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展传播学

二战结束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获得民族解放与独立，发展成为其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发展传播学应运而生。有学者分析认为：“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大致有两个层次：理论框架研究和实证研究，前者建立基本的理论假设和宏观视角，关注传播对于社会发展是否具有推动作用，以及发生的机制是什么；后者具体考察传播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多表现为专题性的研究，例如性别与传播、健康传播、国际发展传播项目的实施成效、新传播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传播与传统文化、发展传播中的公共参与、乡村地区的传播等。” ^[5]半个多世纪以来，理论框架研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就，但在实证研究方面则不断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等新的传播媒介与技术的出现和大规模普及，给发展中国家和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带来了巨大的变迁，也为发展传播学的演进提供了新鲜的课题。(https://www.daowen.com)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人们普遍简单地认为：国家发展等于现代化，而现代化就等于经济增长。历史证明，这种相对狭隘的理解已经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公民意识的培养与民主制度的建立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一直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早在1976年，传播学学者罗杰斯（E.M. Rogers）就提出了发展传播的“中国模式”（the Chinese Model）。其在《主导范式的消逝》中强调媒介使用、参与、媒介内容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联性，把发展的内涵从技术的、过度物质的、决定主义的维度转向平等的、草根参与的、社区自决的以及内生和外生性结合的方向，进而倡导一种基于社会平等而非经济增长的传播模式。 ^[6]随着对“发展”内涵的理解逐渐从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转向社会公正与群体共享，发展传播学的关注重心也从社会群体逐渐转向个体受众，从自上而下的精英式传播转向了横向平等的草根式交流。1970年代以来的参与式发展传播理论也认为：在发展决策过程中缺乏发展项目所针对的人民的介入，是许多发展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其理论前提为，倘若人们积极地介入到发展项目中，这些项目将会成为相关的、有效的和可持续的。 ^[7]值得肯定的是，这些理论假设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需要足够的田野调查予以验证。至于如上这种转向的力度与效度如何，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民族村落为此提供了鲜活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