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媒介对村民聚合文化的强化
一个村落，其实就是一个人与人构成的共同体。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人们之间需要进行信息的传播。口语传播毫无疑问是大芒东村信息交流最为简单和原始的媒介形式，无论是政治宣传的会议通知还是人际沟通的邀约聚会，面对面告知是傣族村民最基本、最便捷也最通用的方式。1970年代后，大喇叭广播开始进入大芒东村，除了承担播报新闻等政治宣传功能外，它还扮演着召集者的角色。村里有婚丧嫁娶需要邻里帮忙，或是有人家杀猪宰羊希望邀请族人齐分享的时候，大约提前一周村喇叭便广而告之。
手机作为“时空的超越者”和闪电般的通信工具，因其可以在更短的时间、更大的范围内传递信息而自然地成为村民更为高效的召集方式。年轻族人习惯借助手机媒介来邀约聚合，对微信的卷入度尤其深广。2016年2月3日的夜晚，在村民刀雨晗家吃罢晚饭，笔者与主人围坐火塘，主人拿来几条河鱼放到烈焰的火塘上烧烤。随后刀雨晗掏出手机，拍摄了一段烧烤的小视频发到微信朋友圈，说是邀请好友到家来吃烤鱼。这种邀约方式的效果立竿见影，半小时后即宾客盈门，十几个朋友“慕鱼而来”。其实不论烤鱼还是宰羊，一切吃喝玩乐的聚会都可以通过一段小视频唤来一群小伙伴。
手机在传播上的快捷性和时间上的自由性，与村民们随时随地、随心随意的聚会需求高度契合。这一邀约方式很好地诠释了手机媒介对村民时空感甚至真实感的建构作用。手机通过从村民切身的局部环境中提取特定的符号、声响和影像，并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将它们重新编织，以此来再现场景并吸引亲友。除了将亲友吸附至真实情境的在场凝聚，微信小视频同样具备虚拟凝聚的效用。也就是说，即便无法“物理在场”，不能亲身参与到聚会现场，处于千山万水之外的受众亦可脱离地域的阻隔进入微信建构的流动空间，实现精神同在的天涯共此时。当刀雨晗在昆明打工的父亲看到女儿的微信后，仿若身临其境，并随即进行了视频聊天的愉快互动，共享家庭的温馨。刀雨晗告诉笔者：“我爸爸叫我多发点照片和小视频给他看，我们吃火锅、吃烧烤都会拍给他，让他饱饱眼福。上次我弟弟过生日的时候我们还给他现场直播，虽然都是零零碎碎的吃喝玩乐，但我感觉他很开心，很喜欢看。现在有智能手机，真的超级方便。”
微信视频和手机直播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感把割裂的地域串联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大缩小，虚拟的在场弥补了现实的缺席，足不出户亦可参与故土的一切活动，大大强化了族群观念。对于大芒东村56个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满足。正如美国传播学学者约书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 itz）所指出的：“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情境地理学’，媒介愈来愈使我们成为其他地方所举行的演出的直接观众，并使我们参与到不是‘物理在场’的观众之中。” [10]身虽远，心却近了，天涯若比邻。(https://www.daowen.com)
手机媒介不仅为傣族村民信息传播带来了空间和速度上的突破，更是成为傣族村民声音信息系统和视觉信息系统的拓展和延伸。根据调查，大芒东村41.67%的手机用户喜欢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小视频，仅有4.16%的人单纯发表文字。微信视频与生俱来的直观易感迥异于文字语言，不需要严密的逻辑性。小视频更像一种无需学习的“天然之物”，恰好解决了傣族用户汉语表达能力较弱甚至不会打字的困扰，轻轻点击即可表情达意。从美国传播学家罗杰斯（Rogers, E.M.）“创新扩散”的理论角度来看，在微信小视频的流行过程中，总有一些“早期采用者”。这些人往往是村里的青年：他们好奇心强，接受力高，能灵敏地洞察到一些新气象，接受一些新技术，并且具有把这些新气象新技术进行传播的勇气和能力。与此同时，百闻不如一见，影音的结合比单是影或音或文的呈现有着更深广的幅度，融合色彩、声音、影调与情景的交互式再现现实刺激并愉悦着我们的感官 [11]。这种真实感和现场感，更容易引起村民的注意，激发族人赴约的欲望，小视频顺理成章地成为村民成功邀约的新利器。
传媒与社区有着天然的联系。施拉姆（Wilbur Schramm）就认为，传播（communication）和社区（community）有着共同的词源，二者关联密切。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手机微信群正是傣族村民凝聚群体意识、维系本族文化的网络新社区。2015年1月大芒东村建立首个微信群，截至2016年3月共有72名成员，并且都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20岁的陶虹在访谈中告诉笔者，群里聊天内容虽然多是吃吃喝喝和抢发红包，但氛围友好，互动频繁。
从信息的流量和流向来看，群里几乎随时都有人发言，其中约有七八个活跃成员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主动发起并引领话题，同时一半以上的群成员会参与互动，双向交流积极。作为村民现实生活的延伸和重要补充的微信群，建立在村民共同习俗、价值观念和起源信仰的精神纽带之上。这种虚拟社区存在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种族关系，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地理的范围，而扩展和深化到抽象的精神意识领域，属于美国社会学家A. 英格尔斯（A lex Inkeles）在《社会学是什么》中所描述的“精神社区”。作为这种社区的成员，人们更加强调一种精神或文化上的维系力，在这种“想象共同体”中寻找新的归属感与存在感。 [12]因此，当笔者表达想要加入他们微信群的意愿时，陶虹立马表示拒绝：“不行不行，你不能进来，你进来马上会被他们踢出去的。以前也有不是大芒东的人想进来，但才拉进来马上就被踢出去了，只有我们自己村的人能加群，不是我们村的，就不给进。”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傣族村民微信群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村民对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的表达，表明的是基于共同语言、观念、认知等文化及政治要素基础上的“群体认同”。这种民族认同的文化心理不仅在本族微信群的联络内聚中巩固强化，而且在对外来力量的抵抗上具有一定的“拒异性”。维护群体自我同一性（identity）和纯洁性的族群意识在傣族村民中达成共识，甚至形成群体规范，进而影响群体的决策和行为—非我族类，莫入我群。群体目标和群体规范的合意统一，群体感情和群体归属的和谐稳固，群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由此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