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

更新于 2026年10月10日 版权声明
(四)社会资本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主要内容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和组织行为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开始关注的一个理论概念,“已成为人类社会试图走出发展困境和探索治理之道的一种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理论解释范式。”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资深教授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第一位在社会学领域对社会资本进行初步分析的学者。他在1980年撰写的学术短文《社会资本随笔》中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39]由此可见,社会资本是一个确定群体的成员所共享的集体财产,这个群体有清楚的边界、相互交换的义务和相互的认可。布迪厄开启了对社会资本研究的先河,此后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由此掀起了一阵社会资本研究的学术风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就因此感叹道:很少有一个科学概念像社会资本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并且聚集了如此众多的追随者。[40]

1990年,美国科学院院士、社会学领域理性选择学派主将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布迪厄的研究基础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41]1992年,美国知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提出了著名的“结构洞”社会资本观。他认为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为网络结构中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一般的熟人,通过他们获取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42]1995年,日裔美籍学者、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社会资本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强调,“所谓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它不仅体现在家庭这种最小、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其他群体也同样体现这种资本”[43]。199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iandro Portes)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加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资源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定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是社会嵌入的结果”[44]。2001年,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杜克大学教授林南从网络资源的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更加全面、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45]。

但是,真正使社会资本理论成为国际学术界讨论焦点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他以社会资本问题为核心,与同事一起对意大利中北部地区跟踪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调查研究。在此项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普特南于1993年完成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代表作品《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普特南也因此书从此享誉西方学术界。之后,普特南又陆续于1995年和1996年出版发表了《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弱和复苏》(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等作品。普特南完成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社会资本概念也因此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普特南在其作品中从自愿群体的参与程度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6]因此,普遍信任、互惠规范与合作参与等公民价值观念是社会资本的基本构成要素。社会资本本质上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主要体现在那些能够把亲戚、朋友、同事、家庭和社区结合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是一种可以推动社会行动和完成任务的重要资源。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关系网络中,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具有多重可解释性的概念。但是,无论哪一种内涵和解释,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总体上还是非常相似的,即普遍信任、互惠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等。普遍信任对于社会资本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在社会结构中,普遍信任水平越高,合作就越广泛充分,就越有利于生产潜力的发挥和扩展,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增长就越快。互惠规范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它通过一系列奖惩机制的构建,形成对社会成员行为的约束,从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有利于推动网络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能够增强社会普遍信任,提高网络群体的信誉,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

2.社会资本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指导

在社会资本理论看来,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结构,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治理主体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坚持以环境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编织多元治理主体间密集而封闭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完善立体化、多元化、高效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与协商合作机制,使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实现高度契合、有机统一,进而达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市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显然,生态文明建设能否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发育水平。

“普遍信任”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心理基础。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精诚合作,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可见,构建一个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是当前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是,多元主体间彼此信任是实现精诚合作的重要基石,只有建立在良好信任关系基础上的合作构想,才能激发多元主体的合作意愿,并转化为现实中的合作行动。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间彼此信任度越高,开展互利合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普遍信任是加强多元主体间沟通与交流,增进多元主体间信息传递与共享,实现多元主体间协同与合作的有效黏合剂。因此,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是影响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关键性因素。只有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形成基于相互信任的“战略联盟”,才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广泛开展互利合作。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作为宝贵社会资本的“普遍信任”,是多元主体开展互动交流,推进战略合作的心理基础,对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而言至关重要。

“互惠规范”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制度化是确立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根本要求。如果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那么完善的法律制度约束则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高效运转、规范运行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就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目前,生态文明建设主体渐趋多元化,由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转变。由于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在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方面存在差异,要实现有效的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就必须通过相关的法律制度来约束和规范各治理主体的行为,促使各治理主体自觉履行自身的环境保护职责。由此可见,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必须高度重视法律制度对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激励、约束和引导作用。法律制度是社会规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特殊社会规范。“互惠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梦想而言必不可少。

“公民参与网络”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重要平台。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构建一个有利于各治理主体有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公民参与网络”就显得尤为迫切。“公民参与网络”,亦称“关系网络”“社会网络”,是由罗伯特·普特南正式提出的概念,并且在他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罗伯特·普特南认为,在一个共同体或社群中,“公民参与网络”越稠密、越封闭,团体成员或社群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就越频繁、越充分,由此产生的成员间彼此信任感就越强烈、越普遍,为实现互利共赢而团结合作的概率也就越大。“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公民参与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能够在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交流、协同合作的桥梁,增进和扩大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为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重要的协作平台。

【注释】

[1]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吴灿新.人类大文明略论[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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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伍瑛.生态文明的内涵与特征[J].生态经济,2000(2).

[5]于立.“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的思考和理论探索[J].城市发展研究,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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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azaryan,G.Markosyan,A.Margaryan,A.“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Ku-ra-Araks River Basin”[C].Zhengzhou,P.R.C.4th International Yellow River Forum,2009(10).

[9]沈清基.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J].城市规划学刊,2013(1).

[10]Magdoff,F.“Harmon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Beyond the Capitalist Alienation of Nature”[J].Monthly Review: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2012(2).

[11]陈军,王小林.我国生态文明区域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2]陈军,王小林.我国生态文明区域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3]陈军,王小林.我国生态文明区域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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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Buchanan J M.“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J].Economica,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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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罗伊·加德纳,姆斯·沃克.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27]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28]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29]高小平.我国政府生态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30]曾广录,李映辉.论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规制的价值逻辑[J].求索,2013(1).

[31]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2]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3]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4]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5]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6]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7]Latour B.Science in Action[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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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包亚明.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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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2]Ronald Burt.Structural Hol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43]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44]A.Porte.“Social Capital: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J].Annu.Rev.Sociology,1998(2).

[45]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6]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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