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统一战争为江右商人提供了发展舞台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明初统一战争为江右商人提供了发展舞台

公元1363年,朱元璋在鄱阳湖剿灭了陈友谅,扫除了称霸天下的最大障碍,奠定了一统中国的政治、军事基础。在取得鄱阳湖大战胜利之后,朱元璋紧锣密鼓,布局、谋划统一全国的战争。他以江西为大本营,作为明军重要物资供应和兵源动员基地。从洪武初年(1368)开始,至洪武二十年,先后发兵五六十万人,挺进中原、杀进漠北、西征四川和云南。北伐偏师也是从江西、湖广进军河南、陕西,最终扫平了四方割据,实现了大明的一统天下。

当时,随同明军从江西出发的有三支队伍,一是江西籍的正规军;二是支援前线的随军后勤辎重队伍,运送粮草与物资和各种军需品,保障战争的供给;三是组织采购粮食与生活用品的商人队伍,为战乱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必需品。“洪武元年,明太祖曾命浙江、江西及苏州九府,运粮三百万担供应北伐大军,以后江西每年都要运粮至北方。”[2]除了军粮之外,诸如布匹、纸张、木材、瓷器、金属器械也通过江右商人运往前线,保障战争供给。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大将傅友德、廖永忠分水陆两路进兵四川,讨平明玉珍后裔;洪武十三年(1380),庐陵邓鹤轩以兵部员外郎定居四川广安。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复命傅友德等留江南、江西、湖南、河南四部司兵守之,组织军人家属入滇,实行卫所军户屯田,采取“三分防守,七分屯种”的军屯政策。洪武年间,明朝政府把军屯作为重要军务,朱元璋曾下令曰:“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3]。军屯寓兵于农,使士卒平时耕种,有事便执戈上阵。其有利之处在于,一方面可将军队平时的农业劳动所得充作军粮,以减少民众的军饷负担,另一方面又可以开发边疆,避免土地荒废。

为了解决军队粮食的供给,还招引安徽、山西、江西等省的商人广种粮食,换取盐引。据《明史》记载:“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4]所谓“开中”,实际就是以米换盐的办法。让商人把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运送到前线或边疆,取得盐引;商人凭盐引取得经营食盐的合法资格;江右商人,踊跃为之。为了减少交通成本,缩短运输半径,商人们灵机一动,何不雇人在边疆和前线开荒种地,就地以粮食换盐引?这就是所谓商屯。(https://www.daowen.com)

明初的统一战争中,朱元璋攻城略地,收获颇丰。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守住阵地,稳定疆域,巩固胜利成果。除了军屯保卫边疆外,还有计划地组织边疆移民,开发西部,就是所谓“民屯”。

“军屯”“商屯”“民屯”三屯叠加的态势,构成了明初边境开发建设、振兴农业经济的基本格局。

果然,三屯政策对于开发边疆,发展农业,挽救濒于崩溃的明初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洪武元年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新增耕地857万公顷,元末以来耕地大多撂荒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农村经济面貌为之一新。

作为北伐西征的后勤物资供应基地,作为军屯兵员来源地之一,作为“开中”政策积极参与者的江西盐商,作为随同移民迁徙的江右商人,成为江右商人形成的基本队伍。但这个时候谈江右商帮还为时尚早,因为明朝之初,面临人口锐减、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大量土地抛荒。朱元璋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尽快恢复战争创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推行重本抑末政策。把商人划入庶民范畴。甚至对于商人穿衣戴帽都有严格的限制。《明史·舆服志》记载:“(洪武)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5]皇上亲自发话,规定商人穿什么衣服,不能穿什么衣服,严格对商人衣着进行限制,目的是防止商人因富裕而奢华,招摇过市,炫耀身份,由此误导社会成员舍本趋末,影响农业发展。可见明初的商业环境是极不宽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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