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工具与生活方式
若想理解影像中交通工具背后的城市文化空间,我们不能忽视城市空间中个体和群体的故事和命运,而耐心听完人的故事,或许才能更好地理解影像中人、交通工具与城市空间的真正关联。如果说,“只有那些城市的异质者,那些流动者,那些不被城市的法则同化和吞噬的人,才能接近城市的秘密” [29],那么,考察电影中的交通工具如何以其自身的方式组织起人与其他城市主体的流动,则成为我们理解城市空间的另一个层面,即交通工具与城市人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具体而言,人们在影片中围绕交通工具展开了各种类型的生计活动,其背后暗含的是不同群体的阶层差异以及各自的生活方式。
在影片《十七岁的单车》中,作为建构城市空间视觉主体的自行车在一个现代化城市中塑造着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从历史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上海等城市逐渐出现了小规模的民营快递公司,协助处理文件、资料、图纸、贸易单证为主的函件,因此,这样的“传递”只发生在城市一定范围内,从经济成本、路途距离、城市空间的使用出发,“自行车”成为此时快递公司的主要业务工具,成为特定群体谋生的工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行车成为电影《十七岁的单车》中小贵以及像他一样的来自边缘乡村的少年赖以生存的基本工具。在北京一家快递公司打工的小贵,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换取这辆时髦而且价格昂贵的自行车。他每天下班之后都认真擦拭这辆车,甚至在自行车上做了记号,每到那个时候,他的眼中总能闪烁出希望之光。但自行车的丢失敲碎了小贵融入这个城市空间的梦想,有学者从中看到了“新时代骆驼祥子”的影子。 [30]影片由此展开了另一个自行车少年小坚的故事。尽管小坚的身份在理论上属于“北京人”,但他那“两家合一”的家庭背景以及困难的家庭经济状况,使得自己拥有自行车的梦想一次次被延宕,他被逼无奈只能从家里偷了500元钱,从旧货市场买了一辆朝思暮想的自行车—正是小贵丢失的那辆。
对于小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指向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前者那里,自行车是他在大城市谋生的唯一工具和手段,意味着生存和温饱,同时,小贵骑着老板配发的“变速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既表达着触摸大城市时的兴奋和快感,也反映出他想借此摆脱乡村生活的窘困境遇;而在小坚眼中,自行车充当着成年礼的角色,它意味着拥有和挣脱,其中,拥有的是依凭自行车穿透北京的能力,挣脱的是家庭和学校的束缚,在此过程中,男人的品质被逐渐建立起来。 [31]总的来说,将两个不同出身的少年与自行车、城市空间并置起来的真正奥秘就在于,刻画出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在中国城市繁荣的复杂空间现实里的生存状态。(https://www.daowen.com)
出租车作为另一类重要的谋生工具在城市电影中表达着“不确定”“模糊”“偶然”等意义,同时塑造着碎片化的生活方式。电影《李米的猜想》中的女主角李米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驾驶着绿色的出租车在昆明的大街小巷中“流动”,她边开车边向不同的乘客讲述她不断收到某一个人写给她的信。而在李米的车里,前排座后插兜里有一本杂志,杂志里贴满了她男朋友方文的照片,方文已经失踪了四年,但李米一直认为那个给她写信的人就是方文。她相信方文就在城市的某处,因此便选择了开出租车作为自己的职业,就是为了能够一边谋生,一边寻找……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难发现齐美尔所分析的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在那里,经济生活、职业生活节奏和社会生活的节奏之快塑造了大城市中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表面和内心印象的接连不断的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而形成了与小城市和农村的那种感性精神生活节奏比较缓慢和平淡的强烈对照。 [32]面对城市生活呈现出的种种不同,齐美尔认为需要深入理解以货币为重要交流媒介的城市经济生活:“大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迫使生活要遵守时间,要精打细算,要准确,这不仅与它的货币经济和理性主义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也使生活的内容富有色彩,有利于克服那种要由自己来决定生活方式、拒不接受被认为是普普通通千篇一律的外界生活方式的非理性、本能的、主观独断的性格特点和冲动。” [33]他假设柏林钟表指针走得不准,以此想象一大群人风尘仆仆赶来参加经济交流或其他活动而不成的尴尬场面。他想说的是,与小城市和乡村相比,大城市生活的节奏和轨迹的独特之处:一切活动和交往如果不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并按照时间表准时进行,大城市的生活简直是不可想象。 [34]在《李米的猜想》中,城市生活的运行不仅仅依赖于特定的时间表,还通过出租车这样的交通工具,将城市空间与成千上万个小人物的生活连接起来,用以表达现代都市人在精神上的迷失和生活中的压力。就像影片结尾方文那最后的一跃,恰好跌落在李米的出租车上,这种被刻意安排的巧合隐喻着都市人自身命运的苍白和无助,也试图在深层次上表达流动的、转瞬即逝的、不确定的城市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