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本经营,资本分散
江右商人中,大多贫寒出身,具有天然“草根”性。“地狭人多,为农则无田,为商则无资。”由于“家贫服贾”,因而只能“挟小本,收微货”。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谈及江西时便说:“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41]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天下商帮,新安(徽州)与江右(江西)是两大帮,“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意思是,徽商资本雄厚,多富商大贾,而江西商人都是小本买卖,以贫困起家。清江县“横袤不及百里,人繁而地狭,以三代授田法,家均之田不能十亩,且多水患,农恒不给。故清江人多以贾闻,虽诗书宦达者,不贾无以资生”[42]。可见江右商人多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出身,他们迫于生计而经商于他乡,也包括一些家道中落的中产家庭子弟,科举失意者、弃儒从商者,还有一小部分子承父业者。因此,江右商人大多为小本经营,从小买卖开始做起。根据史料记载,在大约1500余名明清江西商人中,有60%以上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他们大都因生计艰窘而弃农经商。
商业经营的基本规律是成本与收入成正比,风险与收益成正比。“本大利大”,“本小利小”。江右商人经商的资本金明显不足。导致经营规模小、积累缓慢、成长空间狭窄。也正因为如此,江右商帮往往很难做大做强。在行业缺乏足够的实力,特别是在同其他商帮中一些大户的竞争中,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资本规模小,很大原因在于融资渠道不畅,资金来源不足。考察江右商帮资本金筹集状况,其资金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同乡、亲友间借贷。也有极少数可以从官府借贷的。借贷双方立有文书,到期归还,还本付息。也有借贷各方,把所筹资金,委托其中一人经商,取得利润后按筹资比例分红,这是最早、最原始的股份合作模式。
二是受雇于大户富室,出卖劳动,既积累资金,也学习一些经商技巧,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开始自立门户,自谋职业。(https://www.daowen.com)
三是具有相对足够的耕地,通过农业劳动的逐步积累,转化成商业资本金,这是一个艰苦又漫长的积累过程。或是家庭成员分工,有人在家务农,有人外出经商,农商互补,积少成多,逐步把生意做大。
四是“小买卖而至大开张”,含辛茹苦,惨淡经营。先小打小闹,逐步积累资本,到赚足了第一桶金,再大张旗鼓,隆重开业。
因此,总体上看,资金分散,小本经营,小打小闹,小商小贾居多,是江右商帮的共同特点。他们一般以贩卖当地土特产品为起点,或者挟技艺经营四方,因而很难赚到大钱,很难发展壮大起来。
而反观晋商则大不一样。一些晋商从运销潞盐起家,资本迅速膨胀,明代后期就出现几十万、几百万的巨商大贾。如太原府的闫家、李家,襄陵县的乔家、高家,他们都从经营盐业开始,积累了雄厚的资本。19世纪初,钱庄票号开始发展,他们把主营业务又投向金融业,挣得盆满钵满。在竞争市场上,表现出大小通吃的气势。江右商帮经营银钱业起步比晋商早,小本经营,资本积累有限,同时缺少经营方式创新,在钱庄、票号迅速发展的风口,没有适时跟进,其原有市场常被徽商、晋商吞噬。明前期,中国市场茶叶主要由江西商人经营。但到了清初,江西传统产茶区的浮梁茶由徽商垄断,福建武夷茶早期都是江右商人主导加工和贸易,到清代中后期,已经操纵在晋商手里,而这一时期活跃在河南的江右商人,至清代,也被晋商挤出了河南市场。
当然,江右商帮虽然“以贩运本地物产取利,以传统加工技艺立身。他们很少经营那些利润高而风险大的商品,然小本经营,资金分散却人数众多,因而形成很大势力”,仍不失为明清时期我国经济领域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商业大军[43],对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