞从四品下；[74]北齐沿袭不改。[75]
魏晋时，尚书左丞主台内禁令以及宗庙祠祀、朝仪礼制、选用署吏和给假等事；右丞掌内库藏庐舍、器用之物和廪振民户租布、刑狱兵器，督录远道文书章奏事。[76]左丞主台内禁令，按制度规定八座（尚书令、仆射和五曹尚书）之下，皆可弹纠，[77]但是左丞“职轻事重，以贱制贵，所以难居”。[78]就二丞职权而论，右轻于左，魏晋南北朝都是如此，这大概正是萧梁和北魏改制时，右丞班次或品秩略低于左丞的原因所在。
刘宋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发生御史中丞何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相互纠弹案，谢元擅自预支次年太尉江夏王义恭年俸钱、布逾“旧制”，为何承天弹劾，案发后，谢“元及使令史取仆射孟顗命”。[79]说明，左丞处理事务须遵得仆射指令，而左丞弹举的范围有时还可出“台内”。台内经行的符疏，左、右丞须加印封。[80]萧梁时，左、右丞佐令、仆知尚书省事。所有尚书省的文书送诣中书省前，如属机密，都以囊袋盛好，由左丞印封。远道文书章表奏事，由右丞来督录，而近道文书章表奏事，则由左丞来督录，[81]此制当起源于晋，《晋志》记载简略，又有缺漏。
关于尚书左、右丞的职掌，《南齐书》卷16《百官志》记载较详。它指出“左丞”职掌有5条：①宗庙郊祀、吉庆、应瑞、灾异；②立作格制；③掌诸弹案；④选用除置吏；⑤吏补满，除遣注职。前一项属于宗教祭祀；二、三项属于法制；四、五项为人事管理。“右丞”的职掌更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①有关百工兵士的管理：兵士百工补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廪拘兵工，死叛考剔讨补，差分百役，兵器诸营署人领；②民政管理：内库外库所藏谷帛，（廪赈）[82]州郡租布，民户移徙，州郡县并帖，城邑民户割属，以及创业诤讼田地、船乘；③官吏管理，刑罪（狱），[83]刺史二千石令长丞尉被收及免赠，文武诸犯削官事。除此之外，《南齐志》还提到处理案奏的工作程序：“白案”，右丞上署，左丞次署；“黄案”，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诸立格制”及详献大事、宗庙朝廷仪体，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这是魏晋南朝有关尚书左、右丞职责最详的记载，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否可以看成是尚书组织结构日臻完善的反映”。[84]
北齐时，尚书左丞掌吏部、考功、主爵、殿中、仪曹、三公、祠部、主客、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千石、度支、左右户17曹，并弹纠见事；又主管辖台中，有违失者，兼纠驳之。尚书右丞掌驾部、虞曹、屯田、起部、都兵、比部、水部、膳部、仓部、金部和库部11曹；亦管辖台中；又主凡诸用度杂物、纸、灯、笔、墨、帏帐；“唯不弹纠，余悉与左同”。[85]左、右丞分辖诸曹，与南朝齐、梁时左、右丞所主诸职责似有一定联系或沿袭关系。
（五）都令史、令史等
东汉尚书台置令史21人，“主书”，“皆选兰台、符节上称简精练有吏能者为之”。[86]汉末曹魏时期，令史皆八品。[87]尚书郎起草文案，呈示令、仆，然后交给“令史书之”，如果“书之不好，令史坐之”。[88]《晋百官公卿表》称：“尚书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89]又置正令史120人，书令史130人。[90]魏晋以来，用人常轻。[91]
南朝宋、齐，置都令史8人。萧梁都令史为5人。[92]天监（公元502～519年）初，武帝制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虽求材，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流，每尽时彦，庶同特领，秉此群目。”据制，时太学博士刘纳、孔虔孙、司空法曹参军刘显、萧轨和宣毅墨曹参军王顒，“并以才地兼美，首膺兹选”。[93]陈袭梁制，都令吏5人，品第八。[94]《齐职仪》称，“自魏晋宋齐，正令史、书令史皆有品秩，朱衣执版，进贤一梁冠”。[95]令史咨事，不得外宿；[96]职卑位微，不得参与陵庙拜谒。[97]梁、陈时，正令史、书令史员额与晋同。[98]
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有尚书36曹，每曹置“代人”令史1人，译令史1人，书令史1人。[99]太和定制，令史为流外勋品，虽亦朱衣执笏。[100]北齐时，尚书郎判事，正坐，书令史过事。“洛京、邺都，令史皆平揖郎，由来无拜。”[101]
掌故和主事令史，皆渊源于两汉。北魏于尚书诸司，置主事令史。[102]北齐又于“吏部、仪曹、三公、虞曹、都官、二千石、比部、左户，各量事置掌故、主事员”。[103]当系于诸剧曹、掌仪礼诸曹中，酌量需要，置掌故、主事令史，此北朝之别制。
尚书台（省）中最重要的官员，除令仆外，是诸曹尚书和郎，这些将在下节专门叙述，在此就不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