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花了十年的时间准备，十个小时便结束了考察”
——乔治·威廉·施特勒在阿拉斯加经受的磨难

在18世纪初，关于人类居住的地球，欧洲人所知最少的部分之一是北太平洋一带。1603年，西班牙船只从墨西哥沿着加利福尼亚南部海岸航行，到达了北纬43°——布兰科岬（Cape Blanco）的北部，就掉头返回了。一个世纪后，1706年，俄国人抵达了下一个被发现的陆地——五千英里之外的堪察加（Kamchatka）北半岛，位于亚洲的东部边缘。这两个半岛的自然条件对比鲜明，一个炎热干旱，另一个有大半年被积雪覆盖和大雾笼罩。这一迹象表明，两点之间有大片未知地带。填补这个空白是航海家的艰巨使命。堪察加半岛从波罗的海延伸到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帝国版图的极限。穿越茫茫大海去东方会发现什么呢？这完全是个未解之谜。1648年，俄国商人谢明·迭日涅夫（Semen Deshnev，又译作谢苗·杰日尼奥夫、西姆仁·杰日尼奥夫）驾驶一艘破旧的船，绕过西伯利亚的最东端，也就是现在的迭日涅夫角（Cape Deshneva，又译作杰日尼奥夫海角），但他留下的航线信息残缺不全。^[1]当彼得大帝在1716年和1717年访问西欧国家的首都时，他无法回答关于俄属亚洲大陆的具体问题。在此次和早些时候的访问中，沙皇接触了伦敦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的成员，对欧洲学术团体所做的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24年，沙皇向参议院提议组建俄国科学院。他去世后不久，科学院于172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成立，十六名创始成员中没有一个是俄国人。沙皇在临终前还任命了维特斯·白令担任堪察加半岛东部探险的指挥官。白令出生于丹麦，1704年加入俄国海军后稳步升迁。^[2]

白令的第一次远航通常被称作“第一次堪察加远征”。近年来，围绕这次远航的动机，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未能得出结论。人们提出了几种可能的动机：测绘堪察加北部的亚洲海岸，探索传说中荷兰海员在堪察加东南海域发现的陆地，发现亚洲和美洲之间的联系。白令一行从波罗的海边的圣彼得堡出发，穿过西伯利亚，历经三年，跋涉六千英里之后，抵达堪察加的东海岸。他在那里造了一艘小舰，叫作圣加布里埃尔号（St Gabriel），于1728年夏向东穿过横跨亚洲和美洲的一道海峡，后被命名为白令海峡。随后，他在大约北纬67°24′的位置掉转了船头，因而没有发现对面的海岸，这导致了后来人们对这次航行的不同解释。四年后，米哈伊尔·格沃斯杰夫（Mikhail Gvosdev）在白令曾经驾驶过的一条旧船上航行时，发现了阿拉斯加的海岸，但他不能确定它是否为美洲大陆，谨慎地称之为“bolshaya zemlya”，意思是“大陆地”或“大国家”^[3]。

1731年，海军学院、科学院和参议院商讨决定任命白令为另一次探险的指挥官。“第二次堪察加半岛远征”，或称“伟大的北方远征”是18世纪由政府发起的最雄心勃勃的探险之一。它涉及一系列探险活动，包括勘测西伯利亚海岸及河流，朝南穿过千岛群岛（Kuril Islands），直达日本。白令的主要任务是勘测在海图上尚为空白的美洲海岸，直至南部的加利福尼亚。白令首先在鄂霍次克（Okhotsk）建造了两艘双桅船。鄂霍次克是俄国人于1647年建的一个小港口，面对横跨鄂霍次克海的堪察加半岛。之后，他们在堪察加半岛东南海岸的阿瓦查湾（Avacha Bay）过冬，准备远航。这一远征探险历经十年，舰队指挥白令率领科学家和军官们组成的一支联合部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包括漫长的跋涉、严酷的气候、财政困难和当地居民的抵制。他们穿越数千英里的险要地带，冬天抗严寒，夏天遇洪水。凡是在当地无法获得的供给——从造船材料到武器和弹药，都必须用雪橇、筏子或马匹运送。在彼得一世统治的最后一年，远征队雇的运输和搬运工达数千人，耗资巨大，相当于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4]由于陆地运输极其困难，乃至一度考虑改走海路，绕合恩角航行半个地球，为在鄂霍次克的探险队运送给养。

被一同派去参加探险的还有法国天文学家路易·德利尔·德·拉克罗伊尔（Louis Delisle de la Croyère），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是地理学家约瑟夫-尼古拉斯·德利尔（Joseph-Nicolas Delisle），自1726年便在圣彼得堡科学院就职。应俄国政府的要求，路易·德利尔制作了一张地图^[5]，极大地影响了白令的航线选择，因为它标明在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北部海域存在大片潜在的富庶国土——虾夷岛（Yezo，今北海道）、卡帕尼地（Company Land）和伽马地（Gama Land）。加入探险队的还有两位来自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德国学者——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和约翰·乔治·格梅林（Johann Georg Gmelin）。米勒的任务是“描述探险队穿越地区的人类史”；格梅林则负责考察自然史——从严格的实践角度来说，这是1732年参议院给白令下达的指令中唯一同自然史相关的内容。以下是那个时期官方给所有俄国探险队颁布的标准指令：

在探索远航过程中，应当寻找天然良港及可提供造船木材的森林。派矿物学家带向导上岸勘察。倘若在俄国管辖的地区发现贵金属矿藏，应通知鄂霍次克的指挥官和其他有关的重要官员，并派遣船只、矿工和工匠，携带仪器、机械和其他物资，进行开采。^[6]

1736—1737年冬天，米勒和格梅林因故退出了探险队，米勒后来撰写了一部白令远航史。矿物学和植物学家乔治·威廉·施特勒取代了格梅林，他是在德国出生的年轻学者，最终扮演了意想不到的角色，在白令最后一次远航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施特勒曾在哈雷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受过教育，该校的几位教授同俄国有密切关系。1736年，“访问外国的强烈欲望”^[7]促使年仅27岁的施特勒去了俄国，在诺夫哥罗德（Novgorod）主教的手下担任医生。第二年，圣彼得堡科学院任命他为自然史讲师（比教授低一级），并且作为马丁·斯宾伯格（Martin Spanberg）远航船的成员，参加“伟大的北方远征”，驶往日本。在西伯利亚的长途旅行揭示了施特勒的个性和品格。格梅林和米勒旅行时派头十足，总是带着搬运工、仆人和厨师等几十个随从，施特勒的行装则极为简朴。正如格梅林描述的：“他把自己［的家务事］减到最少。”他用同一个杯子喝啤酒、蜂蜜酒和威士忌。他完全不沾葡萄酒。他只有一只餐碟，所有的食物都盛在里面。他自己做饭，不需要厨师。为了完成有益于科学的工作，哪怕一整天不吃不喝，他也毫不介意。^[8]

1740年8月，圣彼得号（St Peter）和圣保罗号（St Paul）在鄂霍次克刚一建造完毕，施特勒就加入了白令的船队。由于施特勒具有“寻找和检测金属和矿物的必要技能”——属于格梅林离开后探险队急需的专业人才，白令利用自身资历和探索未知大陆地的诱惑，说服施特勒离开了斯宾伯格的船，跟他同行。施特勒告诉白令，他除了主要负责矿物勘测，也会“在航行中对自然史、人种、土地情况等进行考察”^[9]。尽管圣彼得号上有一位名叫马蒂亚斯·贝吉（Matthias Betge）的助理外科医生，但施特勒还要担任船长的私人医生，跟白令同住一个舱室。此时白令的身体日见羸弱。此次远航结束后，施特勒撰写了“一部简短、公正、真实的航程记录，包括跟他本人有关的故事”^[10]，不过当时只是编辑样本，多年后才正式出版。

圣彼得号和圣保罗号均为坚固的船舰，长90英尺，排水量刚过200吨。9月，探险队从鄂霍次克出发，驶向堪察加半岛东南海岸阿瓦查湾的天然良港，他们在新建的圣彼得港和圣保罗港［现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Petropavlovsk）］度过了一个冬天。

第二年6月，白令指挥的圣彼得号和亚历克西·奇里科夫（Alexsei Chirikov）指挥的圣保罗号一起离开了港口，向北横跨北太平洋，朝北纬45°驶去。他们发现德利尔制作的地图上显示的陆地是个误导。寻找假想的伽马地是一项不明智的决定，为此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他们原计划穿越大洋去访问不为人知的美洲海岸，并在同一季节返回，现在，这种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圣彼得号的副指挥是瑞典出生的斯文·瓦克塞尔（Sven Waxell），在一篇关于18世纪50年代远征的记述中，他强烈地批评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德利尔及其同事制定的航线指南，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源于幻象……每当想到我们深受错误信息之害，我就不由得血脉偾张”^[11]。同白令分手之后，奇里科夫携圣保罗号向东北航行，直到在北纬55º21′即今阿拉斯加的斯塔卡（Sitka）附近看到了美洲海岸。但不久他就损失了两艘登陆艇及其船员。由于无法着陆，奇里科夫掉头返航，艰难地穿越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于1741年10月抵达阿瓦查湾。在航程中，天文学家拉克罗伊尔和其他五人死于坏血病。关于在圣彼得号上发生的事，白令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我们有几个信息来源：舰队航海官索弗伦·基特罗夫（Sofron Khitrov）和助理领航员哈里姆·尤辛（Kharlam Yushin）的日记，斯文·瓦克塞尔的记述（至少十几年后才完成），以及施特勒的私人日记。作为一名土地勘测员、医生和科学家，施特勒在圣彼得号上的经历并不愉快。尽管他和白令共用一个舱室，但在航行中发生的事件表明，他在船上始终是一个局外人，在海军指挥体系中没有职位，他优先关注的事物跟白令不同。作为欧洲第一位博物学家去考察北美洲西北部的未知陆地，施特勒感到非常兴奋；而白令主要关心的是船只及其成员的安全问题。对施特勒来说，在雾中隐约出现的海岸预示着调查新大陆的居民和动植物群的机会，这将给他带来名声和公众知名度；但对白令及其手下的船员来说，登陆考察会给航行带来风险，并可能同当地的潜在敌对者发生冲突。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绘制新的海岸线图并将这些信息带回国。学术研究和海军服务的不同背景给人际关系带来了一些问题。正如《施特勒日志》的现代编辑弗罗斯特（O. W. Frost）指出：“毫无疑问，他习惯基于有用的知识来讨论问题和推理。然而，日常掌管这艘船的是上尉斯文·瓦克塞尔，他不倾向于采纳非海军指挥系统的任何专家的意见。”^[12]

1741年6月4日，离开阿瓦查湾航行了九天后，德利尔地图上标示的陆地仍无踪影，白令和奇里科夫决定向东北方向行驶。一个星期后，在漫天大雾中，两艘船失去了联系，这是此次探险遇到的第一场灾难。去堪察加的长途跋涉和舰长的沉重责任耗尽了白令的精力，年近花甲、体弱多病的他很少出现在甲板上。瓦克塞尔在航海日志中不大提到他；施特勒则坚称：“在航程的早期即可看出一个图谋，总是待在舱里的船长不过是摆样子的权宜之计。”重要的决定由军官组成的理事会做出——这是俄国海军的标准程序，白令只是其中的一票。施特勒认为船只“正沿着陆地向南航行”，瓦克塞尔和其他人拒绝接受（这个完全错误的判断），施特勒非常恼怒。他在日志中写道：“这些军官中的绝大多数在西伯利亚生活了十来年，在愚昧的乌合之众中，每个人都通过强制性的习惯行为来获取并保持自己所渴望的地位和荣誉。倘若有人谈论他们不知道的事，他们便自欺欺人地认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13]这段评论表明施特勒对军官们的轻蔑，并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船上不受欢迎。

到7月14日，船上储备的淡水已消耗掉了一半。人们同意，如果一星期内不能抵达任何陆地，便返回阿瓦查湾。7月17日，他们看到北面有一道海岸线，接着，云端上露出了一座山峰，即圣埃利亚斯山（Mount St Elias）。在阿拉斯加登陆是世界地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之一，这一意义在今天看来比当时更为清楚。船员们纷纷欢呼庆贺，白令却不动声色，只是耸了耸肩，凝视着远处的陆地。之后在船舱里，他对施特勒抱怨那些“夸夸其谈的家伙们”在甲板上歇斯底里的表现，他担心远离故土的船会发生意外。^[14]三天后，圣彼得号在皮筏岛（Kayak Island）附近下锚，派出了两艘登陆艇。一艘专门去找水，另一艘在索弗伦·基特罗夫的率领下进行全面探索。经过一番激烈争论，白令最终允许施特勒随基特罗夫上岸，但只能带上一名助手——哥萨克人托马斯·勒佩欣（Thomas Lepekhin）。施特勒意识到自己离船的时间很有限，于是沿着海岸迅速行走，很快就观察到有人居住的证据：一块加热石头上的残余食物、一把木槌和一支箭。在密林深处，他发现了一个地窖，屋顶是用树皮盖的，里面有一些装满熏鱼的篮子，以及用海带拧成的绳索、数卷干燥的落叶松或是云杉树皮，还有一些箭头。据现代民族学学者考证，这是该地区楚加奇爱斯基摩人（Chugach Eskimos）挖的一个储藏窖。^[15]勒佩欣把熏鱼和其他一些物品带回船上，并向白令转达了施特勒的请求：至少再派两三个人来协助他勘察这一地区。

与此同时，施特勒已沿着海滩行进了数英里，边走边采集植物，直到被陡峭的悬崖挡住了去路。他在山坡上看见不到一英里远的地方有烟气缭绕，于是决定返回登陆点，向白令要求使用小帆船，并带上几个人，以便沿着海岸行进得更远一些，施特勒随身只带了一把挖掘植物的刀。独自在前所未知的岛上冒险考察，体现了崇高的职业献身精神和个人勇气，然而白令对他的反应是一道简短的最后通牒：必须在一小时内返回，否则将被留在岛上。基特罗夫返回大船后，报告说他找到了一个潜在的停泊点，并且发现了一座小茅屋，估计屋中的居民不久前刚刚逃逸。白令派人将一些铁具、珠子和烟草送上岸，放在那个地窖里作为交易的偿付，于7月21日黎明前起锚。他忽略了瓦克塞尔的建议：应多停留一些时间来采集淡水（他们装了35桶新鲜水，但还有20个空桶）。施特勒在日志中深表失望：“我们来了一趟，只不过是把美洲的水带到了亚洲。”^[16]“没有登上主要陆地的唯一原因是顽固的惰性和胆怯，惧怕一小撮手无寸铁的野蛮人（他们其实更怕我们），再有就是懦弱地想早点回家。结果是，为这一宏伟目标花了十年的时间准备，二十个小时便结束了考察。”^[17]后来有评论者认为白令在第二次远航中错过了机会。他的最新传记作者对此则持不同看法，白令“十分清楚，船是探险队的生命线，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来保护它。失望的施特勒未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18]。假如他知道奇里科夫在阿拉斯加沿海损失了两艘船和十五个人，或许就不愿意过于铤而走险了。

日志显示，探险队的官员们一致认为他们已抵达美洲。施特勒在船上的观察以及在岸上的短暂旅行，足以表明那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相比于亚洲偏远的东北地区，美洲的地貌具有突出优势。虽然它的陆地朝向大海，但无论从近处还是远处看，到处都有奇兀的高山峻岭，大部分山峰终年积雪。比起亚洲的山脉，这些山的自然特征较好，非常稳固坚硬，岩石的表面不是苔藓而是肥沃的土壤，漫山遍野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树木，壮美无比。这个坡度60°的海滩上，无比茂盛的森林从海岸一直延伸到内陆。

施特勒一直沿着海滩的沙地和灰色岩石行进，因而没有发现任何矿物。大多数浆果都是他所熟悉的：蓝莓、云莓和蔓越莓。仅鲑鱼莓是一个例外，它“味道绝佳”，施特勒给它取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美洲莓（Rubus americanus，今称Rubus spectabilis）。他小心翼翼地挖掘了几株美洲莓灌木，希望能带回圣彼得堡，但遭到白令的拒绝，理由是船上没处放；或者如施特勒所说，“因为我是个占据了太多空间的公开抗议者”。唯一引起施特勒注意的陆地动物是狐狸，他还观察了十多种鸟，包括一只“松鸦”，他不久前在一本有关卡罗来纳自然史的书中见过这个名字，但记不得作者的名字了。^[19]他写道：“这只鸟令我相信，我们的确在美洲。”事实上，它和那本书里记载的松鸦不是同一物种，后来以施特勒命名（Cyanocitta stelleri）。^[20]

离开皮筏岛后，圣彼得号沿阿拉斯加半岛朝西南方航行。这是一条十分冒险的航道，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船好几次驶入了礁岩密布的浅水域。8月10日，理事会开会决定不做进一步的探索，立即启程返回阿瓦查湾（尚有1500海里之遥）。理由是天气逐渐转凉，而他们仍待在一个未知的水域。更关键的是，据助理外科医生贝吉报告，五个船员的身体状况不适宜承担任何工作，另外有16人患有严重的坏血病。^[21]依照惯例，理事会的决议由高级军官签署，下级军官甚至水手长助理也签了名，施特勒却没有表决权，因为他既不是理事会的成员，也不是正式船员，而是临时编外雇员。鉴于淡水再次短缺，8月底，圣彼得号在舒马金群岛（Shumagin）外围的纳盖岛（Nagai Island）下锚。施特勒同瓦克塞尔和其他军官又产生了分歧，这次争论的是哪里有最好的水源。那时瓦克塞尔的权力显然更大了，已超出了掌管日常工作的范围，尽管他偶尔会向病榻上的白令征询意见。^[22]施特勒在岛上和附近观察到了许多未知的鸟类，但直接派上用场的是发现了坏血病草及其他“效用惊人的抗坏血病植物”。他为自己，也为白令搜集了这些植物。1740年到达堪察加半岛时，他特别留意了当地居民常用的防治坏血病植物。在日记中，施特勒不满地指出，船上配备的“医药箱很差，里面装满了毫不实用的东西：药膏、软膏、油膏和其他外科用品，可供四五百个有严重创伤的人使用。然而，坏血病和哮喘是海上航行中主要的病痛威胁，有关药品却一点也没有”^[23]。起初，军官们对施特勒用一些绿叶子来治病嗤之以鼻，当他采集抗坏血病的药草、酸模、水芹和浆果时，他们拒绝提供帮助。然而，一旦目睹新鲜的绿植帮助白令减轻了病痛，他们便改变了态度。“白令因患坏血病而卧床不起，四肢丧失了功能。［服用草药］八天后，他便能从床上爬起来走上甲板，体力又像航行初期那样强健了。”^[24]

军官们最初所持的怀疑态度并不奇怪。坏血病是个医学难题，长期困扰着航海者，肇因不明，且没有对症的治疗办法。岸上的医生似乎不采信船上医生的观点，他们解释说，坏血病是忧郁的情绪和暴露于海洋空气导致的。有的人甚至信口开河，恶毒地声称坏血病同懒惰密切相关。去北部地域探险特别容易罹患坏血病，白令第二次远航的几年前，彼得·拉塞纽斯（Peter Lassenius）率领的一支俄国探险队从勒拿河（Lena River）到北冰洋探险，46名船员中有38人患了坏血病。在白令远航的同时，乔治·安森（George Anson）准将指挥的英国海军中队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于1740年从英格兰出发，1900人中有近1400人在航程中丧生，大多数死于坏血病。

安森的海上悲剧发生之后，海军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尝试了不同的治疗方法，证明了柠檬汁具有抗坏血病特性（东印度公司长期使用它），尽管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解释。又过了五十年，柠檬汁才成为皇家海军舰艇上的常规配给。直到20世纪初发现了维生素，坏血病之谜终于揭开，确诊为维生素C缺乏或抗坏血酸缺乏症。这些元素是身体组织中的基本元素，而且只能通过食物摄取。蔬菜、牛奶和柑橘类水果都含有维生素C，新鲜肉类也有一定的含量。停止摄取维生素C几个星期后，人体内的抗坏血酸含量降至可测水平以下，坏血病症状便会随时出现。^[25]8月10日贝吉做出报告时，圣彼得号的船员已在海上度过了十个星期。缺乏营养均衡的饮食，坏血病必然到来。圣保罗号的船员也遭到同样的打击，六个人丧命，船长奇里科夫孤独无助地躺在小舱里，奄奄一息。幸好他们在10月12日抵达了阿瓦查湾，否则死的人会更多。^[26]

9月3日，圣彼得号停泊在舒马金群岛外围的鸟岛（Bird Island），白令的手下第一次碰到了“美洲人”，即阿留申人（Aeluts）。两只海豹皮筏朝他们划来，每只筏子里有一名桨手。这是出乎意料的，正如施特勒所写：“我们没想到在这个离大陆20英里的荒岛上会有人的踪迹。”^[27]双方试图沟通，但无法听懂对方的意思。水手们招呼这两个人过来，他们却指向岸边，他们的同伴在观望和喊叫。其中一名桨手把泥巴涂在脸上，然后朝船上扔了一根云杉木条（图4）。木条涂成红色，上面绑着猎鹰的两只翅膀。这个物件令施特勒十分困惑，搞不清楚是一件祭品，还是表达友好的姿态。最后，瓦克塞尔上尉驾着一艘小船向岸边驶去，随行的有施特勒、九名水手和士兵，还有船上的楚科奇语（Chukchi）译员。由于海浪巨大，船无法着陆，于是两名水手和译员泅水上了岸，土著人赠给他们一些鲸脂。他们在接受礼物的同时一直很谨慎地注意着自己的船，不让它脱离视线。一名年迈的阿留申人划皮筏接近了小船，但拒绝接受礼物，并粗鲁地把递给他的一大杯酒泼掉了。一小时后，瓦克塞尔决定返回大船，但阿留申人扣押了译员，直到士兵们朝他们头的上方开枪才释放了他。打到悬崖上的枪弹起到了威慑作用。正如施特勒所说：“听到枪声，他们吓坏了，好像被雷电击中，扔掉手中的一切，全都俯倒在地。”^[28]尽管充满不确定因素，但直到最后一刻，跟当地人的邂逅基本是和平的。不过瓦克塞尔注意到，他的部下“比较喜欢朝野蛮人开枪”^[29]。第二天早晨，阿留申人划着七只皮筏驶近大船，其中两只靠上了舷梯。他们跟船上的人互换了礼物，直到海水涨潮迫使他们返回。瓦克塞尔向白令提议扣押这些人，但接到了“禁止使用任何武力”的书面命令。这表明白令仍旧掌握着指挥权，尽管身体十分虚弱。

这是欧洲人和北美洲西北海岸土著人之间的第一次接触，瓦克塞尔和施特勒概括地记录了这一历史性事件。瓦克塞尔简洁地描述了土著人的造筏工艺：

皮筏的中间部分凸起，像一只木碗，中心有一个足够大的洞，可容纳一个人的下半身穿过，坐进皮筏的底部。这个洞的周边系着一只海豹皮囊，用一根长皮带固定在身体四周。坐进去后将皮带牢牢系紧，筏子里便丝毫不会进水。土著人从小就习惯于乘坐这种小筏，即使是在天气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也能完美地保持平衡——这是驾驶皮筏的全部诀窍。^[30]

桨手们的技能也给施特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详细描述了阿留申人的外貌和衣着，他认为其中一些元素和堪察加人的相仿，譬如海豹皮靴和裤子，以及可遮盖眼睛的树皮帽子。瓦克塞尔借助劳伦坦男爵（Baron Lahontan）在1703年出版的名著《北美洲的新航程》（Nouveaux Voyages dans 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来跟阿留申人交谈。他声称成功地运用了书中的休伦（Huron）词汇，如“水”“木头”和“鲸脂”等，尝试跟阿留申人说话。瓦克塞尔下结论说：“我用这些词跟他们交流，又问了其他几个问题，以便搞清楚他们是不是美洲人。当他们令人满意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之后，我完全确信我们是在美洲了。”^[31]对于这一断言，其他人并不深以为然。相比之下，施特勒更感兴趣的是利用短暂接触此地土著人的机会，来了解他们同西部堪察加人和楚科奇人之间的关系，并正确地断定，他已经“发现了美洲人源于亚洲的明显证据”^[32]。

圣彼得号绕行阿留申群岛返回堪察加半岛，离目的地一千英里时，船上的条件恶化，十几个人病倒了。^[33]船只艰难地逆风行驶，遭遇无比狂烈的暴风雨，有数十年经验的资深导航员也从未见识过。“海浪汹涌，如炮火喷射一般，”施特勒写道，“没有人能在岗位上站稳，船随时可能粉身碎骨。我们在可畏的上帝主宰下漂流，不知愤怒的老天将把我们带去何方。一半的人病得很重，身体虚弱，另一半不得不硬挺，但也被海浪和可怕的颠簸搞得晕头转向，几近发狂了。”^[34]船上老练的航海家们也很少领教这样狂烈的暴风雨。措辞向来克制的尤辛在日志中也采用了惊人的描述：“恐怖的风暴”（10月7日），“骇人的飓风”（10月9日）和“可怕的暴雨”（10月10日）。^[35]瓦克塞尔描述了船员的悲惨状况：“他们的坏血病如此严重，以至于大多数都不能挪动手脚，更别提干活了。……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不得不把一个人的尸体扔到船外。”到了10月中旬，他写道，“许多人都病倒了，可以这么说，没有人手驾驭这艘船了……当轮到一个人掌舵时，他被另外两个仍能勉强走路的人拖过来坐在那里。他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坐着掌舵，当他再也支撑不住的时候，便换上另一个人，那个人的情况也不比他强多少。我自己必须用手抓住什么东西，才能在甲板上挪步……我们的船就像一根枯树干，没有舵手，只能随着风向和波浪起伏而漂流”^[36]。

在航行的最后阶段，施特勒是仅有的四个身体尚可支撑的人之一，他说，当他人请求帮助时，“我赤手空拳，竭尽全力”，接着又尖刻地补上一句，“尽管那些事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37]。

11月4日，有人看见了一块陆地，祈祷它是阿瓦查湾，连“半死不活的人都挣扎着从舱里爬出来观望”。但据后来瓦克塞尔的记载，多云的天气致使他们长时间无法观测纬度。^[38]尤辛的日志显示，10月15日到11月3日之间，仅10月25日可能观测纬度。当11月4日天气变晴可进行观测时，他们发现离阿瓦查北部至少还有一百英里。^[39]考虑到“这艘船的境况，简直像是漂浮的一段残骸”，船务委员会决定向那块距离约六英里的陆地行进。^[40]结果，汹涌的海浪打断了小艏锚，还没来得及使用备用大锚，圣彼得号就撞上了礁石。他们漂到离海岸几百码的平静水域，将病号一个个地运到海滩上，安置在挖出的沙坑里，“有些人未等到靠岸已命丧黄泉，有些被抬出船舱后死在了甲板上，还有的人上岸后很快就咽了气”^[41]。施特勒一如既往地牢记自己的角色，登陆后马上开始搜集植物，连同制图员弗里德里希·普莱尼斯纳（Friedrich Plenisner）猎获的雷鸟，一起送到船上，交给白令。附近有淡水，但没有树木。幸好食物充足，很容易捕获到海獭、狐狸、海豹和雷鸟。白令和军官们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他们猜测可能是堪察加半岛的一部分，但究竟是大陆还是岛屿呢？直到12月，一支勘测队爬上了内陆的山丘，向西看见开阔的大海，才有了答案。格外令人沮丧的是，在11月底时，飓风把撞坏了的圣彼得号推上了岸，它沉到了沙里，舱内灌满了水。瓦克塞尔如实描述了当时的绝望情景：

我们现在受到了某种毁灭性的威胁，在一个未知的荒岛上，船没了，也没有可用来建造新船的木料，食物和饮水也几乎耗尽。船员们病得很重，没有药品或任何可减缓痛苦的办法。我们甚至没有像样的栖身之处，可以说就是在露天宿营。白雪覆盖着大地，看不到任何可燃之物，想到漫长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心中充满了恐惧。^[42]

从11月到来年的1月初，三十多名船员死于坏血病和饥寒交迫，幸存者也都虚弱至极，他们躺在挖的洞里，身旁是被狐狸吃得残缺不全的同伴的尸体。白令于12月8日去世，施特勒说，他“更多的是被饥寒、寄生虫和悲伤折磨而死”^[43]。瓦克塞尔详细地描述了“船长临终时的惨状”：“他身体的一半已经埋在了地里，而他还活着，他对我们说：‘躺在地里深一些，我就感觉暖和一些，地面上的身体部分就受冻了。’”^[44]据瓦克塞尔记载，白令“被紧绑在一块木板上掩埋了”，然而，一支俄国/丹麦联合科学考察队于1991年发现了他的墓穴，令人惊讶地透露，白令的遗骨被保存在一只木制棺材里。^[45]棺木可能取自圣彼得号的残骸。其他五个墓穴中没有任何棺材的迹象。这表明，白令的安葬仪式并不像瓦克塞尔描述的那样草率，而是比较庄重和有一定尊严的。军官们命名该岛为“白令”，以纪念这位指挥官。

46名幸存者在五个地下洞穴里度过了寒冬。他们试图模仿堪察加人盖屋，但由于没有木材可用，便仅在沙地里挖一个洞，将帆布盖在洞口上。瓦克塞尔描述道：“从海上飘来的浓雾和湿气使帆布逐渐腐烂，直到它们再也经受不住风暴的猛烈冲击，被大风撕烂和掀走，我们便不得不躺在沙地里，头顶星空。”^[46]船员之间继续产生矛盾，有时为着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争执不休。瓦克塞尔不惜违反规章制度，允许人们打牌来消磨时间。施特勒批评这是“放荡的赌博”，并指责军官们用狡诈的手段诈取其他船员的金钱和海獭皮。^[47]瓦克塞尔不受众人推崇，但施特勒尽力地协助他，因为施特勒担心，假如瓦克塞尔死了，舰队航海官基特罗夫将接掌指挥权。许多船员都认为基特罗夫是个制造麻烦的家伙，他曾恳求加入施特勒的小圈子，被拒绝了。瓦克塞尔一度出现了晚期坏血病的症状。他不得不将稀少的食物分给12岁的儿子，导致自己的身体更加衰弱。这个孩子虽一同航行，却不是正式船员，因而没有获得任何配给。白令去世后，瓦克塞尔和基特罗夫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丧失了正常的工作能力，施特勒便成了幸存者的实际领袖，尽管他只是榜样意义上的，没有被正式任命为指挥官。有意思的是，据报道，船员们带回到阿瓦查湾的700块海獭皮中，有200块属于施特勒。有人认为，很多皮毛是其他人送给他的，以感谢他对全船的奉献。^[48]瓦克塞尔后来描述了坏血病患者（包括他自己）的身体症状：

最初是四肢沉重和疲乏，总是想睡觉……我们的精神变得越来越消沉……最简单的动作也会导致呼吸困难。随之而来的是四肢僵硬，腿脚肿胀，脸色变黄。整个嘴巴，特别是牙龈，开始出血，牙齿松动。这一切症状可能在短短的八天之内出现，除非你及时抵抗，否则一旦病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没救了。^[49]

在航行中，施特勒曾用坏血病草和阔叶草来帮助人们减轻病痛，可是冬天的白令岛上没有植物生长。他们从沉船中抢救出了一些黑麦面粉，但船员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海獭肉。瓦克塞尔写道：“即使能忍受海獭肉的怪味，它也非常硬，像硬皮革一样，而且有很多筋，怎么都嚼不烂，只能大块大块地吞咽下去。”^[50]然而，不管海獭肉多么难吃，仍是一根救命稻草，因为它是维生素C的来源。后来，海獭迁移到了较安全的水域，狩猎队不得不长途跋涉，冒着暴风雪袭击的危险去寻找它们。施特勒记述，一场暴风雪之后，狩猎队在黄昏前没能回到营地，船员们的蜗居全被大雪深深地掩埋了，“第二天，我们拼命地刨了几个小时才得以重见天日；很幸运，正在清理入口的时候，狩猎队的三个人回来了。他们全身冻得僵硬，仿佛是机器人，失去了知觉，几乎不能挪步，连话也说不出来。那个助理外科医生眼睛完全失明了，吃力地跟在其他人后面”^[51]。

当新鲜肉类越来越难以寻觅时，人们陷于绝望，于是盯上了巨大的海牛。它又叫大海牛（Hydrodamalis gigas），身长30英尺，身围20英尺左右，在浅海中吃草为生。几个星期来，猎手们一直试图杀死这样一个巨大的生物。他们先是用铁钩钩住它的皮，把它往岸上拖，但它体形巨大，气力非凡，带着身上的钩子和绳索逃到了深水区，把小船也拖坏了。经过数次失败后，人们修复了小船，尝试另一种方法，将一个粗鱼叉固定在一根长绳上，40个人在岸上拽着绳子。“鱼叉手刺中一只海牛后，岸上的人马上齐力把它往海滩上拉；小船则朝着它划去，拼命搅动海水来消耗海牛的气力。当它开始显示疲弱时，小船上的人便用大刀向海牛身体的各个部位刺去，大量的鲜血像喷泉一样从伤口涌出，直到它气息奄奄，然后趁潮水上涨时迅速把它拖上岸。”^[52]这只巨大的海洋哺乳动物足够全体船员吃两个星期，它的味道像牛肉，肥脂“十分美味，我们都不再馋奶油了”^[53]。

进入3月，大部分积雪融化了。瓦克塞尔在日志中不同寻常地肯定了施特勒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位博物学家鼓励人们搜集药草和根茎，帮助船员恢复了健康。^[54]随着身体状况的改善，施特勒继续考察岛上的野生生物。在他观察到的鸟类中，有一种鹦鹉，后来被命名为“安纳斯·施特勒”（Anas stelleri），以纪念它的发现者；还有一种不会飞的、有眼镜状斑纹的鸬鹚（Phalacrocorax perspicillatus），它仅存于白令岛，在19世纪灭绝了。6月，施特勒在岛的南侧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旅行，他在一个浮木掩体里待了六天，观察到鲜为人知的北方海豹（Callorhinus ursinus）的外形和习性：“假如有人问我在白令岛上见到了多少只海豹，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不计其数。”^[55]

4月初，幸存者们开始拆卸圣彼得号的残骸，来建造一艘较小的船，以便返回阿瓦查湾。由于缺乏工具和熟练的木匠，这项任务显得格外艰巨。瓦克塞尔解释说：“我们试图用旧船的主桅杆做龙骨，从甲板上方三英尺处把它锯了下来，但因为没有合适的工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主桅的剩余部分必须改造为新船的船首，船尾柱是用旧船上的绞盘做的。”^[56]8月初，造船完毕，13日，新的圣彼得号起锚，共有46名船员。这艘40英尺高的小船吃水很深，因此不得不将大部分物品包括被褥和炮弹扔出船外。施特勒原本希望带上一只幼年海牛的骨架和皮，因为没有空间而被拒绝，最后唯一带到圣彼得堡的是海牛的一对角质腭板。^[57]两个星期后，该船抵达了阿瓦查湾，船员们发现，从鄂霍次克湾来的俄国移民已经占据了地盘，瓜分了他们前一年留在那里的财物。这艘自制的船，直到1752年仍在鄂霍次克和堪察加半岛之间航行，用来运货，这充分证明瓦克塞尔和水手们的造船技艺是多么地出色。

施特勒的寿命并不比白令探险队长多少。返回阿瓦查湾后不久，他开始穿越堪察加半岛进行内陆考察，在无法旅行的冬天，他坚持撰写日志和自然史笔记。他对堪察加人的同情心招惹了一些麻烦，几乎可以肯定，这缩短了他的寿命。由于他释放了被指控叛乱的堪察加囚犯，两次在伊尔库茨克被俄国当局拘押，因而未能按期返回圣彼得堡。^[58]1746年11月，在最后一次旅程中，施特勒在西伯利亚的秋明死于高烧。他的大部分工作未能完成，更没有出版。一方面由于他过早去世；另一方面由于俄国政府做出了决定，将白令探险的发现列为保密信息，并不再继续这项探险计划。偶尔有关于这次探险的传言和航行信息流到西欧，但既零碎又不准确。早期的报道之一是1743年10月在伦敦《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上发表的。文章声称，白令远航时在一个小岛上失事，因而拒绝承认他在阿拉斯加的发现。它接着描述“斯托勒（施特勒）先生在一些同伴的帮助下，想方设法利用大船的残骸建造了一艘小船，他和另外19个人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抵达了堪察加”。18个月之后，身在伊尔库茨克的施特勒从他的哥哥那里收到了这条新闻，他在回信中气恼地说：“我很想知道是谁把我编造成一个夸夸其谈的水手。我的愿望是填补科学领域的空白，而不是给报纸提供谈资。”^[59]

有一件事激怒了俄国政府。约瑟夫-尼古拉斯·德利尔随身带走了一些机密地图和报告，于1747年回到法国，向他的叔叔——当时法国首屈一指的地理学家菲利普·布歇（Philippe Buache）展示了这些文献。1750年，德利尔在法国科学院发表了一篇关于白令航海的论文，并附有布歇绘制的地图。

就白令第二次远航而言，德利尔仅仅重述了白令船队离开堪察加后不久遭遇海难的情节；他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奇里科夫的圣保罗号上。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拉克罗伊尔随该船远航。他声称这艘船的航行更有意义。回忆录和地图于1752年出版，引起很大的兴趣和争议，尤其是在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院长委托学院秘书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写了一本小册子，驳斥德利尔“发表的邪恶文章”^[60]，于1753年出版，名为《俄国海军军官的书信》（Lettre d’un officier de la marine russienne），英文版于第二年问世。米勒将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作为关于白令两次远航的专著的引言，该远航记名为《从亚洲到美洲之远航》（Voyages from Asia to America），于1758年在德国出版，1761年被译成英文，1764年出了修订版。在这部长篇专著中，米勒详细地描述了白令和奇里科夫的第二次堪察加探险，以及与该项目有关的其他行动。他采访了圣彼得号的一些幸存者，并对施特勒在白令岛沉船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表示了敬意：“因为施特勒与他们同在，人们才不致失去信心。施特勒是一位医生，也是远航中的精神领袖。他那和蔼可亲、充满活力的人格魅力提振了所有船员的士气。”^[61]

《施特勒日志》是白令第二次远航记录的重要部分，直到18世纪末才得以出版。有关白令岛的描述在1781年发表，主要内容刊载于1793年。这两部文献都是在杰出的自然历史学家比德·西蒙·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的主持下出版的，他是圣彼得堡科学院院长。不幸的是，帕拉斯编辑、审查和扩展了《施特勒日志》的内容。直到1988年，它才以其原始形式（英译本）出版。^[62]施特勒去世五年之后，他在白令远航中对四种海洋哺乳动物（海獭、海豹、海狮和海牛）的观察和描述以《海洋动物》（De bestiis marinis）为题发表。他对海牛的记录尤其具有永久价值，因为由于俄国毛皮商的贪婪掠夺，这种巨大而安静的动物到1768年已灭绝了，施特勒是唯一看到活海牛的博物学家。海牛是海牛目中个头最大的物种，同加勒比海、西非海岸和亚马孙三角洲浅水域的海牛有亲缘关系。施特勒援引了16世纪西班牙文献中对这种动物的记录，之后又引用了威廉·丹皮尔的描述。他认为，“在所有描述过海牛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充满好奇心和勤奋刻苦的丹皮尔船长”^[63]。这是施特勒阅读广博的证据。瓦克塞尔记载了白令岛上可让水手们康复的动物肉类：“我可以非常坦率地说，直到吃了这些肉，我们的身体状况才最终恢复正常。”但他希望从《施特勒日志》中找到更完整的描述，因为后者是一位了不起的植物学家和解剖学家。^[64]施特勒在日志中记载道，连续十个月，他每天都在观察这种非凡生物的行为和习性：

这些动物喜欢海边的浅水和沙滩，它们在觅食时，总是让年幼的海牛待在前面；在行进时，让它们走在群体的中间，十分小心地从后面和侧面提供保护。涨潮时，它们非常接近海岸，我在许多场合用杆子或矛来刺激它们，有时甚至用手抚摸它们的脊背……这些胃口巨大的动物不停地进食，由于它们非常贪吃，头总是埋在水下，对自身的生命安全关注甚少。觅食时，它们缓慢地向前移动，一只脚迈出，另一只脚跟进；一半游动，一半像牛羊在牧场漫步……春天，它们像人类一样交配，尤其喜欢选择在海面平静的黄昏时分做这件事。^[65]

施特勒不满足于简单地观察和描述白令岛的海洋哺乳动物。在南岸停留的六天中，他从一块高地上俯视一个巨大的海豹群，不仅记录了它们的外表和习性，还解剖了一头雄性海豹，做了31项测量，写了13页笔记。之后，在7月间，他转向一项更艰巨的任务：解剖一头重达8000磅的巨大雌性海牛。它的胃“惊人地大，有6英尺长、5英尺宽，里面装满了海藻等食物。四名壮汉用一根粗绳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从水里拖出来”^[66]。

令施特勒大为光火的是“一群极其卑鄙的北极狐，在我的眼皮底下偷窃和咬坏了所有的东西。当我解剖时，它们叼走了我的文件、书和墨水架，撕破了我的笔记”^[67]。有一位船员——几乎可以肯定，他指的是年轻的制图员兼画家弗里德里希·普莱尼斯纳——绘制了六幅海洋哺乳动物的草图，包括两头海牛。1743年，施特勒将这些草图寄给了科学院，可惜在途中遗失了。幸运的是，瓦克塞尔的两张海图上附有草图的副本（图5）。它们是唯一由亲眼看到的人（或至少是在施特勒的指导下）绘出的图像，它解答了一些疑问，包括这种生物是否有叉形尾巴。^[68]

施特勒留下的各类文字材料共25件，包括矿物列表和对昆虫的描述，以及搜集的多种语言词汇。^[69]由此可见他是一名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不过他的许多笔记遗失了，或者一直未被确认。他从西伯利亚寄到圣彼得堡的鱼类标本至少包括30个新物种，但直到1826年比德·西蒙·帕拉斯的《动物学》（Zoographia）第三卷出版，它们才为鱼类学家所知，其中不少物种的发现权已被其他博物学家认领了。施特勒所作的有关堪察加人的观察笔记被收入堪察加半岛的开拓史，由斯捷潘·克拉舍宁尼科夫（Stepan P. Krasheninnikov）于1755年在俄国出版。由于施特勒在该书出版之前已经去世，克拉舍宁尼科夫从未正式感谢他的贡献。在评估施特勒的工作价值这件事上，还存在一个基本的难题，即林奈在《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一书中创立了“双名制分类法”，但该书在施特勒去世七年后才问世。尽管格梅林在四卷本《西伯利亚植物区系》（Flora Sibirica，1747—1769）中收进了施特勒描述的许多新物种，但他采用的是林奈分类法诞生之前的过时名称，因而后代植物学家对德国前辈所做的工作毫不知晓，有些植物又被宣布为新的发现。此外，在这一时期的俄国档案中，许多与自然史有关的文献没有归属，导致无法确证以施特勒的名义宣布的一些发现。在据认为是施特勒的手稿中，有一篇题为《仅用六个小时发现的植物目录》（Catalogus Plantarum Intra Sex Horas）^[70]，虽然不是施特勒的手迹，但所列植物被认为是施特勒在皮筏岛上搜集或记录的。它包括至少143个条目，列出了49个现代植物科。令人疑惑的是，其中许多植物在皮筏岛或阿拉斯加并不常见，故而有人推测，这位无名的编纂者收入的植物有些是施特勒在西伯利亚搜集的，有些是其他植物学家搜集的。鉴于施特勒在皮筏岛上仅停留了六个小时，其间在崎岖不平的陆地跋涉，很难令人相信该目录中列出的这么多植物全都是他搜集或记录的。然而，由于没有保留实物标本，关于目录的内容和来源就只能是一种猜测。

施特勒去世时年仅37岁，他在为俄国政府服务的同时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果。作为一名民族学家，在俄国统治堪察加半岛的初期，他实地考察了堪察加人的生活方式。当圣彼得号船员在白令岛上为生存而搏斗时，他充分运用有关科学知识拯救了许多船员的性命。在白令去世后，施特勒的不屈意志和领导才能对支撑幸存者的士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博物学家，施特勒很少获得官方的帮助，他独自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搜集了大量的标本和信息。他的许多笔记或已遗失，或未被确认，但他的姓名同一些最有意思的发现紧密相连，将永载史册——其中最为瞩目的是以他命名的一种巨大的哺乳动物：“施特勒海牛”（Steller's sea cow，有时也译作斯特拉大海牛、无齿海牛）。至少林奈毫不置疑施特勒所做的贡献。这位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在写给格梅林的信中提议（当时他尚未收到施特勒去世的消息），应当以这位博物学家的名字命名一个植物物种，“施特勒先生在多年的艰苦旅行中发现了如此多的物种，植物学界的每个人都十分敬重他”^[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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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aymond H. Fisher, ed., The Voyage of Semen Dezhnev in 1648, 1981.

[2] 最新传记参见Orcutt Frost, Bering: The Russian Discovery of America,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3。

[3] 关于白令第一次远航及其余波的全面讨论见Raymond H. Fisher, Bering's Voyages: Whither and Why, Seattle and London, 1977。

[4] James R. Gibson, ‘Supplying the Kamchatka Expeditions, 1725-1730 and 1733-1742’, in O.W. Frost ed., Bering and Chirikov: The American Voyages and their Impact, Anchorage, 1992, p.113.

[5] 这幅地图的复制品收入Sven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6] Frank A. Golder ed., Bering's Voyages, 2 vols, New York, 1922, Ⅰ, p.31.

[7] Georg Wilhelm Steller, Journal of a Voyage with Bering 1741-1742, ed. O.W. Frost, trans. Margritt A. Engel and O.W. Frost, Stanford, 1988, p.49[hereafter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8] Leonard Stejneger, Georg Wilhelm Steller: The Pioneer of Alaskan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MA, 1936, pp.147-148.

[9] Fisher, Bering's Voyages, p.128.

[10]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47.

[11]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103.

[12]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p.16-17.(https://www.daowen.com)

[13]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p.54, 54, 57.

[14] Ibid., p.61.

[15] Ibid., pp.194-195.

[16]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64.

[17] Ibid., p.77.事实上，施特勒在皮筏岛上的探索工作仅持续了十个小时。

[18] Frost, Bering, p.162.

[19] Mark Catesby, Natural History of Carolina, 1731.

[20]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p.75-76, 21, 77, 78.

[21] Golder, Bering's Voyages, Ⅰ, p.120.

[22]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110.

[23]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93.

[24]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p.93-94.

[25] Kenneth J. Carpenter, The History of Scurvy and Vitamin C, Cambridge, 1986.

[26] Vasilii A. Divin, The Great Russian Navigator, A.I. Chirikov, trans. and annotated by Raymond H. Fisher, Fairbanks, AK, 1993, p.174.

[27]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97.

[28]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101.

[29]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116.

[30] Ibid., p.177.

[31]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177.

[32]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105.

[33] Robert Fortune, ‘The St Peter's Deadly Voyage Home: Steller, Scurvy and Surviva’, in Forst, Bering and Chirikov, pp.204-228.

[34]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p.113, 114.

[35] Golder, Bering's Voyage, Ⅰ, pp.275, 180-183.

[36]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p.121, 122.

[37]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93.

[38]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123; Golder, Bering's Voyage, Ⅰ, p.276.

[39] Golder, Bering's Voyage, Ⅰ, pp.188-208.

[40]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124.

[41]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127.

[42] Ibid., pp.131-132.

[43]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p. 215-216 n.13.一位现代医生解释了白令死亡的可能原因。

[44]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135.

[45] Orla Madsen et al., ‘Excavating Bering's Grave’, in Forst, Bering and Chirikov, pp.229-247.

[46]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139.

[47] Ibid., pp.133-136;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p.143-144.

[48]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17; Lydia T. Black, Russians in Alaska 1732-1867, Fairbanks, AK, 2004, p.56 n.54. Forst, Bering中记载的毛皮总数为“近九百”，施特勒的份额为“近三百”。

[49]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199.

[50] Ibid., p.205.

[51]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155.

[52] Ibid., pp.159-160.

[53] Stejneger, Steller, p.357.

[54]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142.

[55] Stejneger, Steller, p.361.

[56]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152.

[57] Stejneger, Steller, p.370.施特勒解释说：“它的嘴里，在牙床部位，有两片宽骨，其中一块固定在上腭上，另一块固定在下颌内侧。它们上面有许多弯曲的沟壑和隆起，用于咀嚼惯常的食物海藻。”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160.

[58]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15

[59] 关于此报告和施特勒的反应，见Carol Urness ed. and trans., Bering's Voyages: The Reports from Russia by 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 Fairbanks, AK, 1986, pp.155 n.51, 39。请注意，Steller的家族姓氏是Stöller。

[60] Glyn Williams, Voyages of Delusion: The Search for the Northwest Passage in the Age of Reason, 2002, pp. 247-259.

[61] Urness ed. and trans., Reports from Russia, p.115.

[62] 有关出版《施特勒日志》的复杂过程，请参阅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p.26-33。

[63] Ibid., pp.221-222；丹皮尔对海牛的描述，见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ch.Ⅲ。

[64] Waxell, American Expedition, pp.194, 196.

[65] Steller's De bestiis marinis, St Petersburg, 1751, quoted in Corey Ford, Where the Sea Breaks Its Back, Portland, OR, 1992, pp.162-163.

[66] Stejneger, Steller, pp.364-365.

[67] Ford, Where the Sea Breaks Its Back, p.164.

[68] 全面研究这个问题请参阅Stejneger, Steller, 511—523页中的“海牛图片”。

[69] Frost and Engel, Steller Journal, pp.25-26.

[70] 参见Bering and Chirikov中John F. Thilenius的分析，413—443页。

[71] Stejneger, Steller, p.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