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政策为江右商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元末明初时,隔海的日本国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我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政策,片板不许入海。早期海禁主要对象就是商业,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明永乐年间,虽然海禁政策仍能继续执行,但放开了朝贡贸易。私人从事朝贡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合法途径,“这种贸易形式在永乐至宣德年间臻为鼎盛”[6]。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100多年间,经历了一个时紧时松的多变过程,江右商人也或明或暗通过各种途径携瓷出海,参与沿海商人走私贸易。
永乐年间,朱棣命郑和下西洋。尽管朝野对此有很多猜测,有寻找不见踪影的朱允炆之说,有炫耀大明盛世之说,也有施压外邦“朝贡”之说。但无论怎么猜测,从1405年至1431年,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扩大了明王朝在世界的影响,使朝廷“寡人”知道世界之大、天外有天,特别是通过七下西洋,开辟了100多条航线,促进了中国同东南亚、欧洲乃至非洲东部、澳洲的贸易。同时也为江右商帮提供了用武之地。大量丝绸、棉布、茶叶、瓷器运往海湾国家,换回了大量白银。(https://www.daowen.com)
因为海禁,凸显了江西在商品贸易中的区位优势,便利了江右商的商业活动。
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预示着欧洲中世纪的结束,世界进入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时代。生产、分工、交换开始有了国际的需求。这迫使明王朝在全面海禁的前提下,有限地设置开展朝贡贸易的市舶司,允许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开展朝贡贸易,而且规定宁波市舶司只能接待日本使者,泉州市舶司只许接待琉球使者,限定了进贡的周期、贡船及随行人员的数量;同时,只允许广州市舶司接待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商人。嘉靖元年(1522),由于沿海地区常遭日本倭寇骚扰,朝廷下令关闭了宁波、泉州两个港口,仅留了广州一个港口。这实际上变成了广州一口通商。这样实行的结果,使得南北贸易、对外贸易、货物流通,主要依靠“运河—长江—赣江—北江”这一通道,全长3000多公里,经过北直隶、山东、南直隶、江西、广东等地,江西境内1000多公里,占了三分之一。它与长江交汇,形成水上商道“黄金十字架”。这无疑强化了我国内外贸易对于这条南北运输线的依赖,这不仅使得江西在国内外的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更为江右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有利于江右商人向外拓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江西商业的繁荣。明代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述自己从浙江富春至广东会城的旅途见闻,描绘了沿途商业繁华的景象。自铅山西南至弋阳、贵溪、安仁,达饶州,而“余干之瑞洪塘则民居辐辏,舣舟蚁集,乃东南商贾往来之通道”[7]。隆庆元年(1567),朝廷开放了漳州月港,史称“隆庆开关”。从此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为中外贸易与交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国内商品日趋活跃。江右商人也乘势而动,驰骋江湖,纵横商海,如鱼得水。一时间,鄱阳湖上的吴城、河口、景德镇、樟树镇买卖兴隆,商通四海。“装不尽的吴城,买不尽的汉口”,就是当时鄱阳湖这些商镇繁荣景象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