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营商环境的进步,为江右商人奠定了发展基础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经济和营商环境的进步,为江右商人奠定了发展基础

从明太祖洪武到天顺年间,明朝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力有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明成祖朱棣的永乐年间,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包括东北、西北、西南、西藏、青海地区,设立了行政机构,明朝国力达到鼎盛。

首先是农业的发展。明初施行的土地、户籍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农村蓬勃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进步,商品性农业获得了规模性增长,以粮食生产为主、家庭纺织原料为辅的自给自足性质的经营格局被逐渐被打破。粮食种植和保有量大幅提高,从1405年,全国税粮连续三年保持在3100万担左右,每户平均缴纳税粮三石。永乐元年开始,军民屯田收入也走向高峰,达2345万担,加上户纳税粮,全国人均税粮超过100斤。这从当时的粮食消费水平看,是极为罕见的。经济作物在种植中比重大幅提高,商品性农业开始出现。棉花、蚕桑、麻等经济作物种植得到大面积推广,番薯、玉米等农作物传入我国,茶、果、药、烟、颜料、油料等经济作物也不断扩大面积。明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推广经济作物种植。明文规定每五至十亩耕地,必须配种棉、麻、桑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农户加倍配种。江西成为棉花主要产地。朝廷还规定两税中的丝、棉、麻征缴比例。洪武二十六年,江西征绢15477匹。因为经济作物的面积不断扩张,原粮食主产区的长江下游地区不得不挤压粮食种植面积。原来谚语“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万历年间,全国的农产品总量达到696亿斤,水稻单产有的地方达两石(300斤)。

手工业获得快速进步。种植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为明代前中期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原料,江南地区成为官营丝织业中心,棉织业在江西农村也十分普遍。明代初期,景德镇、浮梁制瓷以官窑为主,永乐年后,景德镇制瓷业发展到鼎盛时期,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宣德年间,拥有官窑58座,脱胎、彩釉技术也获得长足发展。民窑也开始逐步成为瓷业主角。在手工业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有的手工业部门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

生产的发展,倒逼商业流通跟进。既为商人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也促使商业经营要素不断完善。那种完全靠单打独斗式的商业方式,无法适应流通交换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全国性市场的开始出现,“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14]。相互合作,抱团发展,更成为商业生产的迫切需要。“商帮”组织形式的经营活动,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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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古代商船

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商业环境逐渐发生重大变化:(https://www.daowen.com)

一是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变化,社会氛围开始由轻商转向重商。原来的“士农工商”排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商”不再排在最后一位。士商相混,亦儒亦商,成为一种趋势。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丘濬说:“今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见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比比而然。”[15]政治家、文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为商业正名,为商人正名。这个时期的营商环境,比起明初朱元璋限制商人穿衣打扮,要宽松得多。

二是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有利于大规模远距离贩运。明成祖疏浚运河,大大提高了运河的通行能力,转运漕粮,流转京城建设物资。据《江西通史》记载,仅1393年,明朝夏秋赋粮2900万担,江西约占10%,达266万担。这些官粮由江右商人漕运至京城,满足朝廷和附近地方的需要。同时,大规模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至隆庆四年(1570),全国开通水陆路程143条,其中南京至全国各地的长途路程就有11条,通过8个方向,组成了四通八达的商道网络。

三是支付手段白银化有利于商品规模化流通。明朝初期,实行的是纸钞和铜钱并用的货币制度,这本来是一件方便交易的好事。但因禁用白银而大量发行纸钞,导致纸钞很快泛滥贬值,白银不可遏止地成为公私交易的主要货币。首先是碎银成了民间交易的货币。其次是官方对赋税的征收改为了白银。明正统元年(1436),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上交朝廷的米麦共400万石,由以前的交纳实物改为了交纳白银,每石米麦折银2钱5分交纳,共计折合100万两白银,上交朝廷承运库,称为“金银花”。赋税由实物改为交银,适应了经济发展要求,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已扩大至全国,“概行于天下”。明朝中期,白银货币化,提高了货币信用,改善了经商支付手段。特别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税赋一律征收银两,简便了征收程序,有利于商品经营活动,客观上推进了商品流通进程。公元1435年,河南南阳知县李桓圭甚至上书朝廷,说治下有很多江右商人放贷生息,引发民间诉讼。要求朝廷命令禁止。更过分的是河南布政使年富,1449年上书,要求政府“尽驱”江西移民,特别是“江右商人”。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因为支付、融资手段的改进,江右商帮在银钱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势力和市场份额,以致使地方官员需要借用朝廷的力量才能规范他们的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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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纤夫

四是减轻税负的政策刺激了商业的发展。洪武、永乐时期,朝廷规定,凡商税三十税一,过取者以违令论。对于地方官私设名目苛征商人者,严惩不贷。洪武七年,彰德府税课司税及细民茶、枣、饮食之物,朱元璋得知后大怒曰:“古谓聚敛之臣甚于盗臣,正此等官吏也。”命将该税课司官吏问罪下狱。此后,明朝政府又多次颁布免税、减税诏令。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下令:“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永乐十年,朱棣下令巡按御史赴各地考察商税征收情况,若发现有数倍增收及将琐碎之物,一概勒税者,治以重罪。朝廷的三令五申,迫使地方官员有所收敛,不敢乱征苛征商税。明初的低税收政策,促进了商品生产的活跃和城镇商业贸易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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