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宫文化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江右行业商帮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万寿宫文化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江右行业商帮

自江右商帮形成以来,在万寿宫文化的熏陶下,经过明清几百年的发展,至清代中期,江右商帮已经成为中国大地一支影响巨大、商绩斐然的劲旅,相继涌现了一批有实力、有影响、有作为的行业龙头。一个行帮就是一个产业辉煌的折射。这是江右商帮崛起的重要标志。

瓷帮 制瓷业是江西发展最早的手工业。景德镇瓷业在宋代就已经高光耀眼。瓷器的烧法与制作、色釉的创作与仿制、瓷雕与彩绘等技术在宋代有大的飞跃,瓷器成为宋代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宋代江西的瓷窑主要分布在饶州的景德镇、吉州庐陵永和镇、抚州南丰白舍镇、虔州的七里镇及江州等地,仅景德镇瓷窑就达300多座。到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制作工艺、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走向巅峰,均超过其他瓷产地,成为全国瓷业中心。《明史》记载,“弘治三十七年,遣官之江西,造内殿醮坛瓷器三万,后添设饶州通判,专司御窑烧造。是时营造最繁,近京及苏州皆有砖厂”。可见当年景德镇瓷在朝廷中的位置。与景德镇瓷业共铸辉煌的是一代又一代江右瓷帮的打拼与坚守,其中不乏瓷商巨子。《明世宗实录》记载,明正统元年(1436),浮梁县瓷商陆子顺,一次到北京就给朝廷瓷器5万余件,明英宗下令将瓷器转给光禄寺充用,并按价付了全部款项。明清时期,瓷器成为江右商人向外销售的主要商品之一。据乾隆《浮梁县志》记载,景德镇瓷器出窑后,都得进行分类挑拣,分为上色、二色、三色、脚货等,据此确定价格高低。所有三色、脚货,基本上在本地出售;而上色图器,上色、二色琢器,都用纸包装桶,以便远运;至于运到附近省份的日用瓷器,则用稻草包扎。在景德镇贩运瓷器的江右商人,又以饶州、南康、抚州、南昌、吉安为多。可以说,凡是有商业的地方,就有景德镇的瓷器;凡是有商人的队伍,就有江右瓷商的身影。万历年间在南海沉没的“南澳1号”,装载了26000余件货物,其中大部分是瓷器。15世纪80年代,菲律宾是各国海上贸易集散地,银币成为世界贸易的硬通货。“马尼拉”大帆船将15吨西班牙银币运抵马尼拉,又载满中国瓷器和丝绸返航。当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陶醉于宫殿里收藏的35098件精美景德镇瓷器时,欧洲王宫贵族都已经感到“囊中羞涩”,但为时已晚。世界上的白银大多被中国的瓷器换走了。美国学者艾维斯研究:从1503年至1790年间,中国从欧洲、日本获得白银达60000余吨,占当时世界白银拥有量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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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瓷

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引得大量流民涌入,形成了“都帮”“徽帮”“杂帮”等不少行帮。至今,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文史记载,在河西走廊商人的马队、驼群中,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里,都装有大量的景德镇瓷器,都闪耀着江右瓷商的智慧和汗水。

茶帮 《宋史·食货志》所载,江南产茶为十州五军,占全国第一。这十州五军中属于江西的有江州(今九江)、饶州(今鄱阳)、信州(今上饶)、洪州(今南昌)、抚州(今抚州市)、筠州(今高安)、袁州(今宜春)及临江、建昌、南康三军,共为10处,占2/3。《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二》更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诸路各州产茶数,江西产463万余斤,约占总数1781万余斤的26%,雄居全国第一,其中以洪州最多,为281万余斤。

明朝废除了宋元时期的茶叶官营制度,官茶、贡茶、商茶并行。江西茶在这个时期并不比唐宋时期有量的优势,但仍然是产茶主要省份。并且相对集中于南昌、九江、饶州、南康、吉安五府。至清末,江西茶叶生产进入鼎盛时期,茶园近百万亩,产量达20多万担,茶帮是紧随茶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商帮群体。

茶道,是江右商帮踏出的重要商道。有学者认为:江右茶商自有茶叶交易即产生。1200多年前,唐德宗开始征收茶税时,江西浮梁县已是商品茶叶大集散地。政府在此征得税额达15万贯以上,占全国总额的3/8。到了明代,江西茶乡遍布,宁红、双井、婺绿、庐山云雾等名品饮誉中外。生产促进流通,江右茶商迅速发展。茶叶市场体系形成,茶商资本不断膨胀,江右茶帮迅速崛起。“南北茶道”见证了江右茶帮的曾经辉煌。江西茶叶从铅山河口镇集聚,经信江进入鄱阳湖,至长江溯汉水北上襄阳,由赊店改陆路,上太原、大同、张家口,穿越戈壁大漠,抵乌兰巴托,直达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莫斯科。这条北向的“万里茶道”,长达5000公里。张九龄奉诏开通大庾岭梅关古道后,江右茶商的货物,又从河口往西,折入赣江,南下大庾岭,过梅关进入广州,直达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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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关古驿道

茶叶这种商品,既适宜大商帮大批量规模销售,也适宜小商帮分散经营,既适宜坐商设茶庄、茶栈,也适宜行商市井叫卖。因而成为以小商小贩为主体的江西商人重要经营行业。清代铅山邹茂章早年就是靠肩挑茶叶走州过府,最后家业日兴,资产200万,成为全县首富。

药帮 自建安七年道教灵宝派祖师葛玄在樟树东南葛皂山采药行医、筑灶炼丹开始,开创了樟树药业先河,历经1800多年,长盛不衰。而且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名称:吴叫药摊,唐谓药墟,宋曰药市,明称码头。“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到樟树不齐”,世人认同。

从樟树镇的药材销售收入看,万历年间,上缴朝廷税银两千余两。推算其年药材交易额在六万两白银之上。到清乾隆时期,由于开通了广州作为对外通商口岸,赣江水道成为联系中原、沟通南北的重要枢纽,樟树滨湖临江,地理位置优越,其全国药材加工集散中心地位迅速形成。樟树药帮与京帮、川帮并驾齐驱,称为全国三大药帮之一。这种繁荣局面持续至清道光初年。“清末江西省各处市镇,除景德镇外,以该县所属之樟树镇为最盛……,其贸易以药材为主,岁额数十万元。”[2]

图示(https://www.daowen.com)

建昌药帮古街

与樟树药帮齐名的还有建昌药帮,都是江右商帮中最有建树、最有影响的药帮。他们以各自专业技术特长称雄。建昌帮以中药饮片炮制和集散经营著称,而樟树帮以经营销售见长。有“樟树的路道,建昌的制炒”之说。除建昌帮、樟树帮外,还有各种坐商行商,不但经营着樟树镇,还把樟树的中药推销到全国城乡。同治《施南府志》卷十载:“商多江西、湖南人。每岁将麻、药材诸山货负载闽粤各地,市花布而归。”嘉庆六年(1801),四川巴县109户牙行中,江右商人占有帖40张,以经营药材为主。在湖南常宁县城,几乎所有的药店都是江右商帮开的,这些店铺资金雄厚,场面阔绰,雇工都在20人以上,流动资金达万两银洋。这些零星片断的文字记录,足见当年江右药帮在全国各地经营的空前盛况。

粮帮 江西是全国有名的粮食产地,种粮历史悠久。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目前世上所知最早的稻谷遗迹,证明早在一万多年前江西人已经开始生产稻米。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水稻生产进一步发展,东晋在京城之外有三大粮仓,其中两大粮仓在江西,即豫章仓和钓矶仓。唐代“庐陵户余二万,有地三百余里,骈山贯江,扼岭之冲……土沃多稼,散粒荆、扬”。稻米能运销荆、扬等州,足见当地产量之多。吉州庐陵米商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既而米价稍贱”,其售米足以直接影响庐陵市场的米价,掌握了米市定价权,成为威慑一方的大粮贾。粮商往往于丰收之际收购粮食,“积米以待踊贵”,从而影响当地的粮价;或者将粮食运往缺粮之地以获取利益。“江西诸郡,昔号富饶,庐陵小邦,尤称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粳稻连云;四十万之输,将舳蔽水。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宋代)“惟本朝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东南者为多。然以今日计,诸路共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

明清时期江西赋粮和漕粮的运输,一般都有江右商人承担。据《江西通史》记载,1393年,明朝夏秋赋粮2900万担,江西约占10%,达266万担,可见江右商人运送赋粮的数量是很大的。除了漕粮、赋粮,江西粮商把剩余粮食贩卖到全国各地。清朝乾隆五十年(1785)九月上谕说:“江西省商贩赴楚,已有(粮船)一千三百余只,米谷有四十万石。”粮食运销路径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由长江而下,至江浙地区。江苏、浙江粮食市场稻米,主要来自江西,有南京“皆湖广、江西上游米粟所汇聚”之说。所谓“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二是由长江出口,经江南转运,由海道至福建。雍正四年(1726)七月十八日谕旨“差将江西谷石,用大船由长江载至镇江,再到苏州一带,用海船载至福建之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秋间西北风起,半月可到”。三是顺章水南运到大庾岭,然后挑运到广东南雄;或由赣州溯贡水到会昌筠门岭、周田坡,然后转运到潮州。四是由九江向东沿昌江运往安徽,所谓“徽州府属山多田少,所出米谷,即丰年亦仅供数月民食,全赖江西、浙江等处贩运接济”。

江右粮帮的贡献,不仅是正常年景下保障市场供给,而且在遭遇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用粮救灾救难,普济众生。康熙四十六年(1707),江苏南北旱灾,米价飞涨。清廷令漕运总督从江西分拨30万担漕米分拨江宁、苏州、松江、常州等六府救灾,并减价平粜。雍正元年(1723),山东旱灾饥荒,朝廷又令江西征20万担漕粮赈济。

木帮 江西植被覆盖率高,森林资源丰富,木竹销售同样历史悠久。“木帮”也是江右商帮中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唐代,各地高山之上有“木客”专门砍伐木材与人进行交易,他们“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3]。吉州也有木材商活动,有商人徐彦威在信州购买木材,再贩卖到苏州、淮南一带,往返一趟,能获钱数十万。明代吉安龙泉(今遂川县)商人所创的计算木材材积“龙泉木码法”,后通行于全国,沿用至民国。

江右木帮不仅把江西木竹推销至省外,也出走边远西部,在云、贵、川经营木材交易。咸丰《兴义府志》载,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木材集散地锦屏,有三个外地来的商帮,江右商人为主,代办官木,并贩运至江南,“数年至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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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码头

清代,在乐安流坑一带,出现了专事经营林木的木帮组织“木纲会”。由“木纲会”垄断经营本地和来自上游招携、金竹一带的林木资源。对内,“木纲会”约定成员守则,就贸易、运输、主顾、撑手、排工等各个环节统一规范,违章即罚。外来木商,必须先经过“木纲会”同意,才能进山伐木、顺水放排。

矿业帮 矿冶业是明代社会重要加工制造业之一,江西采矿和冶铸生产鼎盛,各地开采的矿产种类丰富。饶州、信州、虔州等地的金矿,抚州、饶州、信州和虔州的银矿,信州、虔州和吉州的铜矿,虔州、饶州、信州、袁州、吉州、洪州的铁矿,虔州各地的锡矿,信州和虔州等地的铅矿。铜铁的高产量使得钱币铸造发达,有记载:还在北宋元丰时,饶州永平监岁铸61.5万贯,江州广宁监铸34万贯,两者共铸95.5万贯,占全国506万贯的18.9%。明初,江右商人移民云、贵、川,进入采矿业,使明代在永乐、成化、万历年间分别出现三次挖矿高潮。有人甚至把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所以问世,也归咎于当时中国的矿业大部分操持于江右商帮之手。1923年《读书杂志》发表《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中载:“鄱阳之煤,景德之瓷,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天工开物》之作,非偶然也。”

纸帮 宋代江西造纸业开始繁荣,其造纸材料除传统的麻、桑、藤、楮、苔、麦秸和稻秆外,增加了竹子。江西吉州、抚州、信州等地生产的滑薄纸、茶杉纸和牛舌纸,江州、南康军的布水纸、袁州的藤纸,吉州的竹纸等都成为贡品而闻名天下。到了明代,江西纸业作坊遍及各地,品种繁多,成为全国主产地。特别是铅山的造纸业处于鼎盛时期。特点是槽户多、规模大,民间经营、雇工生产。“楮之所用为构皮,为竹丝,为帘,为百结皮。其构皮出自湖广,竹丝产于福建,帘产于徽州、浙江。自昔皆属吉安、徽州二府商贩,装运本府地方货卖”。纸业发展,大大推动了纸品贸易和市场,也给政府监管提出了新要求。明朝不得不在南昌设立造纸局,后来干脆就把纸局设到了广信府。造纸业发达带动了印刷业的发展,抚州、饶州、吉州等地,都有一批刀法熟练的刻字工人,使江西成为宋代以降印刷业的中心。同时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书肆经营的商人,以抚州人为多。吴嵩梁《东乡风土记》说:东乡之民,谋生之方不一,书肆遍天下。金溪人杨随在四川泸州开设药铺,其从兄同在泸州经营书肆,常年亏折。杨随以自己的药铺让给从兄,而自己经营书肆,待年终结算,书肆盈利比药铺大得多。人们对此非常不解,杨随回答说:“书可资博览,且祖业也。”[4]乾隆三十四年(1769),山东书生李文藻谒选至京师,在北京等候了五个月,闲暇无事,每天逛琉璃厂,看书,消遣,饮酒,喝茶。终于有了重大发现:琉璃厂附近33家书肆和东打磨厂的书肆,除4家为苏州、湖州人开设外,其余全是江西金溪商人开设的。

上述商帮,仅仅是江右商帮中有一定代表性的行帮,此外还有与江西制造业发展相关的织布、造船,银钱业、盐帮等,在江右商帮的队伍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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