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苛的户籍、土地政策和人多地少的矛盾把一批江西农民逼上了商道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严苛的户籍、土地政策和人多地少的矛盾把一批江西农民逼上了商道

构成封建经济大厦的主体是自然经济,基本是农业。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自田赋。所谓“赋从田出”。元末的战乱,导致户籍与土地册散失严重,给政府赋税和徭役征收造成极大困难。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比谁都清楚户籍、土地对农民、国家的重要性。明初,朱元璋对户籍、土地制度进行了系列重大改革。洪武元年,朱元璋刚刚宣布定都南京,即派出国子监生等164人,前往江苏、松江等地核实田亩税赋。朝廷先后多次组织全国性的土地勘察丈量。洪武十四年推行里甲制度,管理基层民众。在此基础上,把全国人口按所从事职业,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类,造册登记。以户为单位,每户详列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逐一登记在册。送给户部的一册,封面用黄纸,故称黄册。按规定,黄册10年一造,每册一式4份,分别上报中央户部及省、府、县有关机构。民户务农,并向国家纳农业税、服徭役。与此同时,编制修订“鱼鳞册”掌控全国土地位置图,使赋役的征收具备了确实依据,有效防止产多税少或有产无税的弊端,政府税收有了保证,耕地及税额也有所增长。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赋税收入仅米麦一项,就由洪武十四年的2610万余石,增至3227万余石。鱼鳞图册的编制,对于巩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册户籍制与土地鱼鳞册管理,使人口与税赋,从混沌状态变得清晰明了,一个萝卜一个坑。朝廷的钱袋子开始丰盈了,但它的副产品也如影随形。严格的户籍、土地管理制度,使户籍与农民,农民与税赋清清楚楚。原来人多地少的矛盾从理论层面,变成了现实问题。尤其在江西,元末人口集聚,豪强兼并土地,失地农民骤增。农村剩余劳力凸显,流民问题提上日程,以吉安、抚州、南昌、上饶为最多。一部分流民流往赣南山区,大部分流向湖南、湖北。因为在本省流动,里甲长强迫入籍,分摊税赋。这股流民潮出现与官府组织的移民交汇,与“商屯”纠集,使江西在洪武、永乐年间转移人口200多万。

流民的生活出路,有往外省落脚从事农业开发的,也有相当多的转而经商,从事贩运农产品、本地手工业产品小买卖。南昌文人章潢在《图书编》中讲到了这种情况。他说:由于赋役日渐繁重,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江西很多地区的壮年劳动力大都经营于四方,甚至弃家而不顾。这或许正是江右商帮百分之六十来自贫困家庭、来自失地农民的缘由。“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做老板”,这耳熟能详的俗语,从侧面描绘了江右商帮生活选择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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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做老板

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夺了朱允炆的皇位称帝,改年号为永乐。朱棣是个雄心勃勃、颇有作为的皇帝。登基伊始,他就决定迁都北京。为了建设新都城,朱棣首先下令移民。永乐元年(1403),第一批流放犯人调往北京开荒,紧接着在江南九省迁徙24000户富民落户北京,调集全国10万官兵修建紫禁城。永乐九年(1411),朱棣又下令工部尚书宋礼征民夫16万,疏浚大运河。江右商人每年通过运河漕运粮食达600万担。朱棣还出台特殊政策:允许漕运船主私带农产品、手工业制品到北京、天津等运河沿岸城市销售。运河两边各大城市商品开始活跃,大运河码头嘈杂的叫卖声中,不乏江西方言。

这个时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江右商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江右商人队伍不断扩大。不但把生意做到全国,而且越洋过海,把生意做到东南亚及欧洲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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