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概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长治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以牺盟会的名义，号召全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团结一致，打击日本侵略者。牺盟会要求以村为单位，组织建立地方武装自卫队，规定18～45周岁的青壮年均在征召范围之内。在长治五区区委发动下，1937年10月，关家村成立自卫队。1939年，日本侵略者占领长治县城，并很快控制了以长治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以国民党长治县县长聂士庆为首的顽固派，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建立了国民党长治县党部和特务大队。同年年底，聂士庆参加了阎锡山荣日反共的秋林会议后，加紧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收编长治、长子、高平、屯留等县的特工队，扩充了其反动武装，在荫城、八义一带设据点，疯狂向抗日县、区政府进攻，使大批抗日积极分子惨遭杀害。

关家村自卫队成立以来，并没有和日军正面交锋，只是和日本侵略军的帮凶“拨浪队”交锋过几次。“拨浪队”这支反动武装，在聂士庆这把大伞保护下，由上党19县土匪头子景泰兰、郝云章，国民党长治县党部书记赵祖琴，军统长治组组长郭河清和警察局局长王玲舫等牵头出马，纠集长治、长子、屯留、高平等县的明官暗匪、兵痞赌棍近3000人马而成。他们时而佯装“日军”，时而谎称“国军”，时而又自谓“民团”。老百姓把他们比作乡间货郎叫卖所举的“拨浪鼓”，称其为“拨浪队”。

“拨浪队”借日军威风，四处骚扰，奸淫烧杀，明抢暗窃，搅得全县人民日夜不安，劳苦大众叫苦不迭。民谣说：“提起‘拨浪队’，恨之入骨髓，祸国殃民帮，民族大败类。”

“拨浪队”与日伪狼狈为奸，白天跟随日军清乡扫荡，夜间则又打着日军旗号，甚至假借抗日招牌抢粮抓丁、烧杀淫掠、抽捐要款。百姓稍有怠慢，就惨遭毒打。全县被绑架、投进煤窑、深井里的无辜百姓有70余人。1943年正值大灾荒，日伪“拨浪队”又残害百姓，真是雪上加霜。全县被杀死、烧死、饿死的乡民达3万之多，占到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面对日本侵略军和日伪敌特“拨浪队”的白色恐怖，中共长治县工委、县抗日政府奋起反抗，号召全县一切抗日武装和积极分子同日伪展开激烈斗争。

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关家村自卫队组织工作受到很大限制，时常秘密转入地下，一般行动大都在夜间进行，但村与村之间努力保持秘密联系，相互配合，队员们三三两两结成战斗小组，既保持分散，又随机集中，找准时机与日伪展开激烈斗争。(https://www.daowen.com)

1945年，抗战胜利后，自卫队改名为民兵，其间村级民兵编制以连为单位，李天富成为关家村第一任民兵连长，工作也从地下转到地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村民积极投入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各项工作中。解放战争时期，关家村共有36人参军参战。袁魁则、关仁发、牛根绪、袁聚则四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血洒疆场，后被国家追认为革命烈士。袁憨则、牛根锁、关树根、袁二魁等热血青年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及进军大西南等重大战役中战功赫赫，永载史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兵组织编制多次变更。1955年前，关家村民兵组织机构为“村队部”。1955年后，民兵又分为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两种，生产生活、拥政爱民工作由普通民兵负责。

1958年，中央号召“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为加强组织建设，关家村民兵连进行整组，在原有的基础上，又配备了排长、班长。

1961年，中共中央下发《民兵工作条例》。在长治县人民武装部的部署下，根据《民兵工作条例》精神，关家村民兵连积极贯彻“民兵工作政治、组织、军事三落实”指示，并制定了学习、会议、军事、训练、汇报、考核等多项制度，其中学习主要包括政治、形势、责任、组织纪律等方面。军事、训练包括出操、行军、拼刺刀、射击、掷手榴弹、抬担架、战地救护等多个项目，一年四季，不论是寒冬还是炎夏，每天拂晓训练两小时后再进行生产。在一年一次县人民武装部组织的秋季训练中关家村民兵在刺杀、射击、战地救护等多个项目中，取得优胜，受到县人民武装部的表彰鼓励。

20世纪60年代末，军事训练再次掀起高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生产瘫痪，各级政府受到冲击，正常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关家村民兵连坚持以生产为主，始终保持团结稳定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