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业广泛,渗透力强
与其他商帮操业相对集中相比,江右商帮操业十分广泛。可以说,几乎所有行业,哪怕是一些细微和偏僻的行业,如堪舆、星象等,都有江右商人经营。这一方面与江右商帮队伍结构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江西的农业、手工业相对发达。因而加工业门类也就很多,这就为江右商帮营销提供了重要前提和基础。这些江右商人卖什么,卖给谁,去哪里卖,都有相当的盲目性。无论经营项目的选择、经营地域的考量,几乎是随机而动,哪样挣钱卖哪样,哪里有市场就奔哪里。有的是亦农亦商,农忙务农,农闲经商。这就决定了江右商人的操业范围十分广泛。清人陈文瑞在《西江竹枝词》中即对江右商的经商原因及经营范围进行了描述:“豫楚滇黔粤陕川,山眠水宿动经年。总因地窄民贫甚,安土虽知不重迁。”
在商品短缺、消费能力低下的封建社会,江右商帮的营销无疑对市场有相当的调节能力。江右商人以所在地区物产为依托,从事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经营活动,几乎掌握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同治《乐平县志》说乐平商民贩卖该地盛产的石炭、石灰、青靛、甘蔗、烧酒等,“往来吴楚市场”。康熙《贵溪县志》载彼地乡民“间有载米粟于饶、徽,鬻楮钱于荆、楚,货竹木于京、淮、越地千里,归之日竞以他郡土产互相赠遗”[30]。嘉庆《东乡县志》则说该县乡民“谋生之方不一,书肆遍天下,而造瓷器于饶州,造纸于铅山尤多……无籍之民,不役纸厂,则贩私盐”[31]。光绪《龙南县志》载,该县生产木材、落花生等物,“民邀以为利,广为贩运”[32]。
为了谋生,江西商人还不讲条件,发挥自己的所长,顺便做起了各种生意。南宋汪肩吾《昌江风土记》称:“浮梁之俗,……人生其间,颖秀者为士,狡猾者为游手,富则为商,巧则为工,盖自县郭达于四境……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湘、吴、越间,为国家利。其余纺丝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尔。”[33]
江右商帮在贵州经营的领域十分广泛。他们很早就在贵州经营矿业,至明代已经形成了规模,入清后依旧兴盛。《黔南识略》记载开州地区多砂厂,“江右之民麇聚而收其利”。可见江右商人在贵州开矿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
江西抚州商帮在贵州兴义地区经营纸业尤为著名。《兴义县志》记载:“至若工商,则有吴绸、粤棉、滇铜、蜀盐、抚帮白纸之名由是兴……又若县城,旧称八大户中有邓、黄、盛、车、王诸氏均来自江西,所谓抚邦……”[34]《兴义府志》所记载《黎峨杂咏》一诗中“行商都入纸槽箐”一句下注:“地出纸佳者,仿佛高丽,谓之夹纸,商皆江西人也。”[35]江右商帮几乎垄断了兴义的纸业。

湖南凤凰古城古街
江西商帮还在贵州从事银钱业,“贷其赢余而厚取其息”,从中攫取巨额利润。道光年间,贵州巡抚贺长龄奏疏称:“川、楚、粤各省穷苦之民,前赴滇、黔租种苗人田地,与之贸易,诱以酒食衣饰,俾入不敷出,乃重利借与银两,将田典质,继而加价作抵,而苗人所与佃种之地,悉归客民、流民。”[36]其中虽未写有江右商帮,但以江西移民数量在各省移民总体数量中的占比,如奏疏中描述的江右商人不会在少数。永绥厅临近贵州东北部,《永绥厅志》记载:“客账多为衡宝、江右客民住市场者放之。制钱八百为挂,月息钱五,至三月不还,辄归息作本计。周岁息凡四转,息过本数倍矣。约苞谷、杂粮熟时折取息钱,或乘其空乏催讨,将田地折算。又有放新谷、放货谷诸名:放新谷则当青黄不接之时,计贷钱若干,秋收还谷若干;货谷则除以布盐什物计贷若干,秋收还谷若干。”苗民常是“往往收获甫毕,盎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37],凡此种种,激化了苗民与客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于乾嘉苗民起义中大爆发,乾嘉苗民起义中苗民打出“逐客民,复故土”的口号,对这种剥削行为奋起反抗。(https://www.daowen.com)
在云南,江右商人操业甚多。道光年间的《昆明县志》描述,“县城凡大商贾者,多江西湖南客”,据民国新纂的《云南通志》记载,“在清中世,外贸易于滇者,最早为江右帮、湖南帮之笔墨庄、瓷器庄”。又说:钴矿“为滇中特产”,质量上乘,是当时景德镇画瓷重要青料。在元、明时期即声名大噪,并且自元朝时一直在开采。主要由宣威人采运至江西景德镇瓷窑销售,直至清末仍很畅销。钴矿是很好的画瓷原料,“凡陶磁器及玻璃之青色颜料均利用之”,主要用来画人和动物的眼睛,因而被称为“珠明料”,在康熙时尤为著名,被称为“康青”。[38]正是因为这些地区大量出产制瓷所用矿石,使得江西商人大量在此聚集,他们中既有行商,也有坐贾,目的只有一个,即将这些原料源源不断运往景德镇制作瓷器以获取利润。
康熙末年,四川“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随逐随聚”[39]。川西的昭觉县乾嘉时,矿厂甚旺,汉人居于斯土者成千万计。
在重庆,江右商人的经营门类众多。清嘉庆年间,全市169个行业中,江右商经营的有40多行。其中大行业69行,江西山货占22行,药材占11行,铁锅2行,布匹2行,麻、油、铜、铅各1行,还有多家钱行。经济实力甲于全城。当时有首民谚说:重庆有“四多”:湖广馆的台子多,江西馆的银子多,福建馆的顶子多,山西馆的轿子多。
江右商帮在湖南的经营几乎遍及全省。清代乾隆年间,江西商人大量进入湖南凤凰城,在该地形成了“江西街”的居住区。江西商人在这里创办了数量多、名气大的商号。如“熊祥昌”“庆丰祥”“裴三星”“周仁顺”“孙森万”等。凤凰城商业街正街与十字街上,80%的商店都为江西商人所有。在郴州的永兴县,12家江西棉商于乾隆三十年(1765)合股成立了“豫章花号”。
论渗透力,江右商帮也是很强的。樟树药帮起初都是长途贩运,将原药运回樟树加工销售,后来不少药商改在省外设立药行,在全国形成庞大的樟树药业网。樟树药商在湖南湘潭开设了多家药行,从业人员多达四五百人;在湖北,仅汉口一地便有10多家樟树药号。到清末,樟树药商开始将业务拓展到更远的地区,在广州、香港设庄从事药业经营。乾隆时,清江县人钱时雍说,该县人主要经营药材行业,经营的地域范围也很广,“贾必以药。楚、粤、滇、黔、吴、越、豫、蜀,凡为药者多清江人也”[40]。建昌帮以擅长传统饮片加工炮制、药材集散交易著称,讲究“行、色、气、味”,尤以谷糠炒制最有特色,其药技流传赣闽40余市县,在台湾省、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及东南亚地区都有影响。

西南苗族风情
不仅如此,江右商帮的触角还深入到缅甸和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关资料显示,明代万历时云南居住的人口一半以上来自江西抚州,曾任澜沧兵备道的王士性言:江右商人的活动,“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州土府,凡僰猡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矣”。有些江右商人甚至干脆在少数民族里定居,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铜仁府志》载:多有来自江西的汉人出入苗民聚居区域,货通有无,“抱布贸丝,游历苗寨,年久便为土著”。云、贵两省今天的少数民族人士中,就有不少是江右商帮的后裔。贵州省原省长王朝文是位优秀的苗族干部,他的祖先就是清朝时的一位江西抚州商人。因到苗寨经商做生意,被一位苗族姑娘看中而招为女婿,并一代一代生息繁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