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和谐
人生活在自然之中，也生活在社会之中，幸福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人、自然、社会及人自身之间的和谐。人作为自然界生物的一种，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才能在此基础上谋求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并表现为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 [22]。也就是说，人与自身、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归根结底是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和谐，是社会生产制度、分配机制、文化观念等出了问题。环境传播的基本目标和最终目的，就是要阻止这种异化、扭转这种不和谐、纠正文化及观念上出现的偏差，助力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的和谐。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的通信中经常谈到身体健康与自然环境的问题，认为气候、天气等环境因素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着重要影响。1882年5月8日，64岁的马克思在蒙特卡罗写给燕妮·龙格的信中说，这里“环境非常优美，气候比尼斯甚至比门顿还要好……我遇到了非常好的天气。你从我最近一封信中已经知道，我的胸膜炎算是对付过去了；支气管卡他只能逐渐好起来。其实，空气很快会到处变得干燥和温暖……一句话，到处很快会出现对我有利的天气” [23]。蒙特卡罗是摩洛哥的一座城市，处于地中海之滨，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当时马克思去那里休养，感觉那里的气候很好，有助于自己的健康。
1891年9月2日，71岁的恩格斯在伦敦写给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说，“总的说来，我还是很健康的。不过，每年要有两个来月的时间休息和彻底改变一下环境。海上旅行对我是绝妙的良药” [24]。1894年8月22日，恩格斯在到伊斯特勃恩一星期后写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说，“我很需要这样的环境，有臭氧气味的海洋空气很有效” [25]。当时恩格斯身体不太好，十分需要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和对健康有益的气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1895年1月3日，他在写给路德维希·肖莱马的信中说：“我的健康状况又正常了。不错，我发觉七十四毕竟不是四十七，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饮食等方面放纵自己，对恶劣的气候也不像从前那样易于对付了。但是就我的年龄说，我还是十分健壮的，我还希望看到更多的事情。” [26]
然而遗憾的是，当年8月5日恩格斯便在伦敦去世了，没能够实现他“看到更多的事情”的愿望。相比65岁因病去世的马克思，享年75岁的恩格斯在当时算得上是长寿了，但是患有食管癌的他，对美好环境和健康生活的留恋与向往，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和启示。
或许人在晚年或者身体虚弱的时候，更能体会自然环境对自己生活的重要意义，因而会为此投入更多的情感，花费更多的金钱，也更加敬畏自然。但事实上自然环境有其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它并不会因人的感知和关注而有格外的损益，尽管其价值也需要通过人才能体现出来，或者说只有通过人才能实现其价值从“自在”到“自为”。
当前，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等不仅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造成重大损害，而且对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也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巨大威胁。当此之时，回顾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或许更能体悟其中的深意。而将气候变化、环境问题等影响人类健康的信息及科学知识，向公众传播并促成其态度和行为改变，无疑是环境传播助力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和谐的重要面向，或许也是实现气候传播、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相互融通的可能路径。 [27]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的身心和谐，以及自然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人作为碳元素构成的源于自然也必将归于自然的有机体，当其投入自然的怀抱时会获得美的、舒缓的、惬意的、沉醉的、回到故乡的体验，治愈在社会生活中造成的创伤，“那时候，你的一切无谓的烦恼、对俗世的敌人和他们的阴谋诡计的一切回忆都会消失，并且你会融合在自由的无限精神的自豪意识之中” [28]。
对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恩格斯曾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或者说告诫：虽然人“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 [29]
工业化生产以来的无数历史，特别是现当代工业社会污染与治理的经验教训，已经清楚地表明恩格斯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修正对“人类必定战胜自然”这一信念的盲目自信和对立思维，保持对技术崇拜、工具理性的批判精神，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类的实际需要，将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维持在科学合理的限度之内。
对于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恩格斯讲道：“大自然是宏伟壮观的，为了从历史的运动中脱身休息一下，我总是满心爱慕地奔向大自然。但是我觉得，历史比起大自然来甚至更加宏伟壮观。自然界用了亿万年的时间才产生了具有意识的生物，而现在这些具有意识的生物只用几千年的时间就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这是值得认真观察的景象，而且我过去的全部经历也使我不能把视线从这里移开。但这是使人疲劳的，尤其是当你觉得负有使命促进这一过程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去研究大自然就是大大的休息和松快。归根到底，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 [30]恩格斯所讲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也清楚地表明他对于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自然和历史是辩证统一的，自然有其自身价值，但终究要在社会的视野里才能呈现出意义；自然固然伟大，但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更大的价值，因为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群体可以为了共同的目的努力，而对自然的关注是在处理社会历史事务之外的一种放松。
因此，环境传播的终极关怀应该是认识和把握环境对于人的意义，确切地讲是将人放在自然与社会的维度里去追问和阐释其关系及意义，以达成推动社会进步与保护自然环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也就是去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关系的和谐。
由此看来，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是把握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和谐的科学方法和必由之路。
（本文删减版载于《新闻爱好者》2022年第3期）
【注释】
[1]谢建东，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学院）讲师。
[2]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3]董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2页。
[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5]郭小平、李晓：《环境议题的“能见度”之变与电视话语建构—以央视〈新闻调查〉（2000—2019）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6]黄河、刘琳琳：《论传统主流媒体对环境议题的建构—以〈人民日报〉2003年至2012年的环境报道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0期。
[7]［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霍桂桓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页。
[8]刘涛：《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https://www.daowen.com)
[9]［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22—2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3页。
[1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12]郑保卫、郑权、覃哲：《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我国气候传播的战略定位与行动策略》，《新闻爱好者》，2021年第5期。
[13]［美］罗伯特·考克斯：《假如自然不沉默：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第三版），纪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
[14]郑保卫主编：《从哥本哈根到马德里：中国气候传播研究十年》，燕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1页。
[15]徐明华等：《“有别的他者”：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国家环境形象建构差异—基于Google New s中印雾霾议题呈现的比较视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3期。
[16]［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17]郑保卫：《论气候正义》，《采写编》，2017年第3期。
[18]赵月枝、范松楠：《环境传播理论、实践与反思—全球视角下的环境正义、公众参与和生态文明理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9]朱力、龙永红：《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的凸显与调控》，《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0]郇庆治：《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21]曾繁旭：《环境抗争的扩散效应：以邻避运动为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2]董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9页。
[26]同上书，第347页。
[27]郑保卫：《让气候与健康传播走进千家万户》，在“2018气候与健康传播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https://xw cb.gxu.edu.cn/info/1017/2899.htm。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2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编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0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