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媒介使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学者们对少数民族媒介生活一直比较关注。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大路径：一个路径是以媒介接触为核心，调查乡村的媒介使用情况。例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云南大学新闻系联合开展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益西拉姆的《中国西北地区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等。 ^[2]另一个路径是以大众媒介的传播功能与效果为主题的变迁研究。可以说，云南大学的郭建斌教授是此类研究的先行者，其《独乡电视》主要着墨于电视在少数民族乡村对权力网络的建构作用，之后不少学者纷纷跟进，如从电视与彝族生活关系入手的李春霞博士以及从电视与文化传播角度着眼的周根红博士，等等。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侧重考察大众媒介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美国社会学学者柯克·约翰逊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该研究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分析电视对印度两个村庄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所产生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整体来看，中国学者对该主题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尚失之于全面深刻。首先是媒介形式的不平衡。由于时代的局限，报刊和广播电视的研究浓墨重彩，而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却相对薄弱。其次，不少研究有将西方理论标签化和浅表化的嫌疑与倾向，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周勇教授的《农村受众对乡村媒体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等，以西方理论为参照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的媒介接受过程。同时，此类研究基本遵循以媒介为中心的思维定势，理论假设即大众传播势必带来乡村的现代化，将媒介视为乡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主要动因而非变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