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网络”贫乏导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遭遇社会基础孱弱
一个人、一个组织或团体，其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其社会资本的存量，而社会资本的存量来自于他（它）的公民参与网络关系。[9]通常而言，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社群成员所拥有的“公民参与网络”越多、规模越大、结构越稠密、制度化程度越高，其社会资本存量就越充裕，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社群成员合作的集体行动的成功率也就越高。由此可见，丰厚的“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源。但是，以政府管制为典型特点的传统单中心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发育构成了现实阻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大包大揽，管得过多过细的问题有所解决，但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还难以撼动，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要以平等身份与政府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由于现阶段我国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到位，导致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经常出现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政府管了一些不该管又管不好的生态环境事务，而该由政府管的却又没有管到位，抑制了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同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惯性，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的残留影响依然存在，政府对于市场的介入依然比较强大，导致企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受到了极大程度的制约。另外，受几千年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我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臣民政治文化，严重制约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导致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不高。
【注释】
[1]李世源，刘伟.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治理困境的政治学思考［J］.天府新论，2007（6）.
[2]亨利·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凡勃伦.企业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我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市场化问题调研报告［N］.中国环境报，2003-02-18.(https://www.daowen.com)
[5]C.格鲁特尔特，T.范·贝斯特纳尔.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M］.黄载曦，杜卓君，黄治康，等译.西南财政大学出版社，2004.
[6]王慧斌，董江爱.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径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2020（1）.
[7]鄂璠.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71.7教师诚信度五年来首超学生［J］.小康，2015（8）.
[8]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