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环境风险传播提升绿色发展质量
后工业化社会被称为“风险社会”，无处不在的风险不仅是社会治理的问题，而且是人的生存与关怀的问题、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媒体有着独特的环境监测功能，在风险感知、研判和化解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广义上讲，环境是社会的皮肤，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皮肤的健康关乎我们每个人；从狭义上讲，即便是小到某个城市一条河流的治理、某个村庄出现的重金属污染等具体环境问题，都会因其牵涉面广、利益主体多元、对特定对象影响深远等，增加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容易牵连或者演变为更大的社会问题。
及时识别风险、传递风险信息并助力风险化解，实现社会和谐，是环境风险传播的主要职责，其较高追求是对作为社会皮肤的环境的风险化解，其次是对具体环境问题的风险化解。本文所讲的主要是后者。就具体环境问题的风险感知、预警及处置而言，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在问题出现之前或萌芽状态就被感知到，进而采取措施妥善解决。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疫情防控等相关的环境与健康风险将会长期存在，统筹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构筑卫生健康共同体等是一系列世界性的问题，这也是以环境风险传播提升发展质量应当关注的热点领域。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不是自然中心主义，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建立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基础上对自然的合理利用，是从人类永续发展的角度对如何实现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相互和谐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域下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其实质是发展的问题，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人类社会更好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环境传播最终要为发展服务，为提升绿色发展质量和水平服务。环境风险传播绝不是要搞激进的环保主义，走入生态中心主义的误区，甚至是制造“生态恐怖主义”和“恐惧话语”恫吓公众， [8]而是为了有效阻断、化解环境风险，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更好实现和维护人类社会的利益。
吉登斯将现代社会风险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外部风险—比如，海啸、飓风等自然产生的风险；二是被人类社会制造出来的风险—比如，全球气候变暖等由于人类社会发展所造成的风险，并认为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对自然掌控度的提升，被人类制造出来的风险已经成为最主要的风险来源。 [9](https://www.daowen.com)
其实，纯自然的变化如果不是放在人类发展的视域下，如果不是因其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影响，是不能够称其为灾害的。而很多环境风险、生态灾难其实都有人的参与，甚至可以说是人对自然的不当利用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发生。环境问题从产生到进入公众视野，进而成为舆情热点，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在一定的群体、社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历史地看，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和农耕社会，环境污染和治理的议题很难成为社会的中心议题，只有到了工业社会人类对自然的利用、索取程度极大提高之后，环境问题才逐渐成为社会问题。
1839年，恩格斯在其《乌培河谷的来信》中记述了家乡河流因为工业生产遭受污染的事实。“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徐徐向前蠕动，时而泛起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只是流自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 [10]这说明，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工业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客观存在，在特定区域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但这样的问题并未在当时舆论界引起如今天这般的高度重视，反映出只有当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到一定程度，才会引发社会对该环境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只有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效解决因发展引发的这些环境问题。从这个角度讲，环境与发展的辩证法似乎在预示着，人类社会将永远无法摆脱环境风险，这不是悲观，而是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
环境风险起源于局部或具体事件，但其影响绝不限于某个社区、某个群体，很可能波及全社会。具体事件引发的环境风险很容易变成“风险环境”，会“潜在地影响着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比如生态灾变、核战争等的影响，就涉及整个社会，而且可能延续很长时间。 [11]
环境传播就是要尽可能地提高公众环境风险意识，在安全与风险之间、发展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助力特定环境风险的消除或将其降到可接纳的范围内。如果说风险社会根源在于现代性，环境风险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知识和技术进步对自然改造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造环境的“脆弱性”，增加了人造风险的频次和烈度，那么，从文化和思辨意义上讲，环境风险传播暗含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和反思之义。
现代性的急速扩张不仅改造自然、改造人类的生活环境，也同时在改造我们的心灵。在传统的延续与断裂之间，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是动荡不安的环境安全感。现代性是全球性的，风险也必然是全球性的，现代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只会越来越强。面对客观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的环境风险，防控和化解的办法固然多元，但对于环境传播而言，就是要超越信息控制和封闭主义，推崇多主体多层次的环保参与，强化全社会对于环境的风险感知和协同治理，并基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减少对自然的异化，从特定的维度对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绿色发展、怎样实现绿色发展等问题给出回答。
既然风险社会不可避免，环境风险将与人类长期共存，风险管控、化解就显得尤为重要。环境传播要直面人类社会切实存在的环境风险，在环境风险感知、环境报道的基础上推动风险化解。现阶段，发展仍是解决其他问题的钥匙，环境传播领域风险管控与发展的平衡，就是要推进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可持续发展，以高质量的发展推进环境风险以及其他社会风险的化解。在行动策略与传播主体角色定位上，坚持政府主导、媒体引导、NGO助推、企业担责、公众参与、智库献策， [12]共同服务于人类个体保持生命健康、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