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民营政策为江右商人拓展了市场空间
明代前期,已有私人资本进入采矿、冶炼领域。至明代中期,采矿及冶炼业逐步退出官营,从而使私人采矿、冶炼业得到了到快速发展。
由于云南、贵州、四川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吸引着各地的商人来到这里开矿觅利,每省流寓之人闻风而至,各处聚集砂丁人等不下数十万。不少江右商人也乘势进入,从事铜、铁等矿产的开采、冶炼和经营,特别是滇省铜矿,江右商人更是从业者甚多。有的开矿和贸易一起做,“其平常出入,莫不带有货物,故厂民与商贾无异”。或者收买农户、手工业者的原料或半成品,自行设厂加工,生产商品。有的冶炼业达到了相当规模。“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入,九版则缩。”[16]在贵州开矿、冶炼的江右商人也很多,“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17]。有些江右商人还进入到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开采、买卖矿产,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明成化十七年(1481),刑部因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物品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买卖铜铁、聚众开矿,疏请申禁,“江西人不许往四川地方交结夷人”[18]。
有些江右商人也在本地和邻省从事矿业开采冶炼。新城县(今黎川县)饶大俊,经商于福建,于沙县设场开矿冶铁。江西本省铁矿主要位于兴国、长宁(今井冈山市)、上犹三县,本地商人多投资开采。(https://www.daowen.com)
明人沈德府曾谈及明代有三次挖矿高潮:第一次为永乐时期,当时的文渊阁大学士胡广为江西吉水人;第二次在成化时期,内阁首辅彭时,也是江西吉安人;第三次为万历时期,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为张位,也还是江西南昌人。这三次挖矿高潮期都因为他们“惠泽乡人”,而得不到纠正和制止。
综合上述社会背景,我们可以看出:从明代永乐到天顺年间,封建生产力水平经过较快发展,社会商品率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加速商品流通,扩大商品市场,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要。抱团合作,向外发展,在更大范围发现市场,扩大产品营销,也就成为商业活动的必然趋势。于是,江右商帮应运而生。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江右商帮产生后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到明朝中后期,江右商帮已经成为了中国封建商业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