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我心爱的植物，是我生活的全部慰藉”——菲利贝尔·德·肯默生的福与灾
第三章
“植物，我心爱的植物，是我生活的全部慰藉”
——菲利贝尔·德·肯默生的福与灾
1763年，七年战争[1]结束，英国和法国经历了一个“太平洋热”时期，大批探险队挺进浩瀚太平洋的未知地域，几年后满载文物和标本凯旋，海军探险家和远航科学家成了新式民族英雄。探险者们竞相发表考察文献，包括异域海图、地理景观，以及对人种文化的描述和观感。这一海洋探索的新纪元是由英国海军部启动的。1764年，准将约翰·拜伦（John Byron）遵照指令去南太平洋和北太平洋探索；两年后，船长塞缪尔·沃利斯（Samuel Wallis）和海军上尉菲利普·加特利（Philip Carteret）再向太平洋进发。拜伦接到的指令是：“探索迄今未知的地域，建立强大的海洋权力，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一行动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多的荣誉回报，并对贸易和航海的进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2]这为英国的探险事业定下了基调。由于海军部对英国贸易的有形回报比对学术考察更感兴趣，因而船舰上没有文职科学家、艺术家或观察员随行。相比之下，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率领的法国探险队完成了一次更加成功的壮举。他们比沃利斯晚几个月从欧洲出发。贵族身份在军官中很有代表性，布干维尔本人是欧洲名流，集贵族、军人和外交家于一身，熟读当代哲学著作，是一个符合启蒙主义理想的人物。他率领的布迪斯号（Boudeuse）和星辰号（Etoile）的定额人员编制中，包括天文学家皮埃尔-安托万·韦龙（Pierre-Antoine Véron）和博物学家菲利贝尔·德·肯默生（Philibert de Commerson）。
肯默生成为布干维尔探险队里最著名的成员之一，其原因不一定跟他的专业职责相关。他是一名律师的儿子，研习过医学，但最大的癖好是搜集植物。1754年，瑞典博物学家、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教授林奈交给肯默生一项任务：考察地中海地区的海洋植物、鱼类和贝壳。这说明肯默生在这一领域已享有一定的声誉。林奈的杰作《植物种志》在前一年出版，自此创立了一种独特的植物分类和命名法，大多数博物学家很快开始采用。此前，植物学家对植物的描述繁琐冗长，包括叶子和花朵的外观、颜色和形状。随着旅行者从远方带回的植物标本越来越多，传统的描述方法变得难以驾驭，于是人们开始寻求其他方式。1718年，植物学家塞巴斯蒂安·瓦利恩特（Sébastien Vaillant）描述了雄蕊和雌蕊在植物中的性功能；在此辨识理论的基础上，林奈于18世纪30年代创立了一个以植物的性特征为基础的完整分类系统。首先，他根据携带花粉的雄蕊（雄性器官）特征建立了23个纲（后来增补了第24纲——隐花植物，如苔藓）；然后，根据雌蕊（雌性器官）的特征再划分为目（图6）。每种植物均用拉丁文命名：第一个词表明它的属（一组具有共同特征的植物），第二个词表明它的种（用于区别同一属的植物），后面是该植物的发现者或命名者的姓氏或姓氏缩写。林奈首先在《植物种志》中详细阐述了双名制系统，这一著作共两卷1200页，收入了当时已知的所有植物，列举了5000个物种，归入1098个属。不过，随着博物学家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不断地搜寻和发现新物种，数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在《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一书中，林奈尝试对哺乳动物进行类似的分类。1735年第一版中关于哺乳动物的阐述只有两页，但在1758年的第十版中，动物世界的双行列表覆盖了八开本的824页，包括哺乳动物（智人在灵长类动物中领先）、鸟类、两栖动物、鱼类、昆虫和无脊椎动物。这成为现代动物命名的起点。[3]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18世纪林奈的声名植根于他的成就所具有的大众亲近性。其分类体系的优点既不在于它忠实自然秩序（它显然是人为的），也不在于它固有的逻辑，而是以平凡和实用性吸引了学者和新手们。”林奈实际上建立了一个“自然档案柜”[4]，他的著述激发了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对植物学知识的兴趣。按照威廉·斯特恩（William T. Stearn）的说法，林奈建立的依据性别的分类法（即24纲植物分类法）可能带有某种“权宜之计”的性质，但用起来十分简便。年轻的荷兰植物学家约翰·格罗诺维斯（Johan Gronovius）谈到《自然系统》的分类表时说：“我认为这些图表非常实用，每个人都应把它们像地图一样挂在书房里。”[5]
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了林奈的分类系统。一些人对已有表述植物学名称的方式突然过时表示强烈反对，正如圣彼得堡的植物学教授约翰·安曼（Johann Amman）所说，这些变化将导致比“巴别塔更糟糕的混乱”[6]。他不赞同林奈系统——它仅根据雄蕊和雌蕊的数目将植物归入某个纲，尽管它们在其他方面很不相同。另有一些人对强调植物的性行为感到厌恶，认为这是“一种隐晦的色情”[7]。1768年《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一版不满地指出：“淫秽语言是林奈系统的基础。”[8]最尖锐的批评者是法国的著名博物学家布封，他曾担任巴黎皇家花园［Jardin du Roi，后称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园长。他指出，林奈将外观很不相同的植物拉上了关系——布封主张偏重于植物的用途对它们进行分类。米歇尔·阿当松（Michel Adanson）在塞内加尔待了六年，搜集了大量植物，他在1763年出版的《植物的自然类别》（Familles Naturelles des Plantes）一书中提出了另一种选择方案——基于个体器官的相似或区别而进行分类的系统。在所有对自然分类系统的尝试中，最具影响力的应数18世纪末安托万-洛朗·德·朱西厄（Antoine-Laurent de Jussieu）的《植物属志》（Genera Plantarum）—1789年出版，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尽管有不少批评和竞争出现，林奈仍然是18世纪植物学的主流代表。他的书被翻译成欧洲的主要语言，不断重印，并被后人频繁摘引甚至剽窃。就其自然史论著的销售量而言，唯一可与之匹敌的是布封的鸿篇巨制百科全书《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自1749年第1卷问世到1804年（布封去世后），总计出版了36卷。
林奈最著名的论文—1751年发表的《植物学哲学》（Philoso-phia Botanica），提供了如何组织植物学探险、搜集标本和建立草药园的具体实践指南，体现了他热忱改宗的特点。林奈影响力的另一个例子是他鼓励学生参加探索远航，去遥远的地区考察自然史，采集标本。他称为“使徒”的学生包括穿越北美殖民地大部地区的佩尔·卡姆（Pehr Kalm），参加俄国远征队到达西伯利亚西部的约翰·法尔克（Johan Peter Falck），以及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造访了日本的卡尔·桑伯格（Carl Peter Thunberg）。其他学生中，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参加了库克船长的第一次太平洋远航，安德斯·斯帕尔曼（Anders Sparrman）参加了第二次远航。在乌普萨拉大学的宿舍里，林奈为学生们画出了蜘蛛网般的全球探险路线，数十年间有19人离开瑞典去远方考察，其中不少人受伤或遇难了。早在1737年，在谈到早期的植物考察旅行者时，林奈曾写道：“上帝啊！当我观察植物学家的命运时，我敢说，他们对植物的忠诚不知该称为理智还是疯狂。”[9]林奈给旅行者的指示表明，他的动机不只是出于科学的好奇。他请探险者们带回有可能在瑞典种植的种子、球茎、植物和树木，以期帮助该国的经济发展。他有时还建议航行去海外的瑞典博物学家将标本偷运回本国。林奈特别主张在瑞典种植茶树和可生产丝绸的桑树，但艰难的远航之旅和恶劣的气候导致他的期望无法实现。在重视植物学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这一点上，林奈是18世纪下半叶（以约瑟夫·班克斯为代表的）博物学家兼企业家的先驱。他的继承人也赞同他对博物学家的谆谆教导：“不应将航海的时光消磨在流言蜚语、闲聊、歌谣、童话、玩笑、娱乐和满足虚荣心方面。”[10]数位博物学家发表了冒险故事和考察记录，而且正如玛丽·路易丝·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说：“旅行和旅行记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了……除了航海家和征服者等开拓人物，以及俘虏和外交官等，开始出现了‘牧草人’的文学形象，这类人温文尔雅，随身携带的只是一个收藏袋、笔记本和一些标本瓶。”[11]
在完成了林奈交付的任务后，肯默生重返医生职业。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在出生地沙蒂隆-莱-东贝（Châtillon-les-Dombes）建造了一座植物园。每年夏天，他都会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植树，有时连续十几天都睡得很少，与羊群做伴，靠面包和奶酪为生。据他的姐夫后来估算，肯默生卖掉了价值五千里弗的财产作为搜集植物的资金。[12]肯默生在植物园和植物标本馆方面的花费经常达到奢侈的程度，这正符合当时法国的风气：自王室到社会大众，对探究植物奥秘具有浓厚的兴趣，植物学书籍广受欢迎，植物学学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植物学研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13]1764年，肯默生移居巴黎，进入了法国植物学界的圈子。两年后，他同布干维尔会面，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向海军大臣提交了一份17页的远航方案之后，肯默生被任命为“皇家植物学博士和博物学家”，加入即将出发的探险队。他打算在鸟类、鱼类、四足动物、哺乳动物和昆虫等方面做出考察报告，搜集植物、矿物、贝壳和化石，并进行地质和气象观测。[14]这是一个雄心勃勃、颇具挑战性的计划。
在出发之前，肯默生收到了夏尔·德·布罗塞（Charles de Brosses）寄来的一本书——《南方大陆远航史》（Histoire des navigations aux Terres Australes），请他阅览并标注不准确之处。[15]可想而知，肯默生对这位太平洋远航权威人士的委托感到受宠若惊，更不要说布罗塞还是伟人布封的朋友。布罗塞强调了自然史艺术家的重要性，他们可以绘制和描画在探索航行中搜集的标本，但令人惊讶的是，布干维尔的探险队没有聘用这类艺术家。肯默生和韦龙一起航行，但未乘坐布干维尔新造的护卫舰布迪斯号，而是乘坐一艘普通的前移民船星辰号。肯默生获得每年两千里弗的可观津贴，比船长的薪资还高。[16]他在1766年12月加入探险队时，带了一位名叫让·巴雷特（Jean Baret）的仆人。星辰号的船长谢尔纳德·德·拉·吉拉德尔斯（Chesnard de la Giraudais）把自己的船舱让给了他，使他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设备和仆人，显示了他对肯默生的尊敬。
在这次远航中，布干维尔被授予两项完全不同的任务。第一项是将有争议的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移交给西班牙——法国称之为“马洛伊内斯群岛”（Malouines），西班牙人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Malvinas）。第二项是进入太平洋，考察位于北美西海岸和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辽阔土地。他被告知，“我们对这些岛屿和大陆的了解非常之少，很有兴趣扩展有关的知识。此外，由于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在这些地方建立殖民地或声称拥有主权，所以进行调查并占有它们是完全符合法国利益的”[17]。还有一项指令有助于解释对肯默生的任命：“考察土壤、树木和主要物产；所有值得注意的都要采集标本和绘制图像，带回法国。”
布迪斯号和星辰号分别从法国出发。布干维尔首先处理将福克兰群岛移交给西班牙的事宜。1767年6月，两艘船在里约热内卢会合。星辰号在南大西洋的航行中经历了暴风雨天气，肯默生一直被晕船折磨，他显然打算写一本航海日志，但在到达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之前就放弃了。不过，他在航行后期作的大量笔记幸存了下来。肯默生毫不掩饰对船上的条件和大部分同伴的不满。他抱怨说，吉拉德尔斯和其他军官将私人贸易的货物装上船，导致无法忍受的拥挤，他们认为“我在船上占据15或20立方英尺是一种原罪，而对那些肆无忌惮的交易者来说，似乎远航的唯一目的就是发财致富”[18]。肯默生的日志和笔记揭示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有时甚至是报复性的心态。在他看来，星辰号的二把手让·路易·卡罗（Jean Louis Caro）是个蠢货，另一位名叫皮埃尔·郎德斯（Pierre Landais）的军官不断地给他制造麻烦。有一次郎德斯还控告外科医生弗朗索瓦·维维兹（François Vivez）试图毒害他。总之，这艘船是“一个地狱般的巢穴，充满了憎恶、违令、不诚实、强盗、残暴和各种乱象”[19]。正如布干维尔航海记录的现代编辑所说，尽管肯默生心怀科学热情，但他显现出了性格中较阴暗的一面。[20]能与肯默生保持良好关系的是安静、和善的天文学家韦龙，还有两位年轻的志愿者：一位是皮埃尔·杜克洛·居约（Pierre Duclos Guyot）（布迪斯号副总指挥的儿子），他在航海的早期阶段帮助肯默生记日志；另一位是查尔斯-费莱克斯-皮埃尔·费舍尔（Charles-Félix-Pierre Fesche）。这两个人的日记里都有肯默生的注释。
布干维尔似乎与肯默生比较友好，除了有一次下令将他禁闭在舱室里一个月。那是在船只离开里约热内卢之前，原因不明。两人有时一起上岸旅行。譬如在普拉特河（Rio de la Plata）地区，他们检验了据称是“巨人”的一副骨架。令人遗憾的是，最后证明它不过是一种四足动物，布干维尔认为可能是猛犸象。在巴塔哥尼亚，布干维尔赞许地记载，博物学家搜集了大量植物。几天后，在麦哲伦海峡，他又写道：“肯默生正在增添他的植物宝藏，每天都能发现新植物。”[21]停留在里约热内卢时，让·巴雷特发现了一种攀缘植物，枝上的红叶丛中绽放着白花。肯默生以指挥官的名字命名了它——三角梅（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又叫勒杜鹃、九重葛）（图7）。他们采集的标本最终被运至法国，尽管那已是在肯默生离世之后。朱西厄在《植物属志》中首次将三角梅公之于世，成为欧洲进口的所有灌木中最受欢迎和最壮美的一种。布干维尔在布迪斯号上为肯默生（和韦龙）提供了住宿空间，但肯默生谢绝了，理由是他有很多藏书、仪器和20多个储藏箱，都放在星辰号上。[22]这是他们两人之间关系总体上良好的标志，但后来在航行中发生的事件表明，肯默生可能是出于其他的动机，试图同布干维尔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肯默生发挥自己的医学技术，每次咨询收取150里弗。他写道，如果留在这个城市工作，不出三年，他就会很富有了。[23]
1768年初，他们的船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穿过麦哲伦海峡。天气很糟糕，大部分时间在暴风雨中行进，偶尔可看见火地岛的半裸土著，令人情绪低落。1月11日，布干维尔这样概括自己的感受：“凄惨的一天，恐怖的夜晚，暴雨，狂风，猛烈的西北风。多么恶劣的天气啊！……在这种可怕的气候环境中无法生存，连四足动物、鸟类和鱼类都不见踪影，只有极少数野蛮人在苟且挣扎，跟我们的接触更增添了他们的不幸。”[24]这批法国人发现英国探险者曾经来过这里。在海峡的北岸，他们捡到了一块印有“Chatham 1766”字样的帆布，还看见一棵树上刻着“1767”的字迹。这些是加特利指挥的燕子号（Swallow）船员们留下的。燕子号是沃利斯率领的海豚号（Dolphin）的僚舰，在环球航行期间，这两艘船分离失联了。鉴于肯默生本人不再撰写私人日志，我们不得不依赖他人的日记来了解他的活动。最具揭示性的是外科医生维维兹的日记，他不喜欢肯默生，并声称，几乎从出发时就怀疑这个植物学家的仆人巴雷特是个女人。维维兹的日记是在航行之后完成的，因此不能被看作事件的即时记录，但似乎可以肯定，至少有些船员确信船上有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带女人远航是违反官方规定的，令有迷信心理的人感到惊恐。维维兹笔下巴雷特的形象是这样的：“身材矮小、丰满，宽臀圆肩，胸部突出，头颅小而圆，雀斑皮肤，嗓音温和而清晰。”肯默生有一条腿不灵便，巴雷特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艰辛劳动帮助他采集植物。正如维维兹所形容的，巴雷特“干起活来像个黑人。在访问普拉特河地区期间，她多次去平原上或两三里格[25]远的山里采集植物，身带一支步枪、一个狩猎袋、夹植物标本的纸张和食物”。在麦哲伦海峡，维维兹写道：“内陆考察工作量加倍了，（她）连续数天在雪、雨和冰地里寻找植物，或沿着海岸搜集贝壳。”[26]
进入太平洋后，船舰先向西北航行，后又向西行进两个月，途经土阿莫土群岛（Tuamotus），但未靠岸。4月即将到来的时候，船员们的体况很差。维维兹在日记中指出，星辰号上“有二十个人确诊患了坏血病，其他船员的身体也很虚弱，精神萎靡。四个月来，只靠咸肉和腐臭的水为生，白兰地限量配给，每天只有一顿饭加点葡萄酒，饼干开始变质。病号餐稀缺，官员们的食品也好不了多少”[27]。谢天谢地，他们在4月初发现了一块凸起的陆地，距离十五英里。布干维尔写道：
下午，我们停了船，准备登陆。整个海岸像是巨大的圆形竞技场，布满深沟和高山。部分土地似乎是耕地，其余是森林。沿着海，在高山脚下有一片低谷，葱茏的树木掩映着星星点点的居所，整个岛屿呈现出迷人的一面。一百多条独木舟，大小各异但都配备托架，向我们划来。有些人登上了我们的船，手里拿着象征和平的树枝，表示友好。[28]
他们登上的是塔希提东海岸的海蒂亚岛（Hitia），这里长期以来被欧洲人视为波利尼西亚的地理和情感中心。碰巧，沃利斯在前一年6月也到过塔希提，但法国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自以为是第一批从欧洲来的访客，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该岛及周围的群岛。布干维尔在此仅停留了九天，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和肯默生对塔希提的感受对后来建立它的浪漫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延续至今，尽管屡受他人挑战。
第二天，他们的船在礁石群中发现了一个缺口，并在海岸附近下锚（这里布满了危险的珊瑚礁，有好几只锚被毁坏了）。土著人再次划着独木舟来跟他们交易。布干维尔在航行记录中描述了一个著名的情节。一位年轻姑娘上了船，走到后甲板上，站在一个舱口（那是给在下面操作起锚机的人透气用的洞）。“那个姑娘漫不经心地将遮盖身体的布脱了下来，仿佛维纳斯向牧羊人弗里吉展示自己，着实有一番仙姿神韵。水手和士兵拼命挤到舱口，争相目睹，起锚机从未摇得像现在这么起劲。”[29]这一逸闻成为有关塔希提的感性印象的缩影，但实际发生的可能并非如此浪漫。他在日记里写的要简短得多：“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乘着独木舟到来，几乎赤身裸体，她用暴露自己的外阴来换取小钉子。”[30]其他人的日记也描述了不同的塔希提女人脱衣挑逗的举止，维维兹的版本跟布干维尔的比较接近。那是在布迪斯号离开该岛那天发生的。赤身裸体的年轻女子们靠近了船边：“布干维尔关闭了其他的舷窗，只打开了右甲板上起锚机对面的两个舷窗，通过舷窗可看见三只独木舟，里面坐着年轻的女人。他扔给她们几颗珍珠，并向她们发出展示性魅力的信号……开起锚机的水手看见她们，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便拼命地推动起锚机，争相挤到舷窗口去近睹。”正如约翰·邓莫尔（John Dunmore）所说，布干维尔可能是将几个不同的事件融合在一起，编织出了“塔希提维纳斯”的迷人故事。[31]
对法国水手和军官之类的人来说，塔希提仿佛是个令人着魔的岛屿。正值丰收的季节，新鲜食物充裕——猪肉、面包果、芭蕉、椰子、香蕉，更有赤身裸体的年轻女人，身上散发着香乳的芬芳，伴着歌声和柔和的笛乐，围聚在陌生人的身旁。布干维尔尤其被这个地方和它的居民深深地迷住了：
在告别之时，我不能不再次地赞美她。大自然赋予了她世上最好的气候，用最诱人的风景装扮她，用丰富的物产充实她，让高大健美的人们居住在这里。她和平地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组成了地球上最幸福美好的社会。立法者和哲学家们，来这里看看你们想象不到的一切吧……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颂扬这个快乐的基西拉岛（Cythera）。[32]这里是真正的乌托邦。[33]
肯默生的塔希提笔记只保存下来几个简短片段，同布干维尔洋洋洒洒的感想相比，他的笔触相对节制。他强调了该岛居民的生育力，并赞扬了它的宁静安谧：“（那里的居民）似乎是由一位年长的酋长统治的，人们对他的尊敬大于恐惧；其次是家族领袖……在他们当中，和平与团结的主导结构从未被打破。”塔希提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不乏技术娴熟的小偷），但肯默生对女性的外表更感兴趣，“她们可与欧洲一流的棕发女郎媲美，只是肤色不那么白。她们有着蓝色或黑色的大眼睛，平整的黑眉，丰满的胸部，可爱的圆胖小手，细长的手臂……神情诱人，而且风骚大胆”。除了脚和腿，“整个身体都是造物主的精心设计”[34]。在航行的后期，肯默生更多地谈到塔希提及其令人心神荡漾的逸闻。
对长老和酋长来说，陌生人来访既存在危险，也带来了好处。法国人并不知道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在十几英里之外的马塔维湾（Matavai Bay），沃利斯的海豚号发起了不公道的海战，用加农炮炸死了当地的许多武士。因而可以理解，岛民们对新来者携带的枪支非常小心，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提出苛刻的交易条件。当布干维尔向酋长摆出十八块石头，示意他需要停留这么多天才能完成食物和饮水补给，酋长将九块石头退给了他。最后，法国人只待了一个星期多一点。[35]
有关肯默生在塔希提的植物学活动，我们没有掌握什么细节，但这次访问暴露了让·巴雷特是女人的真相。布干维尔注意到两艘船上都流传着谣言：“他的身材，他谨慎地从不在任何人面前更衣或行使自然功能，他的嗓音、无胡须的下巴和其他蛛丝马迹，都引起了怀疑。”[36]维维兹的日记是最有趣的版本，尽管鉴于他对肯默生的反感心理，或许并不完全可信。当探险队到达塔希提时，第一个登上船的塔希提人名叫阿胡托鲁（Ahutoru），他后来跟随该探险队去了法国，成为波利尼西亚第一个访问欧洲的人。他坐在星辰号的长凳上，注意到了巴雷特，“立刻向她示意，并清晰地喊道‘亚尼！亚尼！’——当地语言‘女孩’的意思……无须赘言，这就向全体船员证实了她的性别；读者也不难想象，她的主人见状，看上去很不自在”。接着，维维兹十分得意地进入了故事的高潮：第二天，当巴雷特和肯默生一起上岸的时候，她被岛民围了起来。他们大喊“亚尼”，试图把她带走。直到一名军官举枪干预才替她解了围。自此之后，巴雷特总是随身带着两支手枪来自卫，但有一次在新爱尔兰的美拉尼西亚岛（Melanesian Island）考察时似乎忘了带枪，据维维兹记述，“采集植物后，主人将她留在岸上独自搜寻贝壳。在那里沐浴的其他仆人便趁此机会，从她身上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珍贵扇贝。[37]这次‘（身体）检查’是对巴雷特的极大侮辱。从此，她变得比较随便，不再强制自己，也不用衣服把自己包裹得很严了”[38]。
布干维尔应当明了，1689年王室颁布的法令禁止妇女登上国王的船舰。早些时候，在塔希提，当巴雷特被召唤到布干维尔面前时，她编造了一个故事，使得肯默生未因设此骗局而受到任何责难。布干维尔在1768年5月29日的日记中提到，前一天，巴雷特含着眼泪告诉他，她决心要参加环球航行，在船即将从罗什福尔（Rochefort）启航时，她穿着男装出现在肯默生面前，欺骗了他。布干维尔听后对她充满钦佩，决定不惩罚她。他冷淡地补充道，因为“她的这一范例几乎不具有传染性”。真实的故事却有些出入。1762年，20岁出头的珍妮·巴雷特被肯默生家雇为仆人，女主人去世后，巴雷特成了肯默生的情妇。另外一种猜测是，尽管她很年轻，却是一名“草药女”，深谙当地植物的药用价值，这是很有用的知识，可能也有助于解释她与肯默生的关系。1766年12月，珍妮女扮男装，主仆两人一起来到罗什福尔。不管他们的性关系如何，在植物学活动中，对于跛脚的肯默生来说，巴雷特是无价之宝。布干维尔注意到，“在肯默生所有的植物学活动中，巴雷特始终陪伴着他，还背负武器、食物和植物笔记本。由于她表现出的勇气和力量，我们的植物学家赐给她‘驮畜’的头衔”。她并不美貌，“既不丑陋也不漂亮”。但缺乏同情心的维维兹认为她“相当丑陋，毫无吸引力”。其他人对珍妮·巴雷特怀有钦佩之情。布迪斯号上富有的年轻贵族乘客——来自拿骚-西根公国的查尔斯-奥森·德奥林奇（Charles-Othon d’Orange），称赞巴雷特“为投身这样一项大胆的事业，放弃了女性的平静生活。在远航中，她勇于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危险及所有可能的道德指控。我相信，她的这一冒险活动将永载著名妇女的史册”[39]。
布干维尔和维维兹的日记所揭示的珍妮·巴雷特的故事，受到了她的最新传记作家格利尼斯·里德利（Glynis Ridley）的质疑，他认为这两个人都有理由隐瞒真相。里德利辩称，5月29日布干维尔日记描述的巴雷特之忏悔是他后来编造的，目的是掩盖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在新爱尔兰岛的海滩上发生的“极其羞辱”的“身体检查”，实际上是一个丑闻——船上的一帮法国人，或许也包括维维兹本人，强奸了一个毫无防御力的女人。里德利还相信，早在探险队停留在里约热内卢时，布干维尔就已知道肯默生有意隐瞒了巴雷特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他做出了那个奇怪的决定，将肯默生禁闭了一个月。对此，史学家仍然存在许多猜测。在整个航程中，星辰号船长吉拉德尔斯近距离地接触了肯默生和巴雷特，但他的日记遗失了[40]，这阻碍了研究者进一步探究真相。
在此次远航中，塔希提之行是探险队的情绪高涨时期。人们在日记中流露出欣喜若狂的心情，布干维尔宣称这个岛屿属于法国，并命名为“新基西拉岛”（Nouvelle-Cythère），取自爱神阿弗洛狄忒在爱琴海的诞生地基西拉。不可避免的是，余下的航程就相对平淡无奇了，尽管有一些重要的发现。船只从塔希提驶向西方，穿过萨摩亚群岛（Samoan Islands）和新赫布里底斯群岛［New Hebrides，今瓦努阿图（Vanuatu）］，然后驶离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前往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岛。这是自两百年前阿尔瓦罗·德·门达尼亚（Alvaro de Mendaña）探险队发现该群岛以来，欧洲人第一次目睹所罗门群岛，不过，布干维尔没有意识到这一历史性关联。其间登陆的次数很少，肯默生没有足够的机会进行植物学活动。在新赫布里底斯群岛发生的一次冲突中，他指责军官郎德斯将在岛上缴获的武器全部据为己有（返回欧洲后将成为有纪念价值的战利品），而肯默生和其他船员也冒了同样的危险。离开新不列颠岛（New Britain）时，星辰号将珊瑚礁误认为鱼群，几乎触礁失事。肯默生对该事件的描述流露出对负责监测的军官的蔑视，同时也揭示了他当时的注意力所在：
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些有声望的海军军官脸色苍白，不知所措。船长［吉拉德尔斯］是第一个失去理智的人，可以如实地说，是船员们救了军官们，用非航海术语来说，就是船尾控制了船头——假如还有头的话。至于我呢，我当时发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全神贯注地试图搞清楚是否有一大群鱼游过（必须承认，在龙骨下迅速闪过的一片片白色珊瑚的确有点像鱼群），在我意识到之前，危险已经过去了。[41]
在巴达维亚停泊后，探险队驶达法国殖民地法兰西岛［Isle de France，今毛里求斯（Mauritius）］，在那里，布干维尔应该岛总督（或民事主管）皮埃尔·波弗尔（Pierre Poivre）的请求，准许肯默生和巴雷特离开探险队，就此终于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离开塔希提后，肯默生写了一篇文章赞美该岛及其居民，于1769年春天寄到了法国，正值布干维尔完成第一次环航，率船返回罗什福尔。探险队带回了一批藏品，大概是肯默生搜集的植物、鸟、鱼、贝壳“及其他珍稀标本；一些博物学家为了一饱眼福，甚至从巴黎赶到了罗什福尔”[42]。无论科学家们对探险队带回的动植物标本有多大的兴趣，肯默生描述塔希提的文字受到了更广泛的欢迎。他将文章寄给了自己的朋友、法国科学院的天文学家莱弗朗西斯·德·拉兰德（Lefrançais de Lalande），于1769年11月刊登在《法国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上，标题为《新基西拉岛和塔希提后记》（Post-Scriptum sur l’isle de la Nouvelle-Cythère ou Tayti）。有关塔希提的描述并不是首次出现。早在那年夏天就有一篇时事通讯在巴黎发表：《发现的联系：一个命名为新基西拉的岛屿》（Relation de la découverte … d’une isle qu’il a nommé La Nouvelle Cythère）。用现代编辑的话说，“这篇文章对塔希提及其岛民的描述是非常客观的……岛上天堂里充满了人类的牺牲、战争和奴隶制，它的社会秩序是等级森严的，它的政治组织是专制的”[43]。作者没有署名，但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布迪斯号上待过。那个塔希提人阿胡托鲁也对布干维尔和其他人提到了塔希提不大体面的方面，包括杀婴和内战。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跟阿胡托鲁的交流也很困难，但这多少促使布干维尔重新思考自己最初的看法。刚一抵达时，布干维尔描述说：
我感觉仿佛是进了伊甸园，我们穿过一片草地，覆盖着茂盛的果树，纵横交错的小溪流淌，空气凉爽而惬意……那里有许多人，享受着大自然洒落的祝福。我们发现，男人和女人坐在果树的阴凉下，全都对我们做出友好的欢迎姿态……处处洋溢着殷勤好客、轻松愉快的气氛，人们天真无邪、幸福快乐。[44]
在1772年的第二版中，他修改了关于这段航行的观感：“我以前的认识有误。在塔希提，等级是非常森严的，而且专制、不平等。国王和贵族掌握着仆人和奴隶的生杀大权。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对平民有着同样的野蛮特权。”他对这次考察的最终评价是审慎的：“我们在塔希提有良好的收获，也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后果，危险和警告伴随着我们直到最后离开；但我们认为这个国家是朋友，尽管存在所有的这些缺点，我们必须热爱它。”[45]
肯默生乘坐的是星辰号，因而没有机会从阿胡托鲁口中了解更多的真相。在“后记”中，他狂喜地赞颂在塔希提看到的天堂般社会。其中一个典型段落用了诗一般的语言，将塔希提描述为真正的乌托邦，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最美丽的天穹之下，土地肥沃，不需耕种就可收获丰盛的果实；社会由家庭中的父亲统治而不是国王；他们唯祗奉爱神——每一天都是呈献给它的，整个岛都是它的庙宇，每个女人都是它的祭坛，每个男人都是它的牧师”[46]。这个岛屿似乎为让-雅克·卢梭的追随者们提供了所需论据，证明了未被文明恶习玷污的原始社会的优长。紧接着塔希提人阿胡托鲁到达巴黎的消息传开，肯默生的作品瞬间在法国文坛上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塔希提的风情和自由之爱被认为优于法国的社会制约，简朴诚实的岛民风俗比腐败的法国政治生活更受推崇。肯默生并不知道沃利斯此前访问过塔希提，他写道，那个天堂岛屿的纬度和经度是保密的。这无意中透露了欧洲人之间相互竞争的信息。
当上述文章发表时，肯默生正遵照皮埃尔·波弗尔的命令，在遥远的印度洋一带执行官方的科研任务。波弗尔是一位热衷植物学的人，年轻时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东海航行，希望能采集到肉豆蔻和丁香树的幼苗，并移植到法兰西岛。他的这一努力失败了。然而，参加布干维尔的探险队，又有肯默生在同一条船上，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新机会。肯默生的公开任务是报告法兰西岛、波旁岛［（Bourbon Island），今留尼汪岛（Réunion Island）］和马达加斯加的自然资源，尤其关注可能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但同时接受了一个秘密指令，要求他更广泛地撒网，在荷兰人掌控的马鲁古群岛（Moluccas）寻找香料植物，争取将之带到毛里求斯。[47]对肯默生和巴雷特来说，这是繁忙而艰巨的四年。波弗尔派了两位协助他们的绘画者：保罗-菲利普·索冈·德·若西尼（Paul-Philippe Sauguin de Jossigny）和波弗尔的教子皮埃尔·索纳拉特（Pierre Sonnerat）。在星辰号期间，肯默生去法兰西岛和毗邻的波旁岛调查天然物产，这两位助手一起编目和绘制肯默生搜集的标本。1770年，肯默生和若西尼乘船前往马达加斯加，法国人在该岛南岸的多芬堡（Fort Dauphin）建立了一个据点，他们两人冒险深入更远的内陆。正是在那里，作为对多年助手巴雷特的铭谢，肯默生以她命名了一个植物属“巴雷西娅”（Baretia）。[48]肯默生的健康状况限制了某些考察活动，即使如此，他和助手们依然将大量标本带回了法兰西岛，包括“一千多种未知植物，连同天青石和其他珍贵的宝石”。他告诉一位同行，马达加斯加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天然宝库。[49]
1771年，肯默生基本上在波旁岛考察植物，但腾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参加了一个登山队，在历史上首次登上大火山（Le Grand Brûlé）。回到法兰西岛后，肯默生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且由于波弗尔被召回法国，他失去了赞助人。在生平最后一封信中，他悲戚地写道：“植物，我心爱的植物，是我生活的全部慰藉。”[50]1773年3月13日，肯默生去世，年仅45岁。几个星期前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植物学考察旅行。他死前并不知道自己已荣幸地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岛的代理总督承认肯默生是一位能干的植物学家，但对他的为人评价不高，在给巴黎有关部门的报告中说，人们普遍认为肯默生是“一个邪恶之人，最能干出忘恩负义的勾当”[51]。肯默生死后，珍妮·巴雷特在法兰西岛开了一家旅馆，并于1774年跟一位前陆军中士结婚，一同返回法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女性。这位杰出女性在1785年的官方记录中最后一次出现，海军部长签署的一封信中描述她是“一个勇于面对危险和承担工作重任的人”，并奖励给她两百里弗养老金。[52]
肯默生的收藏品命运多舛，似乎经历了一系列的曲折。肯默生向他的赞助人、巴黎植物园的路易·纪尧姆·勒莫尼耶（Louis Guillaume Lemonnier）寄送植物和种子时，曾带着恳求的口吻，“对于那些真正的新发现，请保留我的优先权”，因为“在文坛上，就像在蜂巢里一样，那些懒惰的、无所事事的蜜蜂只依赖辛勤劳作的蜜蜂而生”[53]。一些标本在从巴西和拉普拉塔（La Plata）送回法国的航程中损毁了。肯默生死后，法兰西岛的政府机构和肯默生的遗嘱执行人之间就其收藏的所有权发生了争执。此外，由于标本和肯默生的笔记没有按照顺序保存，所有权更难确定。法兰西岛上的一位医学同事曾一度保管藏品的清单，但据称只是负责保护它免遭损坏和被盗，他建议将整理和编目的任务交给若西尼。然而，若西尼只完成了其中一小部分，便决定将全部收藏（共装了34箱）运到巴黎植物园。布封在植物园执掌大权，从若西尼那里接收了许多依据肯默生的标本绘制的自然史图画。
据估计，送到巴黎的植物中包括3000种欧洲科学界以往未知的新物种。在随后的几年中，肯默生的一些收藏零星偶然地流入了学术界，尽管它们往往没有恰当的归属。布封主要感兴趣的是肯默生关于鸟类的笔记，并在《鸟的历史》（Histoire des Oiseaux）一书中引用了一些，但对其余的收藏品很少注意。索纳拉特的杰出鸟类画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肯默生的收藏，也许比他所承认的要大得多。[54]还有其他类似的散失情况。布封死后，人们在他的阁楼上发现了肯默生的鱼类标本，移交给了自然史部（Cabinet d’Histoire Naturelle）的伯纳德-日尔曼-艾蒂安·拉塞佩德（Bernard-Germain-Etienne Lacépède），他将之收入《鱼类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des poissons）第三卷，获得了应有的承认。朱西厄在1789年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植物属志》，其中收入了肯默生采集的37件植物标本及其特征描述，包括美丽的三角梅。解剖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谈到了自己的惊奇感受：“在严酷的热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个人竟然能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55]然而除此之外，无论是关于参加布干维尔远航还是在法兰西岛上的岁月，没有人全面地记述肯默生的业绩。关于这位植物学家的一生，最为人知的是一些次要的故事——他对塔希提的不明智的颂扬，以及他同珍妮·巴雷特的隐秘关系。相对于他的科学成就来说，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瑕疵。正如约翰·邓莫尔指出的，肯默生的工作领先于参加库克船长太平洋探险的所有博物学家；倘若肯默生的作品得以及时出版，甚至仅在《布干维尔日志》中有所概述，他将在整个科学探险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56]
[1] 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1756—1763）是一场全球冲突，一场“英法之间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斗争”，这场冲突对西班牙帝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欧洲，冲突起因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遗留下来的问题，普鲁士寻求更强大的统治地位。在北美和加勒比海诸岛，英国在与法国和西班牙的长期、大规模争夺殖民地斗争中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欧洲，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因领土争端爆发了战争。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陆军和海军在欧洲和海外作战，而普鲁士则寻求在欧洲扩张领土和巩固其实力。最后以《巴黎条约》的签订告终。——译者注
[2] Robert E. Gallagher ed., Byron's Journal of his Circumnavigation 1764-1766, 1964, p.3.
[3] William T. Stearn, ‘Linnaean Classification, Nomenclature, and Method’, in Wilfrid Blunt, Linnaeus: The Compleat Naturalist, 2004, p.189.
[4] Lisbet Koerner, Linnaeus: Nature and Nation, Harvard, MA, 1999, pp.39-40, 55.
[5] Lisbet Koerner, Linnaeus: Nature and Nation, p.40.
[6] Blunt, Linnaeus, p.121.巴别塔（Tower of Babel），源于《圣经·旧约·创世记》：人类原本说同一种语言。大洪水之后，所有的人都聚集到希纳尔（Shinar)，准备建造一座城市和一座通天高塔，在那里定居。上帝见状，便搞乱了人的语言，使他们不再能互相交流，从而将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居住。——译者注
[7] Nicholas Thomas, Discoveries: The Voyages of Captain Cook, 2003, p.32.
[8] Janet Browne, ‘Botany in the Boudoir and Garden’, Visions of Empire: Voyages, Botany, and Representations of Nature, Cambridge, 1996, p.156.
[9] Blunt, Linnaeus, p.201.(https://www.daowen.com)
[10] Koerner, Linnaeus, p.115.
[11]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1992, p.27.
[12] The petition of François Beau in Etienne Taillemite, ‘Hommage à Bougainville’, i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 Océanistes, Vol. XXIV, No.24 (Dec. 1968), p.38.
[13] Roger L. Williams, Botanophilia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Dordrecht, 2001, esp. pp.102-140.
[14] ‘Sommaire d’observations d’histoire naturelle’, in Etienne Taillemite ed., Bougainville et ses compagnons autour du monde (2 vols, Paris, 1977),Ⅱ, pp.514-522.
[15] Jean-Etienne Martin-Allanic, Bougainville navigateur et les découvertes de son temps, 2 vols, Paris, 1964, Ⅰ, p.500.
[16] Taillemite ed., Bougainville et ses compagnons, Ⅰ, p.87 n.4.
[17] John Dunmore ed. and trans., The Pacific Journal of Louis-Antoine de Bougainville 1767-1768, 2002, p.xlv.
[18] John Dunmore, Storms and Dreams: The Life of Louis de Bougainville, Fairbanks, AK, 2007, p.169.
[19] 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p.xl-xli.
[20] Taillemite ed., Bougainville et ses compagnons, Ⅰ, p.88.
[21] 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p.14, 19.
[22] Martin-Allanic, Bougainville navigateur, Ⅰ, pp.555-556.
[23] Ibid., p.589.
[24] 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30.
[25] 里格，海洋和陆地的古老测量单位。在海上，1里格相当于3.18海里；在陆地上，1里格通常等于3英里。——译者注
[26] 维维兹的日记摘要，见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p.228, 229。
[27] Ibid., p.225.
[28] 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 59.
[29] Lewis [sic] Antoine de Bougainville,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tans. J. R. Forster, 1772, pp.218-219.
[30] 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60.
[31] 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p.60 n.2, 236, 255, 282.
[32] 据希腊神话，诞生于海里的女神阿弗洛狄忒（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在基西拉岛上一只贝壳中现身。——译者注
[33] 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p.72, 74.
[34] 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p.296-297.
[35] 关于在欧洲人到达塔希提时的描述，见Anne Salmond, Aphrodite's Island: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Tahiti, Berkeley, CA, 2010。
[36] 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97.
[37] 意为“他们强奸了巴雷特”（参见下文）。——译者注
[38] 维维兹的日记摘要，见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p.229-230。
[39] 对巴雷特的评价见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p.97, 228, 293。
[40] Glynis Ridley, The Discovery of Jeanne Baret, New York, 2010, esp. chs. 6, 7.
[41] 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304.
[42] L. Davis Hammond ed., News from New Cythera: A Report of Bougainville's Voyage 1766-1769, Minneapolis, MN, 1970, p.26.我之所以说“大概”，是因为笔记上写着“护卫舰上的医师-博物学家”带回了藏品；尽管柯马森是这次探险中唯一的“医师-博物学家”，但他没有乘布迪斯号航行，也没有返回法国。当然，他的许多收藏似乎都是和他一起在毛里求斯下船的。
[43] L. Davis Hammond ed., News from New Cythera: A Report of Bougainville's Voyage 1766-1769, p.45.
[44] Bougainville,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p.228-229.
[45] Bougainville,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p.269, 274.
[46] Taillemite ed., Bougainville et ses compagnons, ‘Post-Scriptum’,Ⅱ pp.506-510.
[47] Madeleine Ly-Tio-Fane, Pierre Sonnerat 1748-1814, Mauritius, 1976, pp.7-9, 54-60.皮埃尔·索纳拉特也是法国探险家和博物学家，是皮埃尔·波弗尔的外甥。——译者注
[48] 这个属名早已消失了，不过，在《珍妮·巴雷特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Jeanne Baret, New York, 2011, p.252）中，格利尼斯·里德利提及曾有人提议以她的名字来命名南美洲的一个新物种：“巴雷西娅白茄”（Solanum baretiae）。
[49] Ly-Tio-Fane, Sonnerat, p.61.
[50] Paul-Antoine Cap, Philibert Commerson, Naturaliste Voyageur, Paris, 1861, p.164.
[51] Taillemite, ‘Hommage’, p.38.
[52] Taillemite ed., Bougainville et ses compagnons, Ⅰ, p.89.
[53] Roger L. Williams, French Botany in the Enlightenment: The Ill-Fated Voyages of La Pérouse and His Rescuers, Dordrecht, 2003, p.11.
[54] 有关对索纳拉特的剽窃指控,见Ly-Tio-Fane, Sonnerat, pp.90-95。
[55] S. Passfield Oliver, The Life of Philibert Commerson, 1909, ed. G. F. Scott, pp.236-267.
[56] Dunmore ed. and trans., Bougainville Journal, p.lx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