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国家身份赋予

法国理论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认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政权统御的国家机器分为两部分：暴力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主要和首要靠暴力发挥作用维持统治秩序，后者主要和首要依靠软性文化手段发挥功能，确保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性。而意识形态在这里“是一种双重的映照：这种镜像复制由意识形态所构成，而它又确保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 ^[7]

上文提过《农奴》与国家政权建构的关系，这部电影文本本身即可视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实践，戏剧化的蒙太奇影像叙事为观众构筑一个社会秩序的“镜像”，如果个人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国家意识形态就完成了它的“询唤”，现实生活中的个体被招募为国家需要的“主体”—新政权建设所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在这里，“藏族”这个民族身份等于“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藏族人民”，那些试图延续旧剥削制度（且不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宗教领袖、农奴主贵族则被排除在藏族之外，“民族”概念在此成功被“阶级”概念所置换。

下面我们按照意识形态批评的范式，对《农奴》的文本做“症候”式阅读。(https://www.daowen.com)

第一个“症候”是宗教。即便秉承无神论，国家意识形态也不敢全然撼动藏族和藏地深厚久远的宗教文化。电影开篇父亲的死亡和强巴的出生即可按照佛教轮回观念解释，但文本不忘为这个情节添上意识形态注脚：旧社会的农奴阶层只有“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苦难轮回，强巴偷吃供果被打的镜头后插入的白度母塑像特写镜头申明—农奴的苦难菩萨不能拯救！在宗教人物的塑造上，联系到开篇直白陈述西藏叛乱的字幕，土登活佛几乎就是影射达赖喇嘛一类的宗教人物形象：他仪表堂堂，在信众中有良好的威仪；他赦免打翻油灯、偷吃供果的少年强巴，深得人心；他收留逃跑的成年强巴将他剃度为僧……而这一切善行背后，是居心险恶妄图维持旧制度的“阶级敌人”。当然，鉴于宗教是藏地文化不能否定和跨越的指标，文本又树立了老活佛这个真正慈善、开明的宗教长者形象，并借他之口颂扬新政权宗教和民族政策的开明。最后，文本借助诸如“东方出了个好大好大的菩萨”等台词，刻意将佛教意向转化为革命意向，尽管这样的努力未必成功。

第二个“症候”是家庭。任何关于个人生活的叙述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对血缘联系和亲密关系的描述，《农奴》在这一点的处理上具有典型的十七年电影革命主义叙事的特色：血缘亲情不是被低估便是缺失，阶级友爱和革命同志情谊成为替代模式。影片的前半部分，强巴因血亲家人惨死成为孤儿后，“喝黑水骨头都是黑的”的铁匠一家成为他的新家人，共同苦难使他们结下深厚的阶级情谊。意识形态的“询唤”和身份的赋予通过以下情节设定发挥作用：作为强巴阶级兄弟的小铁匠参军后成为“金珠玛尼”的一员，作为强巴阶级姐妹的兰朶（当然在通俗叙事的欲望动力学中，她实际上是强巴青梅竹马的恋人）在逃跑跳崖后被“金珠玛米”拯救并接受教育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最终被解放军救下的强巴和兰朶重逢，（替代性的）兄弟姐妹身份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主体位置重合，崭新的革命大家庭被锻造出来，强巴与其他千千万万一样遭遇的藏人一起，被国家意识形态赋予了新的身份—新社会、新生活、新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